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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下眼中的陈诚:(7)派系结怨

 兰州家长 2023-05-27 发布于甘肃

樊崧甫口述:

1932年1月28日,第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日军,第18军官兵请缨护沪,陈诚与蒋介石密电协商。

蒋电陈:“如全军援沪,则江西缩短围剿防线,放弃赣南,退守南昌、抚州;否则迅速进援赣州,先击破红军,再行援沪。两方案请兄择一实行。”

当时是赣州守兵旅长马崑连电乞援,行营参谋长贺国光、省主席熊式辉连催第18军援赣。

陈知蒋意是要其援赣,但部属又不愿进兵赣州,为难之中,乃与我这个总参议商议。

我对陈说:“援沪与援赣,当然以抗日为主。但据我看,上海战事主要由第十九路军发动,我中央及日军俱未有全面准备。

京沪铁路及长江运输,均受敌机阻碍,我军增援困难,战局难以持久,恐不久以美、英、德、意调解而告终。

我军从陆路进援,行程近月,未到而战事早已结束,势必重新回转江西,重与红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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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州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若是放弃赣南、赣州,红军乘势攻击南昌,南抚地处锅底,势难保守。援沪不成,丢了江西,前途不堪设想。

今红军主力屯兵于赣州坚城之下,行将近月,在对日作战时,仍围攻赣州,红军将士,心理上不无动摇,如迅速援赣,内外相应,必然击破红军。

如沪战相持下去,仍可从容援沪,江西可不丢,士气更旺盛。我以为先援赣州为是。”

陈问:“如官兵不肯去援赣州如何是好?”

我答:“军长可集合11、14两师军官作一次训话,说明急于援沪抗日,无奈被红军围攻赣州,妨碍我军抗日。

我军不忍友军马崑旅及数十万民众归于死亡,不得不先行援赣,盼全体官兵共同努力,快点打垮红军,解除赣州之围后,随即起程援沪抗日。

这样就可鼓励士气,不惟肯去,且加快解围时日,我预料10日左右就可回师。”

陈诚采纳了我的意见,下了援赣命令,陈走后,罗卓英、周至柔来访,要我劝陈勿援赣,我把对陈讲的话告知了他俩,罗、周二人相对叹息。

我为陈诚出了主意,陈对我极表感谢,在陈自己对部队训话后,又请我向全军将校尉官致辞,并对部下说,服从我就是服从他。

陈诚自率第11、14两师援赣州,留下第43、52两师守吉安、吉水,预从4个独立团编成一个先遣纵队援沪,以我为司令。

陈命我代表他先赴南京谒蒋,报告决心与处置情况,陈写一纸条给南昌办事处的吴子漪,要其尽量支付我所需经费。

2月初,我到南京,这时上海战局已成,敌在我左后浏河登陆,经英使调解后,我方屈辱求和,同时,陈诚也解了赣州之围。

陈诚、罗卓英、周至柔等3人由国民政府明令嘉奖,而抗战之第十九路军则在日、蒋双重压力下,于5月奉令移驻福建。

覃道善口述:

红军第3军团在围攻赣州中,挖坑道至城墙脚,用棺材装炸药轰城,城墙崩塌20余丈,马崑旅处境非常困难,大有破城的危险。

正处千钧一发之时,第18军星夜兼程由吉安前往救援,以解赣州之围。

当时,陈诚因事留南京未归,即由第11师师长罗卓英代理,率领第11、第14师执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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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卓英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罗卓英亲率第11师由泰和经遂川,向赣州前进,第14师由吉安经泰和沿赣江西岸向赣州前进,师部到达赣州附近的那天,第14师师长周至柔命令第41旅在五云桥地区宿营。

