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文飞 ︴回眸：文人书法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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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文人书法的“黄昏”

萧文飞

书法史的发展并行着两条线索：名家书法、非名家书法。在碑学兴起之前，以“二王”为代表的名家书法可谓独领风骚，一统天下。非名家书法成为书法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则要到清代碑学以后，这是碑学重要贡献，让人们知道了“二王以外有书”，扩大了书法传统的范围。尤其是到了当代，非名家书法成为显学，成为书法学习越来越重要的取法对象。（图一、图二）

图一  武威汉简《五杖十简》

图二  北魏《元简墓志》

名家书法以当时的社会精英阶层文人士大夫为代表，因这一群体的特殊身份，书法在传统社会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事实上，绘画与篆刻地位的提高也是缘于文人士大夫的参与，文人士大夫占据了当时文化与艺术领域的绝对话语权，一呼而应者云集，他们所倡导的审美趣味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与艺术的最高审美理想。

 

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以“二王”为代表，文人士大夫奏响了书法史上最璀璨的乐章，成为后人无法企及的高峰。

 

名家书法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是士夫气，也即文气与书卷气，这样一种气质因他们的身份，不用强化就能自然地被赋予，即使是到了清中期，非名家书法纳入到书法传统，成为取法的对象，文人士大夫也能把它们规整雅化，赋予文人的品格，清中期后，取法碑学的大家诸如伊秉绶、何绍基、沈曾植等，莫不如此。（图三、图四、图五）

图三  伊秉绶临《送刘太冲序》

图四  何绍基《咏落花帖》

图五  沈曾植《致沈曾桐札》

但是，随着传统社会的瓦解，官员遴选制度的变化，代表传统社会精英的文人士大夫阶层消失了，社会精英转而为技术官僚阶层，社会精英阶层的变化对书法的影响，在当代社会，社会精英集体性地退出了书法领域，这一空白由社会大众来填充。

 

书法参与者群体的变化对书法品格的影响巨大，导致了文人士夫气这一最重要的品格在书法中逐渐缺失。传统社会虽然土崩瓦解，但因为社会发展的惯性，书法中的文人品格在民国时期仍然得到了很好的保留。但随着时代的渐行渐远，这一品质就变得弥足珍贵了。

 

这已经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时代的问题。时代的变化，书法传统生存环境的丧失，使得文人士大夫建立起来的书法审美理想成为当代书法人无法企及的高度，在当代社会，对于整体来说，这已经成为一种奢望。

 

强调书法的文人化，但无论如何努力，王羲之、苏轼都是当代难以企及的高峰。在文人修养方面，当代或许有人能达到一定的高度，但他们缺乏书法的技术基本修养，而对于大多数书法人来说，却又缺乏传统文人的境界。

 

当代，对于个体进入传统文人士大夫核心系统的努力和尝试，我们充满敬意。

 

但对于社会整体，那终究是一个土壤不在、无法回去的时代，如唐诗，如宋词，后来者的努力，只不过给巅峰留下了一批“锦绣木偶”。传统文人士大夫所建立起来的书法审美理想在当代已经成为落日的余晖，只能遥望而无法企及，我们可以努力，但我们只能达到山腰而绝对无法达到山顶。缺少了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文人修养与情怀，所谓的“文人书法”，在文人表面化的躯壳下，是难以掩盖的空洞与苍白。

 

这也就是在当代，为什么经常有“最后的文人书法”“最后的文人画”的喟叹，或许可看作是对渐行渐远逝去时代的挽歌。

 

或许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察名家书法和非名家书法。日本学者伊福部隆彦在《书法与现代思潮》中提出了人格表现的书法和人性表现的书法：人格表现的书法是文人士大夫成就人格的修行方式，它以强大的文化和伦理道德为依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具有约束力的共同标准与规范，以此确立审美理想；而书法作为人性表现，虽然也受文化、伦理道德的影响，但它所考虑的是比文化道德的自我修养更早的、更为根本的东西，是其本来的、天然的自我人性。前者依附于强大的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等以求得认同感并从中寻求庇护，以得到心灵的慰藉与平和；后者注重个体生命的体验和真性真情的抒发，强调内心情感的释放和宣泄。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做这样一个对应，名家书法对应人格表现的书法，非名家书法对应人性表现的书法。

 

事实上，人格表现和人性表现一直就并存于一件书法作品中，我们无法把二者完全单独地从中抽出来，我们所说人格表现的书法，是指它偏重于人格表现，同样，我们说人性表现的书法，也是指它偏重于人性表现，只有程度的不同而无法完全割裂开来。我们能列举的一些经典如《兰亭序》《祭侄稿》《寒食诗》，就是人格表现和人性表现完美结合的典范。

 

对非名家书法的借鉴在当代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里面包含着深刻的原因。名家书法或者说偏向于人格表现的书法，它的进入需要一定的门槛，对于传统的文人士大夫来说，由于他们从小就接受的教育，以及他们所生存的环境，迈入这样的一个门槛并非难事。而到了当代，传统书法生存的环境已经被破坏，人们进入这个门槛已经变得非常困难。

 

名家书法或即说偏重人格表现的书法，需要耗尽一生，不断学习与修炼，储备起哲学的、文学的、伦理道德的等综合素养，确立起一种人格高度，去接近文人士大夫在书法上建立起来的最高审美理想，名家书法代表的是一种人格的高度，这样的一种人格高度与审美理想，对于当代绝大多数书法人来说，已经遥不可及，除了顶礼膜拜，就只有望洋兴叹。

