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元嘉末年与北魏之间的两次大规模战争，以及宋孝武帝与宗室间的三次内战，还有各种灾害的影响，南方的社会生产遭到了相当大的破坏，南朝宋文帝元嘉之治的辉煌渐趋暗淡。 同时，世家大族和地方豪门兼并土地，占山固泽，隐匿民户。养肥了自身，却削弱了国家的实力，严重动摇了中央政权的统治基础。 元嘉三十年(453年)，孝武帝登基后下诏，允许百姓自由进山樵猎，入湖捕捞，不准私人侵占牟利。但是，这一法令遭到士族高门和地方豪强的抵制，在强大的保守势力面前成了一张废纸。  孝武帝最初画像 此外，朝廷还面临着深刻的政治危机。在经历了百余年的东晋门阀政治之后，南朝刘宋排斥了门阀政治，恢复了皇权政治，但皇权政治的基础和格局并不能一次稳固下来，皇族内战不断爆发。 宋孝武帝为了加强和巩固皇权，从政治和经济各方面削弱宗室、士族及地方豪强，采取了诸多强硬措施。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与宗室、官僚之间本就菲薄的信任度进一步削减，相互猜忌和防备达到空前的高度。 北方由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政权在北魏太武帝死后，国家一度陷入内部权力斗争，但是魏宋双方矛盾依然尖锐，实力尚存的北魏令宋人忌惮。大明二年(北魏太安四年)，因为刘宋在边境的筑城活动，曾导致北魏军队迭次入侵兖州、青州一带。 大明八年闰五月二十三日(公元464年7月12日)，南朝刘宋政权的第四位皇帝——三十五岁的孝武帝刘骏在玉烛殿驾崩。当天，年方十六岁的太子刘子业继位，成为该王朝有史以来第二位从储君位置合法入承大统的皇帝，史称前废帝。 不过，顺利继位并不意味着一个良好的开局，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烂摊子。继承大统的刘子业并非孝武帝最喜欢的儿子，但是为了实现皇权的顺利交接、江山的千秋永固、血统的长久延续，临走之前，孝武帝仍然需要精心设计死后的政治格局。  刘子业 他为刘子业挑选了五位顾命大臣，并设置了复杂的相互掣肘机制。按照他的遗诏，“义恭解尚书令，加中书监。柳元景领尚书令，入住城内。事无巨细，悉关二公。大事与沈庆之参决，若有军旅，可为总统。尚书中事委颜师伯。外监所统委王玄谟”。 义恭，即江夏王刘义恭。他是刘宋朝开国皇帝刘裕的第五个儿子，也是刘裕直系后代中还活着的辈分最高的人。作为顾命中唯一的皇族成员，代表着皇族权益。 刘义恭对上恭顺，生活奢靡无政治野心，还不善交际与邀买人心，在最高统治者看来却是值得信任的条件。再加上刘义恭在宗亲之中辈分最高，因此，以“太宰、中书监、领太尉”的身份成为顾命集团首席，无论什么事情都要由他过问处理。 当然，仔细分析他的职务，实权有限。太宰、太尉为荣誉官职，尤其是百官之首的太宰，只反映出其尊贵身份而已。解除尚书令改任中书监，是从掌管行政事务的尚书台一把手调到掌管诏敕颁布的中书省任二把手，不过由于当时一把手中书令刘子鸾是个年仅九岁的孩童，因此，他就是中书省实际上的首脑。 但自南朝起，中书省权力结构发生变化。从寒族中选任的中书通事舍人逐渐夺取了出制诏敕的权力，中书令、监、侍郎权力减轻，甚至成为清贵的官职而已。所以，刘义恭的权力实际比之原来反而稍有缩减。 柳元景出身雍州豪族，长期在刘义恭幕府为职，因刘义恭的安排获得展示能力的机会，并以军功获得晋身台阶。孝武帝在世时，柳元景已经当上了侍中、骠骑将军、领军将军、雍州大中正。  皇族大臣 除了骠骑将军是军号，标明位阶的高低，非职官外，侍中之职使他获得了出入宫禁，陪伴皇上左右的权力；领军将军之职使他掌握了禁卫军权和全国部分军权；本州大中正则使他掌握了雍州品评和察举官员之权。 