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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由邓演达、章伯钧、谭平山、张曙时等人筹组“中华革命党”，1930年改名“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第三党”，1947年正式改名“农工民主党”至今。1929年1月，王仙舟由原邳县国民党县长冯少瞻（“第三党”成员）的长子冯克操陪同到上海找到时任“第三党”主席团成员，江苏省联络人张曙时，张对王说：“大革命失败后，很多同志并不气馁，如邓演达、谭平山同志等经过充分酝酿，坚持主张建立组织，坚持'三大政策’，把三民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在邓演达被迫化妆出走以后，其他同志也纷纷离开武汉。我同谭平山同志经江西，参加南昌起义，又经香港秘密来沪，成立新的组织。原来打算组建中华革命党，继而认为不妥当，若是换了组织的名称，便中断了中国国民党的革命系统，很可能削弱三民主义革命的进展，便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作为临时性的三民主义革命领导机关------根据先前在武汉时酝酿的意见，制定了临时行动委员会纲领。”（摘自《忠贞峻节》第5页）经过长时间的交谈，王仙舟接受了这个纲领。经张曙时、侯绍裘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组织。张曙时委任王仙舟为宁、沪、杭铁路沿线负责人，成为江苏省最早组织者，镇江行动部部长，当时江苏省省会在镇江。1930年8月9日革命先烈邓演达等同志在上海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29年初，我在上海投身于这个阵营，奋斗到1931年，因工作被反动派侦破，失去自由，致与组织断绝关系。”摘自《忠贞峻节》第253页）。是年冬天，中央寄给王仙舟南京建邺大学二年级转学证。安排他到河南大学插班二年级学习，攻读的是社会学专业。组织安排他在学校秘密开展“青运”工作。1931年，他在学校《前进报》上发表了自己撰写的《骨鲠在喉》一文，公开痛斥蒋介石将大片土地拱手送给日本的不抵抗政策，遭到了国民党河南省绥靖公署追查。校长许心武为息事宁人，及时与绥靖公署联系，婉言拒绝绥靖公署带走学生做法，主动提出学校处理意见，得到绥靖公署的理解和认同。校长安排校谭秘书负责监管王仙舟，并对王仙舟约法三章：一、切实遵守校规，严禁此类事件发生。二、学校正常活动必须按时参加。三、不经许可，不准离开学校，星期天、节假日也不例外。从此王仙舟失去了自由，失去了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组织联系。1932年，学校停止了对王仙舟的管制，恢复其自由，但由于都是单线联系。线断了，组织联系人也找不到了，他像一叶孤舟，漂泊在风高浪急的大海里------。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1949年初，他当时在国民党省党部任党部委员时，秘密与“第三党”成员——浙江省主席陈仪交往，并帮助陈制订了关于起义的五项条件和八项准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王仙舟回到苏州东吴大学担任教授兼系主任期间。由中共南京市委推荐，去北京人民大学政治研究所、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在京期间，在同学、朋友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十多年前老领导——张曙时。12月份在京与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张曙时同志见了面，并当面向他汇报了失去关系的原因及只身奋斗的经历，得到张曙时的嘉奖。张并向他介绍了原“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已改组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嘱咐他与之联系，恢复组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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