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茶离不开茶具,古人云:“人无贵贱,家无贫富,饮食器具皆所必需。” 在《金瓶梅词话》中除了大量描写所饮用的茶本身以外,还花了大量笔墨来描写饮茶的器具,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当时的城镇社会风俗画。 本文就万历本《金瓶梅词话》中所描写的茶具,从两方面入手来分析这些茶具所反映的饮茶习俗、社会风尚,以及市民情趣。 第一方面主要是参阅其他资料从茶具的具体用途入手,分别从纵向(与历史上出现的同类茶具相比较,通过这些茶具的传承与变化,来找出它们的时代特征)与横向(与同时代其他地域或其他阶层所使用的茶具相比较, 来发现《金瓶梅词话》当中的茶具所体现的地域特征和市民情趣)两条线索来梳理《金瓶梅词话》中的茶具所表现的特征。 第二方面主要是从文本中被给予特写的茶具入手来分析这些茶具后面所反映的社会背景、社会风尚以及社会阶层的变化。 茶叶与茶具 (一) 由于《金瓶梅词话》中出现的茶具数量众多,在此就不一一罗列出来,而是将之综合、分类,然后进行分析。 我们可以把在《金瓶梅词话》当中出现的茶具根据其具体用途大致分作以下几类: (1)煮茶(煮水)用具 风炉:风炉在《金瓶梅词话》中只出现过一次:“伯爵就去交琴童两个舡上人,拿起酒盒菜蔬、风炉器皿等上来,都放在绿荫之下,先吃了茶……”(《金瓶梅词话》第54回)。 文中没有直接交代风炉是为饮茶而准备的,也没有具体描写怎样用风炉烧水饮茶, 但是,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此处西门庆、应伯爵等人饮茶的地方是在郊外而不是在房舍之中,因此,要饮茶就必须用到风炉。风炉是用来生火煮茶、烧水的器皿。 是煎茶、煮茶最主要的器具之一,唐代陆羽在《茶经》当中就这样记载:“以铜、铁铸之,如古鼎形。厚三分,缘阔九分,令六分虚中,致其圬墁。” 交代了风炉的形状以及质地。罗禀在其《茶解》中称“茶炉,或瓦或竹皆可,而大小须与汤铫称”。 高濂在其《论茶品》中也称煎茶用的炉为“苦节君”。这表明风炉的质地从铜、铁逐渐过渡到以瓦、竹为主。 应伯爵在这一回当中赚得李三黄四一些中钱,于是邀请西门庆:“不住的来扰宅,心上不安的紧,明后日待小弟做个薄主,约诸兄弟,陪哥子一杯酒如何?” 这里明确主题是以酒待客,姑且称之为“酒会”。 说到聚会就不得不提《金瓶梅词话》所提及的另一种社会风尚: “客人应主人之邀聚在一起饮茶议事,或庆贺、游乐、酬恩、谢情、拜佛。 这种茶会即自唐代以来的茶会的传承,唐代时文人们或文人与僧侣们甚至皇帝与大臣们都有以茶相会、品茶赋诗的爱好。只不过明代城市的市民们也有此爱好”。 小说中就曾多处写到茶会。 这次聚会虽然不是茶会,但其性质、内容却与茶会相同,只不过茶在这里成为点缀,而非主要饮料。 风炉的出现为这群人增添了一丝“雅”气,尽管他们的所作所为与“雅”一点关系都没有。 汤瓶(瓶):在潘金莲和李瓶儿嫁入西门庆家的第二天,都要到上房给吴月娘及其他各房娘子献茶,“只见春梅抱着汤瓶,秋菊拿了两盏茶来”(《金瓶梅词话》第8回)。 “迎春抱着银汤瓶,绣春拿着茶盒,走上来与月娘众人递茶”(《金瓶梅词话》第20回)。 晚唐、五代时点茶开始出现,汤瓶也就应运而生。宋代,由于“点茶”之风的盛行汤瓶得以流行。 在宋代汤瓶不只用来点茶汤,还要用来烧水,蔡襄在《茶录》中专门论述汤瓶:“瓶要小者易候汤,又点茶注汤有准。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或瓷石为之”。 《金瓶梅词话》中经常出现“点茶”一词,虽然没有直接交代如何点茶,但当不同于宋代的点茶,宋代点茶是将烤炙过的茶末调成茶膏,放于碗底,然后一边用水冲注一边用茶匙或茶筅搅动。 明代饮用散茶,据记载 “当时苏吴一带的烹茶法:'以佳茗入磁瓶火煎,酌量火候,以数沸蟹眼为节,如淡金黄色,香味清馥,过此而色赤不佳矣!’ 而当时杭州一带的烹茶法与苏吴略有不同,'用细茗置茶瓯,以沸汤点之,名为撮泡’”。 