当时，柳元景的个人权力一度达到顶峰，他的宗族、旧部不仅谋取了官职，还利用雍州侨置制度，隐匿了大量户口，从中获取实利。 于是，孝武帝与柳氏的矛盾开始滋生与加深。自孝建元年(454年)平叛之后，柳元景始终被羁縻在京师，没有一次出征的机会，全由比他年迈二十岁的沈庆之带兵。 大明二年，孝武帝曾安排王玄谟去雍州实施土断，取消没有实地的侨置郡县，整理户籍，将不用承担调役的侨户和豪强隐匿的民户转为国家正式户口，收取田租，征发调役。 但这一旨在富国的行动导致雍州豪强不满。柳元景的弟弟柳僧景只是荆州的一个郡守，竟然借兄长的威势命令雍州内各郡起兵，攻击雍州一把手、雍州刺史王玄谟，并栽赃后者造反。最终，事态在双方妥协下才平息。 孝武帝病逝前，柳元景担任的职务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南兖州刺史。虽然侍中可以进出禁中，但从遗诏中可以看出，柳元景住在城外，而且一定是被限制在城外，否则没必要强调要他入住城内。 此外，骠骑大将军是荣誉职务，而未授节加督的刺史并不具备领兵的权力，让他留卫京师，没有打发去南兖州上任，更等于是剥夺了他所剩无几的实权。  拜将 那为什么他还能进入顾命大臣的行列呢？孝武帝在有生之年并没能有效削弱强大的雍州柳氏集团，那么只能选择将其纳入政治体系，让他们参与政治决策，分享政治权利，暂时稳住该集团，让儿子有充分的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 柳元景成为顾命既是当时形势促成，也是孝武帝无奈的主动决策。尽管如此，孝武帝为这个决定加了三道保险，也就是五驾马车的另外三个人：沈庆之、颜师伯、王玄谟。 与柳元景一样，沈庆之也不是一个人，他背后是吴兴沈氏集团。吴兴沈氏是刘宋朝开国功臣，沈渊子、沈田子、沈林子三兄弟即为其中闻名者。 沈庆之本人是武将出身，曾在晋末宋初与元嘉年间，到雍州参与镇压蛮族起义，屡立战功。他的军事才能受到宋武帝的舅舅赵伦之的欣赏、名将檀道济的推荐。 沈庆之跟荆雍豪族没有实际利益的瓜葛，而又对其有统御制约的能力，沈氏集团自身又具备与柳氏集团的抗衡力，这些正是孝武帝看重的。同时，每遇内乱，沈庆之都果断地站在孝武帝一边，平乱后又急流勇退，在政治可靠性上获足够加分。 在遗诏中，孝武帝对他的信任达到了极点——军国大事没有沈庆之的参与，不可决定，还把军事统帅权交给他来控制，使他成为顾命集团中权力最大的人。  刘宋军队 除沈庆之外，另外两人也拥有实际权力。先说颜师伯，在遗诏中，柳元景领尚书令，应该是尚书台的最高长官。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尚书中事即尚书台的事务居然不是由他管，而是交给了尚书台的第三把手尚书右仆射颜师伯，这等于把柳元景给架空了。 那么颜师伯是如何获得这样的信任呢？他早在孝武帝出镇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时，就因为“善于附会”而“大被知遇”。 在孝武帝讨伐那个弑父兄长刘劭并夺取皇位的行动中，颜师伯也积极谋划，并获取了更大的信任。接着，他在大明二年参与了击退入侵的北魏军队的军事行动，大明三年支持孝武帝平定竟陵王叛乱。因此，他顺利成为顾命大臣，并且真正控制尚书台的事务。 至于王玄谟，他是北方来的士族，是孝武帝的心腹之臣，曾在雍州土断中充当先锋，直接与柳氏集团正面冲突。他并非以出色的军功捞取政治资本，而是以无能和苛刻闻名军内。 但是这些在军事角度来看糟糕透顶的品质，从帝王权术角度看却是难能可贵的东西：无大军功则好驾驭，不会恃功傲主；无军事才能则不用担心他会反叛；苛刻使他与人关系不善，则不会结党与皇权对抗。 同时，王玄谟背后也有一个强大的地方集团。