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聪甫：谈《脾胃论》中火与元气的问题

我想就《脾胃论》中有关“火与元气”这个至今还有争议的问题，谈谈个人看法，

一 、“脾胃学说”的来源

“脾胃学说”倡始于李东垣。东坦生活在兵连祸结、疾病流行的金元时代七十年中。他观察到当时人民所患疾病，多由朝饥暮饱，饮食劳倦所伤，而目睹一般“时医”多以陷胸汤丸，大小承气，茵陈蒿汤等治伤寒之方治之，病人胃气亏乏，又受药伤，因而误死者不少。从《内外伤辨惑论》中记载：“壬辰改元，京师（今河南开封）戒严，追三月下旬，受敌者凡半月。解围之后，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而不绝。”东垣认为，人在围城中，饮食不节，劳役所伤，由于饥饱失时，起居失常，寒温失所，胃气亏乏已久， 一旦饱食太过，而又调治失宜，感而伤人。

东垣回顾了过去，远在贞祐、兴定（金宣宗年号即1213-1220年）间，例如东平、太原、风翔等地解围之后，因病而死亡的无不相似。当时东垣住在大梁（即汴京），凡所亲见，多是诊断上的错误，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脾胃论》一书，进一步阐发“人以脾胃中元气为本”的论据，创立了“脾胃学说”，为后世医家所宗。

二 、脾为后天之本的理论依据

1、脾胃的病理生理

东垣对于脾胃病理的研究，是从临证实践总结出来的。东坦当时碰到的具体问题： 一是兵燹频仍，饮食、寒温失节，劳役、恐惧、流离失所所造成的人民生活疾苦；二是时医的药误，使用治伤寒方药如陷胸、承气、巴豆、牵牛等治疗内伤，以致重伤胃气；三是东垣自己患脾胃久衰之证，有了亲身体验，因而深切注意到脾胃病的发病机理。

东埋“脾胃学说”的主要文献是《脾胃论》,全面地论证脾胃受病的病因、病机、诊断、治疗和方药。羽翼《脾胃论》的著作，以《内外伤辨惑论》为最详尽。

现在，依据这两部书为中心，参证东垣有关著作进行综合分析，归纳为：脾胃虚实传变、脾胃的盛衰、胃气下溜五气皆 乱、脾胃之气不足诸病所由生四个部分来阐述。

（1）脾胃虚实传变

六膀（胃、胆、小肠、大肠、膀胱、三焦）“传化物而不藏”，承受五脏（脾、肺、心、肝、肾）的浊气输泄于体外。脏者藏也，“藏精气而不泻”。如“肺朝百脉”、“心主身之血脉”、“脾为营之本”、“肝藏血”、“肾藏精”等等。五脏六腑的虚实传变，必得胃气才能流通灌溉。东垣认为“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因为元气是赖胃气以资生的，胃气的源泉在于水谷的禀受。“人之所受气者谷也，谷之所注者胃也”。“人以胃气为本”。胃气旺，因而元气也就旺起来。元气包括宗气、营气和卫气。

“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贯心肺而行呼吸”；

“营气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而为血，以营四末，内注五脏六腑”；

“卫气出其悍气之慓疾，行于四末、分肉、皮肤之间而不休。”

由此可知，脾胃虽同属“仓康”的器官，而主体在胃。胃气旺盛与否，关系到脾气的盛衰，宗气的强弱，营卫运行的畅阻。因为胃纳脾输，决定机体生理功能的运动和发展。饮食摄取后，对于消化、吸收、化合和分解的脾胃虚实传变的生理过程，《素问·经脉别论》指出：

“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

“食入于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浊气归心，淫精于脉；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

认为水谷的精气（营养分）灌溉五脏六腑，运输四肢百骸，都须赖胃中元气以行。如果胃气之本虚弱，加上饮食自倍，主虚客实，胃中元气受伤，脾就无所禀受，失去其“为胃以行其津液”的作用，又何能“散精于肝”和“上归于肺”？本来饮食入 胃，“阳气上行津液与气”，“阳气”即“脾阳之气”。散于肝，入于心，贯于肺，充实皮肤，流于百脉，都是脾禀气于胃而营运气血的生理活动。无论“散肝”、“归心”和“输肺”，都需要通过“输精于脾”的生理功能。虽然“食气入胃”一节不及论脾，乃概括脾胃而言。因为饮食入胃以后，先得脾气的运化，才能变化精微，散肝、归心，溢肺以朝百脉，滋养全身，不断地推动机体内的新陈代谢