这其实是“瀹饮法”的两种饮茶方法,前一种称为“壶泡法”。小说中所谓“点茶”应该是指瀹饮法当中的“撮泡法”。 另外还有“炉上茶煮宝瓶”(《金瓶梅词话》第20回)。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小说中的汤瓶(瓶)有两个作用: 一是用于烧水,泡茶时用于注水;二是用于煮茶,煮好之后倒入茶盏中饮用。 随着时代的变迁,汤瓶在新的时代也有着新的用法,《金瓶梅词话》所表现的中国北方的饮茶方式是处在一种壶泡法与撮泡法交替使用的状态,这是中国饮茶方式由煮茶饮用向泡茶饮用的一个过渡时期。 《茶录》 茶锅:茶锅在《金瓶梅词话》中也只出现了一次,“这婆子正开门,在茶局子里整理茶锅”(《金瓶梅词话》第2回)。 “这婆子”是指王婆,“茶局子”是指王婆所开的茶馆。茶馆是一个“以饮茶为中心的综合性群众活动场所”。 明清时期,饮茶在市民阶层已蔚然成风,随着城市经济的高度发达、市民阶层的壮大,茶坊成为市井民众休闲娱乐、满足生活情怀的好去处。 王婆的茶局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去处。然而,根据王婆的身份和地位,她的茶馆显然不会是什么高档娱乐场所,而只是一个简陋的小茶馆,“茶锅”就是出现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的。 “茶锅”在陆羽《茶经》当中被称为“釜”,唐人饮茶要用到茶锅与他们的饮茶习惯分不开,其主要方式是将饼茶炙烤、碾碎然后把茶末放入锅中煮好以后连末饮用,称为“煎茶”。 到了宋代,流行“点茶”,而茶锅则不利于点茶,因此茶锅的作用不再明显。 明代饮用散茶,人们的饮茶法普遍为瀹饮法,似乎也用不上茶锅。 但我们注意到《金瓶梅词话》中有大量关于“顿茶”的描写,这与《金瓶梅词话》中的人物饮茶重茶味的“苦艳艳”分不开。 这种口味与前文提到的苏吴、杭州一带的饮茶习惯截然不同,也与文人对茶的品饮要求大相径庭,熊明遇就指出:“茶之色重、味重、香重者,俱非上品”。 茶锅在这里应该是用于顿茶,不过器皿因场所的需要由壶改为茶锅。 这反映出王婆的茶馆中供应的茶符合当地群众的口味,另外她的茶馆很明显不是为文人雅士提供饮茶的场所。 铫子:铫子一词出现于《金瓶梅词话》第73回。 潘金莲回房要吃茶,“秋菊连忙倾了一盏茶来”,但金莲却不吃,原因有二:一是嫌弃秋菊的手不干净,二是嫌茶是陈茶“熬得怪泛汤气”(这里的“泛汤气”指的是茶叶经过多次熬煮,茶味已淡而水味渐重)。 “你叫春梅来,教他另拿小钟铫儿顿些好甜水茶儿,多着些茶叶,顿得苦艳艳我吃……这春梅连忙舀了一铫子水,坐在火上,使他撾了些炭,放在火内,须臾就是茶汤。涤盏儿干净,浓浓的点上去,递与妇人……” “茶铫与汤瓶一样,都可用于烧水。俗称'吊子’,属于烹器,口大有盖,两旁有供手持的柄。 铫在汉代就已出现,沿用至今”(木霁弘、胡波主编《普洱茶文化辞典》)。 高濂《遵生八笺》称“茶铫、茶瓶,瓷砂为上。磁壶注茶,砂铫煮水为上”。 然而,张源《茶录》当中却又这样说道:“茶铫,金乃水母,银备刚柔,味不咸涩,作铫最良。制必穿心,令火气易透”。 兼有陶谷《清异录》记载:“富贵汤当以银铫煮之,佳甚。铜铫煮水,锡壶注茶,次之”。 这些记载都一再强调茶铫的质地会影响茶汤的品位。至于春梅手里所使用的这把铫子到底是什么质地的就不得而知了。 《普洱茶文化辞典》 壶:“亦称'茶注’、'注春’。有口、嘴、把或提,多数有盖少数有圈足或假圈足。 用以煮茶、烧水、盛水和泡茶”。明代饮茶方式的转变带来了茶具的大变革,从此,壶、盏搭配的茶具组合一直延续到现代。 在《金瓶梅词话》中“壶”一词共出现了以下几次: 正是白玉壶中翻碧浪。(第21回) 有六安茶,顿一壶来俺每吃。(第22回) 又讨了一壶好茶。(第49回) 又顿了一大壶好茶。(第74回)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金瓶梅词话》当中的“壶”有两个特点:一是体积大,二是用于顿茶。