他的家族中，王玄象、王玄载、王文和等都是地方官员，在北方青州、徐州一带势力雄厚。因此，王玄谟以领军将军的身份和掌握外监的授权，真正掌握了整个宫廷的禁卫权和军政事务。  禁卫军 根据前述情况，五人顾命集团看似布局精巧，各负职责，但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隐患。 首先，这些人选并非考虑其政治素养和行政管理才能，单纯从政治背景、集团力量和亲密程度做判断，埋下了严重的隐患，五驾马车在应对复杂局面时就显得力不从心。 其次，其组织结构存在致命缺陷。在五人集团中，最受尊崇的两位有名无实，其余三位才是朝政和决策的真正掌控者。另外，这三人手中的行政决策权和军权实际也被别人分割。 沈庆之握有大事参决权，而行政事务的处置权力则掌握在颜师伯手里。军队的管理和宫城的禁卫权由王玄谟控制，但是，军队征伐权却在沈庆之手里。这样复杂的权力制衡，可见孝武帝煞费苦心。 但是，这样分配权力的后果却是没有一个集中的核心，导致了“时朝政多门”的局面。这种情况必然导致顾命集团内部的分化和重新组合。果然，在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前述两层隐患发生了总爆发。 当时，孝武帝为了对抗士族门阀，维护皇权，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一条就是引入寒族出身者出任中书通事舍人，掌管中书机要事务，并且遇事多与寒族新贵商议决策，绕开士族掌握的行政系统。 这些寒族新贵依赖皇权飞黄腾达，形成了利益集团。这里面比较出名又和本文所述有关系的有三人——戴法兴、巢尚之和戴明宝。  刘宋统治的疆域 戴法兴和戴明宝并非亲戚，前者出身会稻郡山阴县(今浙江省绍兴市越城、柯桥区一带)，后者出身南东海郡丹徒县(今江苏省镇江市东南)。 在孝武帝还是藩王时，两人就同为他的心腹侍从，都曾参与他起兵反抗兄长刘劭的密谋，因此“专管内务，权重当时”。后来，他们之中又增添了一个出身鲁郡(今山东省曲阜市)的巢尚之，他因涉猎文史和反应机敏受到赏识。 三人深受孝武帝的信任与倚重，负责东宫事务的戴法兴与任中书通事舍人的巢尚之竟能参与官员选拔、授职、升迁、调职、诛杀、封赏之类大事的决策，而细杂事务交给戴明宝。 前文已述，孝武帝时代官员选拔是颜师伯的职业领域。戴法兴、巢尚之能与颜师伯在同一件事上达到一样的效果，正说明这三人早已沆瀣一气，荣损与共了。 此外，因为孝武帝驭下以严，遇到事情动辄追责加罪，所以刘义恭、柳元景、颜师伯等官员得依赖巢尚之等人在皇帝面前说好话，这就形成了事务与心理的双重依赖。 当孝武帝驾崩之后，戴法兴、巢尚之失去了可供倚靠的皇权，一方面必然要利用手中残余的权力重新与政治强者结合，确保自己的权力；一方面旧有的依赖和合作关系也会适当延续。 既然存在寒族新贵集团与顾命强权集团利益结合的基础，又有戴法兴、巢尚之这个黏合剂，顾命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就聚合到一起了。  刘宋大臣 在孝武帝时代不敢私相往来的刘义恭、柳元景、颜师伯等人，居然在孝武帝驾崩后相互欢庆“今日始免横死”，还“常相驰逐，声乐酣酒，以夜继昼”。可见刘、柳、颜等人已经形成利益共同体了。 对此有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就在孝武帝驾崩四天之后，新继位的刘子业下诏，宣布了一个诡异的决定：“太宰江夏王义恭……可录尚书事……侍中、骠骑大将军、南兖州刺史、巴东郡开国公、新除尚书令元景……可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领兵置佐，一依旧准。” 为什么说这事诡异？