如果饮食失节，寒温不适，脾胃受伤；再因“七情”所伤，损害元气，谷气下流，阴火乘虚上犯脾胃。“火与元气不两立”，阴火胜则元气负，灼肺则气高而喘，扰心则身热而烦，头痛、口渴，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无阳以护营卫，与外感风寒之证似同实异。如果认为外感有余之证而用解表发汗，重虚其表，必致亡阳于外。东垣主张以辛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首立补中益气汤，即甘温除热法。

补中益气汤：黄芪（病甚、热甚者）一钱，人参、炙甘草各五分，以上三味除烦热之要药也；当归身、陈皮、白术、柴胡、升麻各三分，上药都作一服，水二盏，煎至一盏，量气弱气盛，临病斟酌水盏大小，去渣，食远稍热服。

东垣《立方本指》：“夫脾胃虚者，因饮食劳倦，心火亢甚，而乘其脾气，其次肺气受邪，须用黄芪最多，人参、甘草次之。 脾胃一虚，肺气先绝，故用黄芪以益皮肤而固腠理，不令自汗；损其元气，上喘气短，人参以补之，心火乘脾，须炙甘草之甘，以泻火热，而补脾胃中元气。若脾胃急痛并太虚，腹中急缩者，宜多用之。《经》云：'急者缓之。’白术苦甘温，除胃中热，利腰脐间血。胃中清气在下，必加升麻、柴胡以引之，引黄蓍、甘草甘温之气味上升，能补胃气之散解而实其表，又缓带脉之缩急。二味苦平，味之薄者，阴中之阳，引清气上升也。气乱于胸中，为清浊相干，用去白陈皮以理之，又能助阳气上升，以 散滞气，助诸甘辛为用。脾胃气虚，不能升浮，为阴火伤其生发之气，营血大号，营气不营，阴火炽盛，是血中伏火日渐煎熬，血气日减，血减则心无所养，致使心乱而烦，病名曰'悗’。悗者，心惑而烦闷不安也，故加辛甘微温之剂生阳气，阳生则阴长。或曰，甘温何能生血？曰，仲景之法，血虚以人参补之，阳旺则能生阴血，更以当归和之。”

至于《四时用药加减法》中药味和方剂，都是以补中益气汤为中心，根据辨证原则加减运用和临证化裁的。

如脉象洪缓而弦，肢节烦痛，身体沉重，口不知味，不思饮食，心烦不安，小便清利而数，或口渴溲频，或大便涩带，或便后脓血，胸满短气，咽膈不利，痰嗽稠粘，口中唾沫，食入反出，耳鸣耳闭，目中流火，视物昏花，热壅头目，不能安卧，或嗜卧无力等等。因于湿困脾机，谷气下流，反映湿盛与脾虚的矛盾。据症状表现，湿邪是主要的矛盾方面。当变补中益气为调中益气，白术易苍术以渗湿，当归易木香以调气，是“从阴引阳”之法，关键在于渗湿，湿化则中调，脾阳自能升浮而诸症可解。

调中益气汤：黄芪一钱、人参、甘草苍术各五分，柴胡、陈皮、升麻各三分，木香二分。

如在夏月劳倦伤暑，表现精神短少，四肢困倦，无力动作，胸满气促，身热烦渴，小便黄而数，大便溏而频，自汗体重，不思饮食，脉象洪大而缓等“暑伤元气”之证，反映暑邪与元气的矛盾。据症状表现，暑邪是标，元气是本，急则治标，暑邪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当变补中益气为清暑益气，白术苍术并用，运脾兼以渗湿，柴胡易葛根鼓舞胃气上行津液，加泽泻以除湿，加青皮、六曲以助运化，加麦冬、五味甘酸微寒，泄阴火以滋肺之化源，少佐黄柏助麦冬以泄阴火，助苍术以清暑湿。暑湿清，阴火降，脾胃中的元气自然得到舒伸。

清暑益气汤：黄蓍、苍术、葛根各一钱，人参、泽泻、六曲、陈皮、白术各五分，麦冬、当归身、炙甘草各三分，青皮、黄柏、升麻各二分，五味子九粒。

按以上三方，是东坦《脾胃论》中的代表方剂；反映了“益元气、泻阴火”的治疗规律，至于其他方剂如升阳益胃汤、升阳散火汤、升阳除湿汤、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黄芪人参汤，以及其他有关方剂等，都是本着以上三方特别是从补中益气汤化裁而组成的。明清医家，对东垣诸方，虽各有不同看法，但我认为全在于临诊时的正确运用。