冒巢民云: “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一壶,任独斟饮,方得茶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迟。况茶中香味,恰有一时。太早或未足,稍缓或已过,个中之妙,清心自饮,化而裁之,存乎其人。” 《金瓶梅词话》当中的壶显然不符合这种“以小为贵”的追求。 前面我们提到《金瓶梅词话》中人们的饮茶方式是“壶泡法”与“撮泡法”交替使用。 并且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以《金瓶梅词话》为背景地点的北方地区的饮茶口味与苏吴、杭州一带的饮茶口味有很大的区别,小说中的人物饮茶追求的都是“苦艳艳”、“浓浓的”,这种区别源于南北饮食结构的不同, 到过北方的朋友就知道北方人饮食尚咸,茶的“苦”与“浓”有利于消食;南方人口味清淡,不用靠茶消食,因此饮茶偏于清淡。 我们不能忽略的还有一点是小说当中人们的饮茶风俗是喜欢“以果入茶”,这就不排除有一部分果物通过单纯的“泡”并不能使其滋味充分融入茶中, 因此,“顿”在这里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通过“顿”既可以把茶滋味的“浓”和“苦”充分表现出来,又可以把茶中的果物熬得充分入味。 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金瓶梅词话》的茶具中紫砂壶的缺失。 明周高启在《阳羡茗壶系》中记载:“茶至明代,不复碾屑和香药制团饼,已远过古人。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此又远过前人处也。” 《金瓶梅词话》中,人们所使用的茶具既没有出现宜兴紫砂壶也没有“黜银锡”。 从这些现象我们可以明确感受到《金瓶梅词话》中城镇市民的饮茶习惯与各类茶书所记载的关于文人饮茶习惯的差异,以及北方饮茶的风俗与南方的不同。 《阳羡茗壶系》 (2)饮茶用具 盏(托)、钟、瓯、杯、碗:《金瓶梅词话》中有多处地方出现“盏”、“钟”、“瓯”、“杯”、“碗”等茶具。 “茶碗指喝茶用的碗,因时代、大小的差异而称呼各异,如称为'盏’、'茶瓯’、'茶缸’、'啜香’、'茶盅’、'陶宝文’等”。 茶盏在《金瓶梅词话》当中出现的次数最多,几乎只要是有饮茶的地方就会出现它的身影。 茶盏是一种敞口、小底、厚壁的小碗。有利于保持和发挥茶叶的香气和滋味,与之如影随形的还有“托”,相传茶托最早出现于唐朝,其实,根据地下考古发现茶杯和托碟配套的茶具早在东晋时就已存在。 茶托又被称为“盏托”、“茶舟”、“茶船”等。盏托有连在一起的,也有分开的。 唐代茶碗颜色尚青,陆羽认为“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红白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宋代随着“点茶”之风的盛行,人们对茶盏的颜色要求又有所变化。 宋徽宗在其《大观茶论》中阐述了他对茶盏颜色的要求:“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燠发茶采色也”。 明代,随着饮茶方式的改变人们对茶盏、茶瓯在质地、颜色方面的要求也相应改变,许次纾《茶疏》说:“其(茶具)在今日,纯白为佳,兼贵于小。” 这是由于明代饮用芽茶,茶汤较之宋代的白色变为黄白色,黄白色的茶汤用白色茶盏来衬托更显得清新雅致,悦目自然。 这种对茶盏颜色要求的变化在《金瓶梅词话》的茶具当中也有所反应。 小说中提到“白定磁盏儿”(《金瓶梅词话》第82回)。 “白定瓷茶盏是明代贵重的茶盏之一,白定即指白色定窑瓷。在定州,窑瓷茶盏上有素凸花、划花、印花、牡丹、萱草、飞凤等花式,又分红、白两种。因定州瓷色白,故称'粉定’,亦称'白定’”。 由此可以看出在明代茶盏尚“白”之风不分大江南北、高低贵贱,这种审美情趣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认同。 