其一，录尚书事是总管朝廷行政事务的职位，如果孝武帝真有意让刘义恭担任，大可在遗诏中直接授予，不必含糊其辞“事无巨细，悉关二公” 其二，柳元景在大明七年正月早就以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何以重复？ 毫无疑问，这份诏书出自戴法兴、巢尚之之手，使被遗诏解除实际行政管理权的刘义恭重新获得超乎寻常的权力，使很可能已经被孝武帝削夺开府仪同三司的柳元景重新扩府置佐，掌握部分军队。 组合的同时，自然就伴随着分化。因为前文所述雍州土断的矛盾，柳元景和王玄谟相互仇视，而沈庆之一向与刘义恭关系恶劣。 此前，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军队南下时，在彭城的北伐军总统帅刘义恭开始慌乱不堪，准备逃跑。后来他听说北魏太武帝亲自到了彭城附近，竟然只给了沈庆之三千人，却要他去攻击太武帝的大营，这让沈庆之十分鄙视和记恨。 孝武帝孝建三年，关于铸钱问题，刘义恭更是针对沈庆之的观点大加批驳。于是沈刘二人积怨很深。但敌人的敌人是不是朋友呢？ 未必。沈庆之与王玄谟之间的关系也好不到哪去，沈不大看得起王，所以原来的五人顾命集团就成为刘柳颜集团与落单的沈、王三方角逐。  官员出行 这样的权力争斗，通常围绕关键位置展开，而遭到排斥的一般是实力偏弱的一方，顾命集团的内斗并不能打破这个框框。 在三方中，王玄谟所掌控的军权和禁卫权是最为人垂涎的，也是各方首先争夺的焦点。既然他跟双方都不好相处，那么，也容易遭到共同排斥。同时，他也是三方势力中最弱的一系 王玄谟的实力一是来源于孝武帝的信任，一是来源于青州、徐州的地方势力。如今孝武帝已经病故，他失去了最大的靠山，而青州、徐州地方势力不如雍州柳氏、吴兴沈氏势力强大，在朝廷中处境相对孤立。 于是，在大明八年八月初一日(464年9月17日)，孝武帝驾崩尚不满三个月，王玄谟就被解除了领军将军职务，赶出朝廷，去北方边境担任青、冀二州刺史。他不过是顾命集团内斗的第一个失败者而已。 就当时的政局而言，主要矛盾是顾命集团与皇权的矛盾。顾命大臣制度只是临时过渡的措施，必然要回归正常的政治秩序。问题在于，怎样处理好过渡时期与皇权的关系，以及选择合适的时机奉还皇权。 面对这种情况，缺乏政治远见和干才的刘柳颜集团却是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大明八年六月初四日(464年7月23日)，他们自以为朝政在握，竟然一股脑儿地将孝武帝登基以来变革的制度全部废除，恢复文帝元嘉时期的状态。 当时，距离他们掌握辅政权力仅有十一天。这个举措不仅得罪了孝武帝变革的受益群体，更直接得罪了新皇帝。尽管刘子业跟父亲孝武帝的关系并不好，但从心理上讲，毕竟疏不间亲。  少年天子 依刘子业的目光所见，父皇纵然有诸多不是，也轮不到你们这些外人在这个时候来教训他，你们这样做看似给父皇纠偏，实质却是联合起来欺凌我这个新君罢了。 同时，已获得空前权力的刘柳颜集团还不知收敛地盲目扩大自身权力、巩固自身利益。摆摆样子的幼童、中书令刘子鸾改任他职，中书省内没有了能制约刘义恭与巢尚之的力量。 如果说第一件事还有延续孝武帝遗诏精神，是将“事无巨细，悉关二公”化为实际职权的借口。第二件事也有打击刘子业所痛恨的刘子鸾势力，尚能被刘子业接受，那么接下来的第三件事就是赤裸裸地肆无忌惮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465年2月6日)，颜师伯又将空缺的尚书左仆射与右仆射合并，称尚书仆射，自己出任此职。通过这一合并，他不仅能更如意地掌控尚书台，还侵吞左仆射直接掌管的殿中曹，对宫殿警卫事务有了一定话语权。 