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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经商有学问 经商，新旧商业都讲究经济效益，这是商业工作本身的职能所决定的，只不过在本质上有根本的区别。旧社会的商业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的，资本家经营的目的是为赚钱。他们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既为产业资本家实现剩余价值、参与剩余价值的瓜分,而且还采取欺诈手段剥削和掠夺广大消费者。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业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它的利益和人民利益是一致的,它的一切经营活动都是以发展生产、满足消费者需要为出发点，其经营中取得的合理利润，还上缴给国家用于社会主义建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特别是有时为了支持生产、保障人民生活的需要，对某些商品还赔钱经营，其亏损额由国家补贴，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策性亏损”。但新旧商业在经营活动中还有个共性，就是要把买卖做活、生意做大，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都在研究经商之法、理财之道。有人认为，做生意无非是一买一卖，一进一出，没有什么学问可讲，没有什么技术可学。其实，真正把生意做好，学问很深，技术很多。商业中的各行各业，每个行业中的各个环节，经营起来都大有学问和技术。就是同一行业、同一店铺，有的生意做得活，经济效益好;有的买卖做的死，甚至亏损倒闭。 在我国几千年来的商业中，许多富商大贾之所以能获得较好的利润，就是具备经商得法、理财有道的本领。比如，春秋时代有个善于经商的范蠡,就是他在吴、越相争中帮助越王勾践灭掉吴国之后，弃官不做，而“乘扁舟，浮于江湖”，做起买卖来了。他为了隐瞒自己的身分，几次变易姓名，到齐国时化名鸱夷子皮，到陶(今山东省定陶县)时化名为朱公，因此后人称他为陶朱公。《史记·货殖列传》中说，范蠡在定陶十九年中发了三次大财，即所谓“三致千金”。史记作者司马迁还介绍了范蠡经商致富的要旨:“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定陶在春秋末期，北接燕、赵，东通齐、鲁，西达秦、晋，南连韩、楚，是一个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在这里经商，产地接近销地，货物流向合理，运输方便，耗费较省。拿现在的说法，就是按照商品自然流向组织商品流通，环节少、费用低、盈利多，这在今天仍有学习借鉴之处。还有一个叫端木赐的人，也就是孔子的学生子贡，他做买卖的本领也很大。相传，他经常“结驷连骑”(即带着成队的车马)，周游各地经商，与各国诸侯“分庭抗礼”。孔夫子称赞他“臆则屡中”，意思是说子贡做生意的诀窍是能预见行情涨落。以上两则故事就是在旧社会商店门脸上经常书写的“陶朱事业，端木生涯”的来历。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叶，还有个善于经商的名人叫白圭(魏文侯时代人)，他把自己做生意的经验总结为“智、勇、仁、强”四个字。“智”，就是通权达变，有灵活性;“勇”，就是掌握时机，当机立断;“仁”是人取我与，人弃我取，有远大的眼光;“强”，就是耐心守时，不轻易妄动。当然，白圭总结的这一套经商术，无非是把他贱买贵卖、唯利是图美化一番而已。但今天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国营商业、集体商业和个体商户来说，如何搞好市场预测，摸清工农业生产情况和群众生活需要，及时组织适销对路的商品，扩大购销业务，增加企业盈利，确有不少可取之处。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是说明每个行业都有学问、都有技术。商业、服务业既是一行，经营起来就有学问、有技术。就以卖货为例:营业员如何把账算得既快又准，就得研究点数学;如何使柜台上的一问一答让顾客感到谦和有礼，说话亲切入耳，就得懂得一点语言学;根据不同顾客的爱好，当好参谋介绍商品，就得学一点心理学;如何恰当地、实事求是介绍商品，就得懂得商品学;要正确处理柜台服务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就得学点哲学;为顾客修理商品、介绍养护知识，还要熟悉一些自然科学。再如，理发师给顾客理个好发型、缝纫师为顾客裁缝一件式样新颖的服装，就得懂点美学;摄影师为顾客拍照洗印一张层次分明的照片，就要学点光学和化学;厨师要为不同顾客制作一些可口的菜肴，需要掌握烹饪学、懂得点营养学。千百年来的事实证明，经商和别的行业不同，情况复杂、变化较快，经营中必须不断改变方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因为，商业工作一头联系生产，一头联系消费，供需情况不尽相同，山区和平原不一样，粮产区和经济作物区不一样，城市工矿区又和中小集镇不一样，加上工业产品的不断更新，消费结构的不断变化，要做好买卖就得学点政治经济学，经常研究市场动向，探讨商品供求规律。有条古老的谚语说:“十年读书成秀才，十年学不会做买卖”。正是说明真正做好生意，谈起容易，做起很难。因此，学做生意的同志，必须头脑清楚，经营灵活，老办法要继承，新办法要创新，买卖才能越做越大，生意方能越做越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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