茶匙:唐朝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文物当中就有一枚茶匙。 宋代的茶匙在“点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点茶”之时一边用汤瓶往茶盏中注水,一边用茶匙击拂盏底的茶膏,这样点出来的茶才会汤色均匀。 蔡襄认为:“茶匙要重,击拂有力。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为之。竹者轻,建茶不取。” 《金瓶梅词话》中的茶匙非金即银,而且可以看出当时流行的茶匙形状是“杏叶”状的。 金银制作的茶匙重量已足,但其重却非关“点茶”,而是一种财富的象征。 除此以外,茶匙在这里的用途也较之宋代发生了天壤之别,小说中的饮茶习惯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以果物和香料入茶,在这种特定的饮茶习俗下茶匙就派上了用场: “茶匙既可以撩拨漂浮在水面上的茶叶,又可以捞取茶水中的果品、果仁、笋、豆之类的食品,一起吃下。这也说明,茶匙盛行,与果品点茶之风有关”。 《蔡襄传》 (3)贮茶用具 茶盒:许次纾在《茶疏》中对茶盒是这样解释的:“茶盒以贮日用零茶,用锡为之,从大坛中分出,若用尽时再取”。 《金瓶梅词话》中出现的茶盒有两种功能, 一、如同许次纾的解释是一种贮茶工具:“不防春梅正上楼来,拿盒子取茶叶”(《金瓶梅词话》第82回)。 二、兼有礼物包装的功能:“不敢怠慢,都送茶盒与他。”《金瓶梅词话》第39回) “吩咐主管,咱早送些茶盒与他”(《金瓶梅词话》第98回)。礼物送茶盒这与当时人情来往都要送茶的风俗相关。 茶罐:关于茶罐有这样的解释,“①烹茶时煮汤的用具;②又称茶盒。贮茶用具。”(《普洱茶文化辞典》)。 茶罐在《金瓶梅词话》中只出现了一次:“吴月娘见雪下在粉壁前,太湖石上甚厚,下席来教小玉拿着茶罐,亲自扫雪,烹江南凤团雀舌芽茶,与众人吃。 正是'白玉壶中翻碧浪,紫金壶内喷清香’”(《金瓶梅词话》第21回)。此处的“茶罐”是用于煮汤还是用于贮茶? 笔者认为应该把它归结到贮茶用具当中去,因为在后文当中明确提到煮茶的用具是“白玉壶”。 (4)递茶用具 茶盘:“是指盛放茶具及茶果、茶食等物的托盘。”(《普洱茶文化辞典》) 在《金瓶梅词话》当中出现的茶盘,工艺精湛,外表美观,本文将在下一部分展开论述。 通过以上对《金瓶梅词话》中的茶具进行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明代中、晚期北方市民所使用的茶具在明代饮茶方式的改变下有着与历代茶具不同的时代特征。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又因地域与阶层的不同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饮茶风俗。 (二) 《金瓶梅词话》在描写茶具的时候,没有忘记给部分茶具以特写镜头,这些被特写的茶具有以下几种: 银镶雕漆茶钟,银杏叶茶匙。(第7回) 鲜红漆丹盘,雪绽盘(般)茶盏,杏叶茶匙儿。(第12回) 银匙雕漆茶钟。(第12回) 彩漆方盘,雪绽盘盏儿,银舌(杏)叶茶匙。(第15回) 银汤瓶。(第20回) 白玉壶、紫金壶(杯)。(第21回) 银匙雕漆茶钟。(第34回) 云南玛瑙雕漆方盘,银镶竹丝茶钟,金杏叶茶匙。(第35回) 都是银镶茶钟,金杏叶茶匙。(第43回) 金翡翠瓯儿。(第59回) 红漆描金托子。(第61回) 画童儿用了彩漆方盒,银镶雕漆茶钟,拿了两盏酥油白糖熬的牛奶子。(第67回) 红漆丹盘。(第69回) 金漆朱红盘。(第70回) 白定磁盏儿,银杏叶匙。(第82回) 雪锭般盏儿。(第89、96回) 这些茶具按其质地可大致分为金银器、磁器、漆器等。 除去金银器、磁器质地的茶具,小说中出现的最多的莫过于漆器。在匆匆出场的这几件漆器当中包含了当时流行的许多髹饰工艺。 