（2）脾胃的盛衰

东坦《脾胃盛衰论》中指出：“胃中元气盛，则能食而不伤，过时而不饥；脾胃俱旺，则能食而肥；脾胃俱虚，则不能食而瘦，或少食而肥，虽肥而四肢不举。”

大抵脾胃俱旺的人，形体健康，肌肉组织内的营养需要供给充足，当然能食而肥胖，这样的肥胖是肌肉发达结实。脾胃俱虚，不能吸收足够营养的人，谷气不盛，自然会赢瘦的。还有一种不能食而肥胖的人，虽然形体肥胖，而四肢无力，动则 短气不足以息，这是病态，不是健康的体质。东垣认为脾胃胜衰的关键在于充实元气。他引证了《内经》有关论述，阐明病从脾胃所生的道理。东垣引证“阴精所奉”和“阳精所降”的理论阐述脾胃元气的盛衰问题，认为脾胃和则谷气上升，和调五脏，洒陈六腑，内濡血脉，外溉肌肤，其人多寿；反之，谷气下流，经络脏腑得不到滋养，气血渐衰，抗御外邪的能力减弱，其人多病，甚至影响寿命的延续。

饮食有节，肠胃调和，不断吸收营养，化为精、血、津、液，通过心、肺上输于脑，产生熏肤（温暖肤腠）、充身（强壮肌肉）、泽毛（润泽皮毛）。如果饮食失节，朝饥暮饱，胃气遭受乖错，则代谢功能紊乱或减弱。

凡是有“形气俱虚”的人，不因饮食劳倦所伤，感受外邪，也可以引起病从脾胃而生。因此，脾胃的盛衰，关系到肌体内 各部病理变化和发展。

（3）胃气下溜五气皆乱

东垣指出，胃气下溜，必然导致五脏气皆乱。如“清气在阴，浊气在阳”；“清浊相干，乱于胸中，是为大挽（懑）”。所说“胃气下溜”，指“脾阳下陷”而言。因为清阳之气陷于下焦，于是下焦浊阴之气反逆于上焦阳位。这样，互相渗透，清浊相干，营卫不能往来贯注，无时或息地进行正常运行，因此，气乱于胸中而愤闷不舒。故凡脾胃之气虚，清阳不升，浊阴不降，必然导致阴火有余，元气不足，脾阳下陷，营血受阻，不能灌溉营运于周身，反而激起阴火的上干，“气高而喘，身热而烦”，这是阴火上干的症状表现。东垣认为当从阴引阳，先从下焦升举阳气，次泄阴火，应该是引导脾阳升举，阴津随同上滋的意思。如“清气在下，则生飧泻”，就是“阳病在阴”，治当“从阴引阳”。方用升阳除湿汤（苍术、柴胡、羌活、防风、升麻、神曲、泽泻、猪苓、陈皮、麦芽、炙甘草、生姜、大枣），升阳于除湿之中，湿浊化而清阳升，自下而上引而去 之，这就是“从阴引阳”的治疗方法。如因“浊气在上，则生䐜胀”之病，就叫“阴病在阳”，法应“从阳引阴”，方用除湿益气丸（枳实、白术、神曲、萝蔽子、红花、黄芩），“浊气”以湿为重，湿去则胀消。因此以除湿为主，从上而下引而去之，则胸脘豁然。

东垣运用升降脾胃之机，始终保持中阳健运，脾元不遭湿困，胃液不受阴火的燥灼，脾胃和则万化安。这是东垣的独特 见解。

（4）脾胃元气不足诸症所由生

“五脏受气于六腑，六腑 受气于胃”，“胃气和平，营气上升，始生温热。”“五脏之气，各受一腑之化，乃能滋养皮肤、血脉、筋骨。”如果“脾胃为阴火所乘，谷气闭塞而下流，清气不升，九窍为之不利"。因此，“胃之一腑病，则十二经元气皆不足。气少则津液不行，津液不行则血亏。”《灵枢》指出：“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而为血， 以营四末（四肢的末端），内注五脏六腑。”营血亏损，所以“筋骨、肌肉、血脉皆弱，气血俱羸弱矣。”这就说明五脏六腑的营气来源于胃，胃气虚，则脏腑、经络、四肢、百骸都得不到营养；脾无禀受，不能上升水谷之精气于肺以充肌肤而固腠理，机体抗御能力减弱，而诸病所由生。

