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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晚年”的理解，同词典的解释略有差异，不在年纪多少岁以上，而是离归宿比较接近（只要不是夭折，这样理解也不算太离谱吧）；因为人的寿命，古往今来变化不小，并且我认为，晚年不一定是老年。曲学大师吴梅先生的生卒年为1884年—1939年，按今天的标准看，去世时还没到老年，但说其人生之最后阶段（如5年）为晚年，我想是可以的。 最近重读《学林漫录》（三集），书中袁鸿寿《吴瞿安先生二三事》一文，差不多对吴梅先生的晚年做了个简要总结。文中说，1934年起，吴梅几乎“每会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骂”。吴梅为什么如此痛苦，如此颓废呢？文章分析，是有三种压力伤了他的心。第一是他在辛亥革命前后痛恨清廷腐败，而后来南社诸子都各奔前程了，在幻灭之余只得退到教学与研究曲学上来。第二是新文化、新文学运动起来后，他所守住的曲学堡垒也受到冲击而不得不从北京到南京；对于不通阴阳四声、不懂双声叠韵的“浮夸之士”，居然“也作新诗，出集子”，他认为是倒退。第三最使他伤心的事是到了南京，黄季刚先生曾讥讽曲学为小道，甚至耻与擅词曲的人同在中文系当教授，从谩骂发展到动武；排课的人只得把吴的课排在一三五，黄的课排在二四六，使他们彼此不相见面。“黄侃与系主任汪东都是章门弟子，自然瞿安先生处于下风”。此外，抗战初起，中央大学内迁；校方决定，凡不按时到重庆报到者作解聘论。吴梅到后方逾期了，校方便把他解聘。“瞿安先生伤于酒，加上南行途中辛苦，一怒之下就病了”。当时有一位同学是云南大姚人，愿意接吴梅到他家乡去供养。后瞿安先生在大姚去世，家人无一在侧，死后亦无条件奔丧。  然而，对吴梅晚年的这种说法也存在不同意见，特别是对于第三点，吴梅与黄侃的关系，程千帆先生在《学林漫录》（八集）上有一篇回忆老师黄侃的文章，内中专门列了一节《季刚老师和瞿安老师及其他》，认为上述“季刚老师和瞿安老师的关系以及瞿安老师生前死后的一些事迹”“都非'实录’”，并对此进行了辨正。首先，说两位老师纵无深交，也绝无恶感。如果季刚老师耻与擅长词曲的人同当教授，那么这种不愉快的事早在北京大学就该发生了。并且说，当年自己正在金陵大学读书，记得只有一次，两位老师发生了一点口角，也不过是醉后失态，绝不涉及学术问题，当时既未动武，事后也并无芥蒂。至于把课排在不同时间，是因在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同时任教的老师，为了使两校学生能够把课程都学到，尽可能地把授课时间错开。再说吴梅和汪东的关系，汪先生和瞿安老师是同乡，很早就是朋友，而且都是学者，各尊所闻，传道授业，没什么上风下风之可言。（但《瞿安日记》有“盖旭初与季刚，同为太炎门人，吾虽同乡，不及同门之谊，万事皆袒护季刚”语） 程先生文中还说，当年内迁各校虽有不按时报到者作解聘论规定，但如瞿安先生这样有声望的教授，校长罗家伦是不敢这样对待的；何况系主任胡小石又是瞿安先生多年的同事和朋友。中大西迁之后，校、系负责人和中文系全体同学都曾经敦请吴梅到校，但老师因病，一一辞谢。 不过，黄侃、吴梅关系紧张，两度失和该是事实。此事不仅传闻于学界及一些见闻者回忆中，就两人的日记里也都有相关记录，我们不必为尊者讳。据郑志良《吴梅与黄侃失和事实考论》，吴、黄首次冲突发生于1933年，两人的日记中都有记载，但详略不同。吴梅这一天的日记记载：“午后访刘三，留晚饭。又赴万全，应毕业生之召。余已醉，遂与季刚破口，思之可笑，两生送归。”黄侃的日记中也有记载：“晡，旭初来，同出至老万全，应毕业生之请，照相，吃饭。酒阑，吴梅至，已被酒，复饮。席散，予方慰荐其子有狂疾未愈，令善排遣；不意梅误以为论文，说自云散文第一，骈文亦第一，种种谬语。至是，予乃知其挟有成见，与予寻衅耳，遂不得不起应之，径欲批其颊矣!”两人第二次冲突发生在1934年，黄侃日记载：“酒半，摆子忽伪醉，以语侵人，正言呵之。跑哥在侧，几欲佐斗，闻言而止。”语焉不详，参看吴梅日记：“入座后，余与翔冬、小石就东席，二刘及季刚在西席，始而尚好。继而季刚嘱高生名文拉余至西席，余雅不欲拂其意，即就西席劝一卮，即返座，渠即破口大骂，喧呶不可辨，惟有一语云'天下安有吴梅'，于时小石即欲揎拳起，余捺之坐。”两人记载略有不同，黄侃日记中的“摆子”盖指吴梅。
下面再引述两篇文章的有关内容，可参看。 沈卫威《新旧交织的文学空间——以中央大学（1928―1937）为中心实证考察》：1933年6月之前，黄侃、吴梅关系尚好，并有多次的“禊社”联句和酒聚。1933年6月3日在应毕业生之请的酒会上，两人酒后失态，由讥讽到动手打架；6月6日，吴梅托汪东带书信来谢罪，黄侃拒受，并回信“不再与之共饮”。1934年11月4日，金陵大学研究班学生宴请老师，席中吴梅遭黄侃“破口大骂”，和“天下安有吴梅”羞辱，使得胡小石揎拳而起，欲打抱不平；事后胡小石仍表示与黄侃“须有一决斗也”。 谷曙光《家常细语、心灵景观与学人志业——日常生活史视域下的吴梅日记》：吴梅与黄侃，关系向不恰，更两度失和。其实，他们是北大的老同事。吴梅在日记中大谈黄侃之“种种劣迹”，可知吴之对黄，确深有意见。日记记录了吴梅与黄侃的两度冲突，如与黄氏日记对读，认识当更全面。其实，吴梅自身亦大有问题，他喜饮酒，而酒后，时而使酒骂座。他在日记中曾有反思，自谓“酒德不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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