首先是雕漆茶钟,“雕漆简单来说就是在堆起的平面漆胎剔刻花纹的技法。雕漆常以木灰、金属为胎,用漆堆上,少则八九十层,多达一二百层,待半干时描上画稿。雕漆大多用鲜明的朱漆,故又名:'剔红’”。 另外还有一种茶钟是“银镶雕漆”,“银镶雕漆”所采用的施漆工艺应是被称为“金银胎剔红”的技法, 具体方法是用金或者银等贵重金属作胎,在漆胎之外用漆堆积达数十层,再进行人物楼台花草的雕刻,刀口要露出金质或者银质的胎子来。这是一种十分贵重、华丽的漆器。 除此以外,还有描金、彩漆等髹饰工艺。 茶器图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其中有一件“云南玛瑙雕漆方盘”,“云南的漆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古旧漆器又被称作'旧云南’货”。 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载: “元时下大理,选其工匠最高者入禁中,至我国初收为郡县,滇工布满内府,今御用监、供用库诸役,皆其子孙也,其后渐消灭。嘉靖间,又敕云南拣选进京应用。” 小说中这件“云南玛瑙雕漆方盘”的出现应与当时云南漆器的流行有关。 从这些茶具我们可以看出晚明时期我国器物文明的发展程度令人叹为观止,我们不禁要为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而喝彩。 但在我们赞叹的同时,却也不得不为那个时代的奢侈之风而感叹,这样精美绝伦的茶具在西门庆府中比比皆是,这种奢侈之风的出现并非偶然。 明初,朱元璋为了建立一个民风节俭、崇尚朴素的等级社会,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整个明代前期(成化以前)的社会风俗都是崇尚简朴并且等级森严的。 然而,随着明中后叶资本主义的萌芽,商品经济得到极大发展,在作品的背景地点山东一带,伴随着运河的开通与商贸活动的日益频繁,给当地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物资,也给号称“孔孟之乡”的当地传统的民风民俗带来了划时代的变化。 这种变化表现在民风由俭入奢以及“违礼越制”之风的出现。 引领这股时代潮流的就是商人。 在商人的带动下,全国掀起一股追求物质享受的风气。《金瓶梅词话》的主人翁西门庆就是商人兼小官僚身份。 他们的奢侈首先就表现在对贵重物品的占有上,通过对这些物品的占有反映出对财富的占有。 金彩辉煌的茶具成为商贾富豪财富的象征之一。商人们极力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违越明初的礼制。 《明会要》卷14记录了明太祖对饮食器质料的规定: “公侯与官一品、二品,酒注、酒盏用金,其余器皿用银;三品至五品,酒注用银、酒盏用金;六品至九品,酒注、酒盏用银,其余皆用磁;庶民百姓,酒注用锡,酒盏用银,其余用磁、漆”。 《金瓶梅词话》中的西门庆所任官职为五品,我们姑且不论西门府中的酒器是何等华贵,光看他家的茶具就早已不受这种规定的约束。 《金瓶梅词话》对包括茶具在内的器物的描写,正是当时社会习尚由俭变奢、无视礼制的真实反映。 晚明时期这种民风民俗的变化正是以商人为代表的市民阶层在追求财富的同时一种蔑视等级、破坏等级的表现。 然而,以西门庆这一类富商所代表的审美情趣、社会风尚依旧透露着浓浓的市井之味,他们所引领的时尚代表的是那个时代暴发户的品位。 这些品位在不经意间不免让我们一笑:作者在小说第43回和第67回浓墨重彩的描写了“银镶茶钟,金杏叶茶匙”和“银镶雕漆茶钟”。 我们在为这两件茶具的精美工艺赞叹的同时却发现茶具不是用来饮茶的,“银镶茶钟、金杏叶茶匙”盛的是“果馅元宵”,“银镶雕漆茶钟”装的是“酥油白糖熬的牛奶子”。 我国酒、食、茶具混用的现象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到唐代茶具才从食具中独立出来,即使是今天依然也还存在把食具、茶具混用的现象。 