 

而非名家书法，或者说偏向于人性表现的书法，表现的是一种人性的深度与广度，它不会设定一个既定的目标，不会去顾及承载哲学的、文学的、伦理道德的等方面的功用，诸如秦砖汉瓦、刑徒砖、造像题记、写经等等，那些普通先民的自由书写，在空间处理上急中生智的智慧，生动鲜活，更多地展现出一种本真的生命状态以及质朴自然的人性之美，这种人性之美在已经无法建立起传统文人士大夫人格高度的今天，更显得亲切而乐于被接受。

 

当代书法何去何从？

 

或许下面两条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探索。

 

第一条路，回到书法的初始，寻找新的生发点。

 

书法的发展自有它内在的逻辑，在演进历程的众多的可能性中，历史选择了文人书法。

 

而在文人书法成为明日黄花的今天，我们是否可以回到书法初始的地方，选择另一种可能性？

 

这是书法在自身历史纵向坐标上的回归与新生。

 

第二条路，在保持书法核心要素的同时，寻找与其他相关艺术关联，并努力参与到当代生活当代文化的建设中去。

 

在当代，书法作为与绘画、设计、雕塑、建筑、影像等并置独立的艺术门类，就无法抽离于这种时代背景中的底色而自娱自乐。

 

这是书法在现实横向坐标上的借鉴与融合。这一纵一横的交叉，才能给出书法在当代的准确定位，提供众多的可能性。

 

从清代碑学始，先贤们开始第一条道路的探索，追溯到比“二王”更为久远的传统，一流的大家都在这个阵容，如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吴昌硕、沈曾植、康有为、黄宾虹、齐白石等。（图六、图七）

图六  康有为《静饮旷怀》六言联

图七  齐白石《点水蜻蜓》

伊秉绶、何绍基、沈曾植等先辈们以他们的学识与身份，可以在文人士大夫书法与民间书法中自由切换，把民间书法雅化、文人化，文人士大夫的身份使得他们所做的这些不存在不被认同的问题。

 

而后继的徐生翁、陶博吾、赵冷月等，他们正处于这个艰难的转型期。

 

他们处于传统文化的下行通道，沾染的已是落日余晖，客观上已经无法获得像前辈那样深厚的知识储备与结构，在对文人书法的追求上，已经不可能达到前辈们那样的高度。另一方面，平民身份也增加了他们获得社会认可的难度，尤其在书法生存土壤最为恶劣的时代。故而徐生翁、陶博吾、赵冷月尤其是前二者，直到去世后，当整个社会对书法传统的续接进入到一定阶段，才又像古董一样被重新发掘、发现。（图八、图九、图十）

图八  徐生翁《又有时见》七言联

图九  陶博吾《丰草微辞》五言联

图十  赵冷月《南极春城》五言联

知识储备与结构，让他们无法像前辈那样从容、平和、广大，书法生存环境的恶劣，又让他们的追求变得异常艰难、压抑。他们既无法取得天上“神仙”的身份认同，又不甘堕落于平庸的凡间，因而，在进与退的夹缝中，他们就只能做人神之间不断修炼、不断煎熬的“狐仙”，以桀骜、孤愤、荒古、奇诞来对抗这个社会了。

 

摆脱徒具躯壳的文人身份，而放低姿态，取法非名家书法，呈现出真实的生命状态，表现出天真烂漫的人性之美。这不是自我放逐，自甘堕落，而是基于当代书法大环境下，一种或者说无奈，或者说明智的选择。放下所谓的文人高贵的身份，对于传统文人士大夫所建立起来的审美理想和人格高度，只去达到自身目前力所能及的高度，而不当做一种追求的终极目标，当卸下这份沉重，而把更大的精力放在对非名家书法的探索与借鉴上，我想，这种对自我身份的客观判断与定位一定非常痛苦，但在痛苦之后，一定也获得了如释重负的大解放，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非名家书法的广阔资源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在艺术史上，对世俗的取法借鉴并不是孤例，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的宗教绘画也日趋世俗化，从神性走向人性；齐白石以最世俗的题材入画，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事物，在他的笔下无不散发出迷人的人性光辉，虽不属于文人画范畴，但却达到了文人画不曾达到的另一种高度。

 

而纯以文人士大夫意趣为追求的，只能沦为二流三流，如沈尹默、白蕉、胡问遂、任政等，且每况愈下。在我们这个时代，或许是稀缺资源，但与历代先贤比肩，这只不过是文人书法历史长河中最后的余波而已。（图十一）

图十一  沈尹默《寒食还陆浑别业》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始，在坚持第一条道路的同时，开始第二条道路的探索（关于这个话题，容当以后详述）。

 

书法史的书写是残酷的，它只会记录下最具时代特征的书法，文人书法的式微是书法自身演变进程的一种必然趋势。从偏重人格表现，进而转变为人性表现，这是书法一次成功的现代转型。

 

当然，我们在书法中提倡人性的表现与张扬，并不是要放弃对人格精神的坚守。作为人格表现的书法，它表现出人在文化精神领域所达到的高度；而作为人性表现的书法，它表现的是这个时代在人性探索方面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因此，没有人格高度，所洞察和表现的人性也必定是空洞和肤浅的，没有人格的高度，就不能有人性的深度。书法的人性张扬，表现的是人性中的真、善、美，而不是人性中的狂、恶、俗，它有一个底限，需要一种人格精神力量来加以约束，这又是当代书法必须警醒的另一面。

原载《书法》2021年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