永光元年(465年)二月，他们又通过中书省发诏赐沈庆之执仗、三望车，增设随从，企图以虚有其表的优崇拉拢沈氏集团。虽然这是减少顾命集团内耗之举，但却是皇帝视角所不愿意看见的情形。 前述种种，加上王玄谟的外放，使新皇帝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更为不智的是，随着权力的巩固，他们直接对少年天子表现出不尊重的态度。 比如，戴法兴大概是多年担任东宫属官形成的习惯，对刘子业指手画脚，还威胁说：“官所为如此，欲作营阳耶？”营阳即宋少帝，也是少年天子，因为与开国皇帝刘裕留下的顾命集团关系不睦，而遭到顾命集团合力废黜惨死。  少帝惨死 这话拿刘子业比宋少帝，意思是如果你不听话，我们也要像废黜宋少帝那样废黜你。本该全力协助引导皇帝管理国家的顾命大臣们竟然站到了皇权的对立面，双方的矛盾彻底尖锐化了。 高坐在龙座上的刘子业不是个懦弱的君主，他不容许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他要像他父亲那样维护皇权政治，所有阻碍他的势力都必须被清除，只是他需要等待时机。在准备阶段，他应该还借助了戴明宝的力量。 戴明宝这位孝武帝时代权倾一时的红人，在孝武帝驾崩后失去了倚靠。戴法兴、巢尚之与顾命集团势力结合继续享受荣华富贵，他却遭到忽视，跌落到政治生涯的低谷。 这种现实境遇和心理落差很可能导致他重新寻求政治靠山，并怨恨戴法兴等人，也就成为值得刘子业拉拢的力量。到永光元年八月初一日(465年9月6日)，完成准备工作的刘子业终于出手了。 他借着他宠信的宦官华愿儿的汇报，先免了戴法兴的官职，又将其发配远郡，再将其赐死。第二天，刘子业还焚烧了戴法兴的棺材，并杀了他的两个儿子。同时，他还将其同党巢尚之逮捕，不过后来仅免除其中书通事舍人之职，让他继续为自己效力。 又过了八天，完全控制了中书诏敕之权的刘子业罢免了颜师伯的丹阳尹之职，并让他从尚书仆射改任尚书左仆射，让另一名官员出任尚书右仆射。这是削夺颜师伯权力之举。 面对少年天子咄咄逼人的攻势，刘柳颜诸人感到恐惧不安。他们为求生路，仓促考虑和密谋废立之事。没有政治头脑的他们病急乱投医，居然找沈庆之探口风。 拔剑出鞘 沈庆之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权力已臻顶峰，就算参与其中也得不到更多政治利益，而且，让刘义恭做皇帝，自己的下场可想而知，所以还不如主动告发。 有了沈氏集团和禁卫系统中拥护自己的势力支持，刘子业决定趁对手尚未决定之机，先发制人！ 八月十三日(9月18日)，刘子业率宫禁部队出击，刘义恭与他的四个儿子，柳元景与在建康、襄阳的子侄宗亲数十人，颜师伯与六个儿子都被诛杀。 一场腥风血雨之后，建康城恢复了暂时的宁静。部分被废除的制度与工程得以恢复，朝堂之上亦有所调动。 沈庆之荣升太尉，其长子沈文叔由门下省的黄门侍郎升任侍中——这是对沈氏集团忠诚的奖励；王玄谟又从青、冀二州刺史任上调回京城，继续担任领军将军之职；刘子业信任的同母弟刘子尚出任尚书令。 现在，刘柳颜集团已不复存在，沈、王虽然依旧，但顾命集团的体系已经土崩瓦解，王玄谟所有私兵也被刘子业以各种理由尽数收编，两人徒有顾命之名，无顾命之实了。 对刘宋政权来说，顾命集团的瓦解是必然，人们也该庆幸朝廷政治又恢复了正轨，只要皇帝是位充分历练的政治家，或许政权就能逐渐走向稳定。 然而不幸的是，掌握帝国命脉的偏偏是位少年天子，更为雪上加霜的是，他还不是普通人，重重政治风雨带给他的更多是创痛和梦魇。 当年宋文帝被自己的太子刘劭弑杀，刘子业的父亲孝武帝起兵反对刘劭，留在建康的刘子业被刘劭当人质抓起来，几次准备杀掉。 虽然年仅五岁的刘子业幸运地活下来了，但几度在生死线上徘徊，给他幼小的心灵烙下了深刻的烙印，形成挥之不去的阴影。 