人的元气，非胃气不能滋。饮食、劳倦所伤，阴火上乘，火伏于胃，胃火化燥，津液被劫，何以化精微（营养分）而为血？故言五脏之气已绝于外，是六膀生气先绝。因为六腑的生气，皆赖胃之营气以滋生。清代叶香岩倡“养胃阴”的学说，是从东坦“泻阴火”、“滋化源”的理论基础上发展的。

心火亢甚，其脉洪大而数，头痛，口渴，身热而烦，如火燎灼其面，主以黄连，辅以生地黄、黄柏，佐以石膏、芍药、知母、黄芩、甘草。

侵于脾，则病热中，脉洪大而缓，烦闷，精神昏冒而欲睡，主以白术，辅以人参、佐以甘草、黄芪、芍药、黄连。

袭于肺，则病喘咳短气，精神少而渴，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主以黄芪，辅以人参、陈皮，佐以白术、芍药、桔梗、桑白皮、甘草、五味子。

犯于肝，其脉洪大而弦，口苦、舌干、眩晕、胸胁痛，往来寒热，呕而多怒，淋溲便难，四肢满闭，腹中急痛，主以柴胡，辅以防风、芍药、桂枝，佐以羌活、独活、泽泻、黄柏，使以升麻。

侮于肾，则腰、脊、背、胛皆痛，骨枯髓虚，骨乏无力，足不任身，睾冷，主以干姜，辅以白术，佐以苍术、茯苓、猪苓、泽泻， 使以少许附、桂、川乌。

这些症状的发生，都属于“火与元气不两立”的病理反映。阴火胜则元气负，元气旺则阴火降。治则当先益其元气，后泻 其阴火。脾胃中元气俱旺，而复位于中焦，则阴火潜归于肾，成为“生气”的“少火”。说明脾胃生理机能活动趋于正常，则能导致阴阳升降之机的相对平衡。

2、脾胃机能与机体整体的关系

为了要了解脾胃对机体整体的作用，首先有必要简单叙述机体整体机能问题。

东垣阐述“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中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所由生”。东垣十分强调脾胃功能强弱对机体盛衰的作用，而维护脾胃功能的健运，必须注重于饮食的调节。“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至于五味，口嗜而欲食之，必自节制，勿使过焉，过则伤其正也"。

这就说明饮食要有节制，不可过于饱食以伤脾胃的道理。“阴”指营养物质而言。“五宫”指五脏。五脏赖营养物质以供给其生理需要，过食反受伤害。

由此可知，脾胃是机体整体生理活动的源泉。东垣一方面引述了“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又阐发了心主神明（意识思维活动）的器官的理论依据。认为，愤怒悲思恐惧皆损元气，经营之气，不能颐养于神。必须使“心无凝滞，慧然无病”，因胃中元气得以舒伸之故。说明脾胃旺盛则神全，反过来，神全又作用于胃中元气的舒伸。可见，脾胃功能对机体整体的衰旺起着重要的 作用。

3、“元气”与“火”的关系

脾胃为后天之本，然二者功能有所不同，“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脾为太阴之脏，恶湿喜燥，燥则脾之清阳之气上升，以煦心肺，心肺和煦则下济肝肾。胃属阳明之腑，恶燥喜润，润则胃之浊阴之气下降，以濡肝肾；肝肾濡润，则上滋心肺。在某种意义上说，肾阳是代替心阳功用的，心阳旺则肾阳职守其位，不致上乘于阳，其功能“温养脾胃，腐熟水谷”。胃中元气充盛，营气上升，心肺得以滋生，“阴精所奉其人寿”，即是此义。

如果“饮食失节，寒温不适，则脾胃乃伤；喜、怒、忧、恐，劳役过度，而损耗元气。既脾胃虚衰，元气不足，而阴火独盛。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肝肾，阴火得以乘其脾胃”。

这就说明肾中“相火”安的叫“少火”，不安而上乘的叫“阴火”，即为“壮火”。阴火贼害脾胃中元气，脾气减弱了，不能为胃以行其津液，不能输精于肺，淫精于脉，阳精所降，谷气下流，则下焦肝肾间的阴火乘于脾胃，上犯包络，扰乱心阳。包络是代心部分功能的，也是护心以拒邪的。邪火干犯心包，出现“气高而喘，身热而烦，脉洪大而头痛，或渴不止，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等症状，可见阴火上冲，影响心肺，则无阳以护其营卫。这种失常的阴火，变为“食（蚀）气”的“壮火”，是元气之贼。东垣提出，“火与元气不两立”的论点，与《内经》所指 “壮火食气”同一意义。