第31旅当晚赶到赣州章水北岸,第41旅旅长李及兰不遵照命令,也赶到赣州章水北岸,靠拢第31旅地区宿营。

周至柔得知后,大不满意,仍严令第41旅非即刻撤回五云桥宿营不可,李及兰硬不肯撤,各执己见,大闹意气,不得解决。

后经参谋长柳善往返调解,第41旅不撤回五云桥,而撤到五云桥至河西中间地区宿营。这个问题虽得到折中解决,但周和李隔阂已深,不久,李及兰因此而另调他职。

后来得知,李及兰同周至柔闹意见的起因,系第14师副师长出缺,以第11师旅长霍揆彰调升,而没有升到他,因而对周不满,借故不服从命令,以破坏周的威信。

1932年3月初,第11、第14师全体到达赣州河西后,赣州之围未解。于是,罗卓英即决定亲率第11师由河北渡河进城,准备从城内向城外出击;以第14师第84团在河西向唐江方向占领阵地,并筑工事,以防红军第1军团来袭,而掩护第11师的作战。

但是,第11师渡江进城既无桥梁,又缺少渡船,同时,受红军火力的控制,白日不能行动,似此渡河本属难事,终因河幅不宽,工兵强架轻便浮桥成功,一夜之间即渡河完毕。

在渡河时,红军虽发觉,用机枪扫射,又从上游放火船烧桥,以期阻挠第14师的渡江。

由于第14师第40旅沿河防守部队用强大的火力压制红军的火力,并击沉火船,使第11师渡河未受影响,而达到完成渡河任务,这是出乎红军意外的事。

第11师进城后,罗卓英暗由城墙脚挖地道数条,时经3个黑夜,将地道挖成后,又在出口处留很薄的土层,待部队出城时才行打通。

出击部队不走城门,均从地道拂晓出城,以偷袭手段,忽向红军猛攻,使红军措手不及。

这次,罗卓英使用第11师全师6个团的兵力,为出击部队,并调第14师第84团进城作预备队,待第11师出城后,又派部队严守地道,只准出城,不准进城,谋求背城一战。

但红军第3军团发觉后,即向赣州东南方向撤走,第11师虽费了不少时间,结果只俘虏红军官兵500余人。

红军撤走时,罗卓英又派第 11师胡启儒团及第14师第79团尾追,终未追上,就连红军主力的去向也不知晓。

第79团仅仅拾得短枪4支,团长凌光亚却以此假造情况,扬言追上红军,发生激战,谎报功绩。

周至柔得知此情,对凌光亚这种行为并未追究。最后为舆论所迫,才将凌光亚以指挥无方,调任他职。

这次,第14师除第40旅一部分沿河西岸防守部队参加掩护第11师渡河战斗,及第79团参加追击外,其余都在河西担负警戒唐江方向的防守,因为唐江方面红军第1军团并未进攻,固未发生战斗,也没放一枪,赣州解围战即告结束。

方耀口述:

这次战斗出击之快,出乎红军意料,因此,缴获亦较多,据说:“出击部队到了城外,攻到红军坑道阵地时,有的红军正在熟睡,大概因红军围攻月余,过于疲乏。”

据第18军对赣州战役的公布材料,计俘获1000多名指战员,算是最多的一次。战斗结束后,第11、第14师和第154旅移驻于城内,陈诚、罗卓英等受到了蒋介石嘉奖,第18军的两个师的重要人事进行调整。

如第11师第31旅第61团团长黄维升任第31旅(一说32旅)旅长;第14师第41旅旅长李及兰免职,由李树森充任;第40旅第79团团长凌光亚免职,遗缺调第84团团长陈烈充任。

赣州的战略地位很重要,马崑旅长因守赣州有功,蒋介石通令晋升为中将旅长,该旅北调归建。

蒋介石与陈济棠商量,派粤军第1军驻大廋的余汉谋1个师(辖3个团)接赣州的防务。

当第18军进城后,马崑旅就奉令调走,此旅的官兵多数有两支枪,一支是步枪,一支是鸦片烟枪,不但军官有家眷,有些士兵亦有家眷,原因是此旅驻赣时间久,因此,部队行军拉得很长,拖拖拉拉。

第18军进城后,一直在等待粤军的到来,突然接到陈诚的电令说:“余汉谋的第1军在大庾县受到红军的围攻,着罗卓英就近派部队驰援。”