庞爱幼子 孝武帝期望他能尽快承担起政治责任，对他经常指责批评，还通过戴法兴监督东宫，使之长久感到处于父权压抑之下；之外，孝武帝宠爱殷贵妃和小儿子刘子鸾，使他感觉丧失父爱。 因此，正值青春期的刘子业相当缺乏安全感，欠缺与人建立正常情感与信任的能力，宫廷政治的压力让他焦虑和抑郁，一旦找到突破口就以极端暴力的形式宣泄出来。 首先遭殃的是孝武帝的爱子、刘子业的亲弟弟刘子鸾及其周边人。这位年仅十岁的王爷，仅仅因为曾独占父亲的宠爱，而遭到刘子业的嫉恨，被废为庶人。 为了宣泄怨恨，刘子业还掘了他母亲殷贵妃的墓，拆了孝武帝为悼念殷贵妃而建在墓附近的新安寺，并将为殷贵妃写祭文的才子、吏部尚书谢庄拘捕下狱。 这天是景和元年九月初四日(465年10月10日)，距离刘柳颜集团被清洗只有三十四天。短短七天后，刘子鸾和年仅六岁的同母弟弟刘子师、年龄不详的同母妹妹一起被残忍赐死。 接着，在九月十九日(10月25日)，刘子业又亲征自己的叔叔义阳王刘昶，后者此时正担任徐州刺史而身在彭城。尽管是御驾亲征，刘子业还是遵从遗诏，安排沈庆之作为统帅。刘昶惊慌失措，扔下母亲与妻儿，只身与一名爱妾逃奔北魏。 同时，打击面又扩大到刘子业的其他叔王(即孝武帝的弟弟们)。由于担心诸叔王对自己不利，刘子业把这些叔王聚集到京城，严加控制，甚至多次恐吓凌虐。 当然，在这种恐怖的政治氛围中，宗室诸王也没有坐以待毙，而是以极秘密的方式筹划着政变。十一月初三日(12月6日)，刘子业的姑父，亦是他的舅舅，宁朔将军何迈参与谋反事泄，下狱而死。 可就在何迈案曝光之时，屠刀竟落到了功高无限的沈庆之头上。这完全是个冤案，其背景更为复杂，简单来说是沈氏集团的内斗与皇家宗室内斗融合的结果。 湘东王刘彧为求自保，借何迈案下手，安排自己的暗间、刘子业信任的红人沈攸之行反间之策(沈攸之与沈庆之有矛盾)，使猜忌心失控的刘子业误杀忠良，自断臂膊。 杀戮宗室 猜忌催生暴力，暴力催生无休止的暴力，无休止的暴力轮回终于形成反噬。 就在沈庆之死后第二十六天，在南平王、黄门侍郎刘敬猷，庐陵王刘敬先，安南侯刘敬渊被赐死的当天深夜，湘东王刘彧与心腹勾结宫内宦官，以及并未在刘柳颜集团垮台后出人头地的戴明宝，冒险发难，凭借一场惊心动魄的政变，踏着侄儿刘子业的尸体登上了皇位，是为宋明帝。 当时，顾命集团唯一的幸存者王玄谟没有守节，刘子业对士族毫无区别的猜忌、压制和打击让他心寒，无休止的血腥杀戮让他丧失信心，所以他倒向了宋明帝。 随后王朝全境爆发了战争，文帝诸子系和孝武帝诸子系为争夺皇权杀得你死我活。在这场战争中，王玄谟成为宋明帝的有力助手。 也因为如此，这位德行、才能均属二流的老将居然得保善终。刘子业死后四年，他以八十高龄在右光禄大夫、车骑将军、护军将军的位置上过世，谥号庄。 现实就是这样残酷无情，一个人无法操纵历史进程。无论你事先对一个事物设想得如何完美，但是它总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它的进程也总是会脱离设定的轨迹。 机关算尽的孝武帝 所以，一切预设体系的成功与否，并非由一个人理性的头脑决定，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未来的机遇和环境。孝武帝苦心设计的五驾马车存在着先天的结构缺陷，在当时的环境中，这种缺陷迅速暴露出来，仅仅运行了三个月就导致五人集团发生分裂，失去了平衡。 而他们与政治经验不足、性格严重缺陷的年轻皇帝之间的矛盾，直接导致了整个顾命体系的崩溃。这一矛盾的过早激化，恐怕是孝武帝未曾料及的。 然而，一切已经无法弥补，中央朝廷躯体上巨大创伤留下的权力真空，被第三支政治力量所填补，进而导致血流漂杵、御座易主、成王败寇的结果，徒让后人无限感慨而已！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