但是,真正爱茶、深谙饮茶之道的人都明白把食具、茶具混用是生活中所忌讳的。 如若混用,食物的气息会通过器皿影响茶的滋味,所以不仅不允许二者混用,更为讲究的还要求“专茶专器”,即一把壶或一只杯子只特定用来冲泡、品饮一种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茶味和茶具的“纯”和“正”。 绘画 · 《金瓶梅》中那些重口味的茶 西门庆作为一个商人兼小官僚,其府上使用茶具不是不讲究,而是讲究得还不到位。 当然,结合小说中所描写的饮茶习惯来看,饮茶要加入如此之多的果物,该茶本身其实就是一道食物,那么用茶具来盛放食物也就不足为怪了。 从他们饮茶的习惯再到他们使用茶具的俗气与混乱,处处体现出一种有异于各类茶书所记载的文人雅士所倡导的以“清雅”为主,注重精神享受的饮茶方式的特征。 西门府的茶具在穷奢极欲的同时并没有表现出其主人在饮茶的时候有什么精神上的追求,西门庆对茶具的态度并非玩赏与收藏,而只是将之作为一般饮用器具和财富的象征。 张竹坡在评点吴月娘扫雪烹茶时说:“是市井人吃茶。”在第43回和第67回我们可以说:“是市井人用茶具。”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想到在《金瓶梅词话》的世界中,文人的形象是被边缘化了的,是无关紧要的,那么文人饮茶的方式在这样一个被物化了的世界里是否也会被西门庆嘲笑为“酸”。 “明中期以后出版的大量茶书,更是江南名士的雅趣所钟,其中探讨的品茗方式,反映了风雅之士的艺术境界与体会,却不见得是一般老百姓的饮茶习惯”。 其实,中国的茶文化正是因为有各个地域、各个阶层的人们的参与才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金瓶梅词话》当中的茶具为我们呈现了一种别样的饮茶风貌,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展示了中国茶文化的丰富多彩。 参考书目 王汝梅:《王汝梅解读<金瓶梅>》,时代文艺出版社,2007年。 黄霖:《黄霖说<金瓶梅>》,中华书局,2005年。 黄吉昌:《<金瓶梅>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曾庆雨 许建平:《商风俗韵》,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 章培恒 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唐)陆羽等:《茶经》,中国纺织出版社,2006年。 郭丹英 王建荣:《中国老茶具图鉴》,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 木霁弘 胡波:《普洱茶文化辞典》,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 王建荣 赵燕燕 郭丹英 姚晓燕:《中国茶具百科》,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 罗文华:《趣谈中国茶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 郭孟良:《中国茶史》,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 庄晚芳:《中国茶史散论》,科学出版社,1988年。 葛永海:《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文章作者单位:云南省烟草公司昭通市公司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金瓶梅研究》第九辑,2009,齐鲁书社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