4、饮食劳倦所伤首先脾胃受病

饮食、劳倦过度，都能伤害脾胃。但饮食先伤胃，胃伤然后及于脾；劳倦先伤脾，脾伤然后及于胃。这是脾胃病一般发病的规律。饮食伤为有余，劳倦伤为不足，二者不可混同。

（1）饮食伤

“大饮（指饮酒）则胃气逆上，是无形无气受病。元气消亡，反增阴火上乘阳位”。治当发汗，利小便，使上下分消其湿。

“饱食则肠胃受伤，筋脉横解，肠澼为痔”。如果伤食引起消化不良，首当节制食物，其次用药消导，以平为期。

（2）劳倦伤

劳倦过度，汗泄气伤，四肢肌肉的营气极度耗伤，无力以动。正如《内经》所说“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熏胸中”的病变。因为脾元不足，仰给于胃中谷气的补充，脾机在自身中也需要加速其为胃输布精气灌溉四肢、经络和肌肉。如因阴 火炽于胃，脾伤则胃中谷气亦损。东坦制补中益气汤，在“阳气下陷”与“阴火上乘”的矛盾中，如果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阳气下陷，少气不足以息，四肢无力，腹胀脱肛，妇女子宫脱垂，脉虚缓，舌质淡，以升麻，柴胡为使，引阳气上行，这是适当的治疗方剂；如果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我认为，升麻、柴胡应改用桂枝、白芍以调和营卫。倘若矛盾的主要方面表现为阴火上乘，面如火燎，心中烦热，脉大无力，则以麦冬、知母易升柴以泻阴火。临证时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能千篇一律。

三、治疗脾胃病的用药法则

脾受胃禀，行律液以灌溉脏腑、经络，在于脾胃中阳气的 升浮，阳升则阴自降。

东垣在《脾胃论》中论《脾胃虚弱随时为病随病制方》 一篇中说明：“火与元气不两立”和升脾阳与降阴火的辨证关系。如说，脾胃虚弱，长夏热盛损伤元气，怠惰嗜卧，四肢不收，精神不足，两脚痿软，口不知味，早晚寒厥等等，是元气不足的表现，法当升阳。但如又出现有目中溜火，小便频数，大便秘结，两胁急缩疼痛，脐下周围如绳束，甚则如刀刺痛，时显呕哕，胸中闷塞，舌强头痛，日高之后，复身热如火，自汗尤甚的阴火上乘症状，治法又当降阴火。先助元气，用黄芪人参汤。

黄芪人参汤：黄芪一钱，升麻、人参、橘皮、麦门冬、苍术、白术、当归身各五分，黄柏（酒洗）、六曲各三分、炙甘草二分、五味子九粒，可见本方以助盖元气为主，也就是说，以升脾阳为解决矛盾的主要方面。然而，升脾阳并不意味着忽视降阴火的一面，方中黄柏就是直泄阴火；又以人参、麦门冬、五味子生脉。东垣说：“脉者元气也，人参之甘，补元气泄热火也。麦门冬之甘寒、补水之源而清肃肺气也。五味子之酸以泻火。”在东坦看来，三味药都有泻火作用，实际上是助益脾肺间元气，元气复，阴火潜复于下，则诸症自除。东垣所制其他方剂， 大抵都有这种意义，如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在一派辛甘升浮药中而用芩、连、石膏；升阳益胃汤于甘温辛散中而用白芍、黄连；升阳散火汤在一派辛轻发散中而用甘草、芍药；以及清暑益气汤的甘辛清化中使用麦冬、黄柏等代表方剂，都可以看出在升阳气的前提下注意了降阴火的问题。因为脾胃中元气不足，则阴火得有上乘之机。由此可知，上乘阳位的“阴火”是“食气”的，下安其位的“少火”是“生气”的。“火与元气不两立”，是指“食气”的“壮火”，而不是生养元气的“少火”。此理必须明晰。

这里需要补充阐明“阴火上升”证，同“阴虚火旺”证的区别：“阴火”二字，是东垣独创的名词，以区别于阴虚火旺证。阴虚与火旺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在于阴虚。这种阴虚主要是肾阴亏虚，表现则为阴虚的“虚火”。如骨蒸盗汗，两额潮 红，干咳少痰，五心烦热，口燥咽干，大便燥结，梦遗失眠，头昏目眩，脉细数，舌质红绛等等肾阴亏损、火水不济、心肾不交、肝阳偏亢的反映；而阴火上乘，是由于元气下陷，扰乱肝肾，迫使相火离位，上干脾胃。这种病主要产生于劳倦过度，七情所伤，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阳气下陷，所以表现身热而烦，汗出恶风，皮肤不任风寒，四肢无力，大便溏泻，有时面如火燎，脉洪大而缓，舌质淡红，少气懒言等等症状。因此治以甘温除热，与阴虚火旺宜以滋阴降火法显然有所区别。阴虚火旺治在肾，火伤元气治在脾，不可不详为之辨。

它同阳明热盛的“实火”也有原则区别，二者都有身热自汗口渴而脉洪大。可是阳明实证起于外伤热邪，脉必洪大有力而数，渴喜冷饮，汗出恶热；而阴火之证起于内伤劳倦，脉则洪大无力而缓，汗出恶风，口渴不能多饮而喜温，此又当加以分辨。

阴火上乘脾胃，损伤胃中元气，是与元气不两立的。因此“气高而喘，身热而烦，其脉洪大而头痛，或渴不止”，很像白虎汤证。然而“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则非白虎汤证所能见，从而捉住了病的实质，“皆脾胃之气不足所致。”而得出了“惟当以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则愈"的结论。

当然，热的产生原因很多，就其大概而言，有表热，有里热，有阴虚发热，有肝阳上亢而热，有阴盛格阳而热，有元气不足阴火上冲而热，还有痰、血、食、郁等等皆能引起发热。一般说来，表热则解表发汗，里热则泻热存阴，阴虚则滋阴降火，阳亢则养阴潜阳，格阳则回阳救逆，痰热则祛痰，血瘀则化瘀，食积则消导，气郁则宣达，诸如此类，较易理解。惟独胃中元气不足，谷气下流，阴火上乘之证（营气当升反降，出现怠惰嗜卧，四肢不收，大便溏泻等症，阴火当降反升，出现短气喘促， 烦渴大热，有时显出如火燎面等症状），既不能妄投辛热以助阴火之上逆，亦不能侈用苦寒更迫清阳之下陷。法当用黄芪、人参、爽甘草之甘温以益元气、除烦热，升麻、柴胡之苦平以升阳气、复本位，白术、橘皮之甘苦温以益脾胃，当归身之甘辛以濡血，或佐麦门冬之甘寒以滋化源，或使酒知母之苦寒以泻阴 火，或以麦冬、五味易升柴以固肺阴，或以桂枝、芍药易升柴以调营卫。这些，都是阐明甘温除热的治疗法则，从而充分地阐 述了脾胃学说的辨证观点。

东坦上师易水（张元素），下授王（海藏）罗（天益），一脉相传，蔚然成为一大学派。凡脾胃亏损，元气不足之病，后世无不奉为经典。当然，清代叶天士认为东垣之法，详于治脾而略于治胃。脾阳不足，胃有寒湿，宜于温燥升运者，自当恪遵东垣之法。若脾阳不亏，胃有燥火，症见纳呆不食，或知饥少纳， 舌绛咽干，烦渴不寐，肌肤灼热，大便结燥，脉象弦软而数，则非东垣治法所能概括。天士在东垣“升脾阳”的启示下，提出 了“养胃阴”的治疗法则。天士认为，胃宜降则和，不一定用辛开苦降或苦寒下夺以损胃气，而且以甘平或甘凉濡润，如玉竹、麦冬、生扁豆、石斛、淮山药、白莲肉、鲜竹茹、沙参、生谷芽、梗米、生甘草、枇杷叶、陈皮白、白芍、茯苓、梨汁、蔗浆之品以滋养胃阴，使津液回复，胃气通降。《内经》谓：“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故以通降为宜。

华岫云说：“脾气下陷固病，即使不陷，但不健运亦病；胃气上逆固病，即使不逆，但不通降亦病。”确为经验之谈。

再者，东坦是否不识胃阴不足为病呢？不是。东垣在《脾胃论》中说过：“湿能滋养于胃，胃湿有余，亦当泻湿之太过；胃 之不足，惟湿物能滋养”。显然为天士提示了养胃阴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