第14师师长周至柔率领该师及第52师第154旅,前往大廋解围。

第14师与第154旅从赣州县出发,经过南康县,行军三四天,抵达青龙,与余汉谋军取得了联系。

大廋县是木盆一样的城,城外四周是大山,红军占领了城外的一切制高点,形势岌岌可危,围攻大廋的红军仍为第1、第3、第5军团。

当第14师与第154旅到达青龙时,红军得悉援军已到,立即开始撤退。

由于第18军大力援助,余汉谋的第一军得以保存,余汉谋对蒋介石十分感谢。当第14师与第154旅抵达青龙时,余汉谋赠送周至柔不少军用物资,如无线电台等,表示感谢。

从此,余汉谋与蒋介石有了秘密联系,后来,陈济棠反对蒋介石,余汉谋就首先反对陈济棠,使陈济棠陷于孤立之境。

余汉谋第1军第1师与第14师一起,行军三四天返回赣州县城,粤军第1师休息后接了防务。

1932年1月下旬,第14师从泰和向赣州行军时,第79团团长是凌光亚,军部下令说:“该团纪律不好,着即撤职。”

当时,我任该团第1营上尉营副,据我所了解的所谓纪律不好,是因天气较冷,有的部队出发前在烧火取暖。

我了解陈与凌有宿怨,1928年时,陈诚任南京警备司令,凌光亚任伤兵管理处处长,陈想扩充部队,曾要求凌拨给2000余名伤愈的士兵,凌不买陈的账。

因为凌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与何应钦是同乡,以何为背景,陈诚对凌光亚很不满意。

后来,凌任教导第3师第1团团长,1931年改为第18军第14师第79团,军长是陈诚。

1932年时,陈诚与何应钦的矛盾很大,凌光亚是何应钦的人,任第14师资历较深,陈认为此时不除凌,后患无穷。

陈诚处理此事,大家的意见很大,认为这是借赣州战役之机,给予报复。

赣州战役开始后,大部分的战斗是马崑旅担任的,第18军不了解,第18军抵达赣州时,第11师是参战的主力,第14师是第二线部队。

樊崧甫口述:

1932年秋,蒋介石命令川军第59师张英部移防吉水、永丰,归陈诚指挥,张英以何应钦为靠山,何电嘱陈善视张部。

张师纪律不佳,陈密报蒋,蒋令陈将其缴械改编,陈诚与我商议:“现奉密令,对驻万安的28师王懋德部及驻吉水的59师张英部,都要相机缴械改编,你看先从哪师着手?”

我说:“王懋德师系陕西部队,官兵强悍,战斗力强,地处万安,对中央存有戒备,逼之过甚,投归红军或上山负隅,均非好事;

张英部川军,人弱械劣,纪律废弛,民心不顺,兼弱攻昧,还是先从张部着手为是。”

陈说:“刚归我指挥,就被缴械改编,怕以后其他部队不敢靠拢我这码头。”

我说:“你所言极是,但这次你已将他们的情况报上去了,密令已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是今后对再靠拢的应善意帮助,以明你并非有意倾覆。”

陈遂率领部队袭围永丰、吉水,不料,行营参谋处长钱卓伦已先把消息密电告知张英,张师登埠抵抗,何应钦严令陈诚撤退,陈气慑,欲还师。

郭忏阻之,郭云:“兵临城下又撤回,威信扫地,且对委员长密令,何以交代?不如先执行了再说,事后再叩头跪拜向何赔罪吧!”

陈然其议,张英遵令缴械,在张部文件中搜出钱卓伦密电,便以之报蒋;何应钦也向蒋控告陈擅权。

蒋皆置勿问,后何拂袖而赴北京,与陈势成水火。

陈诚将4个独立团与张英部并编为第59师,以陈时骥任师长,陈在吞并第59师前夕,让出所兼之第52师师长,以副师长李明升任;

调去第43师师长郭华宗,以刘培堂升任,插进邹洪(若虚)为副师长,周祥初为旅长,均是保定军校第八期同学,声气更一致,实力愈益壮大。

1932年春,陈诚让罗卓英、郭思演、邹洪等用广东同乡、保定同学的关系,把在广西和桂系战败之第4军吴奇伟(梧生)部接引到吉安,编为第90师,仍保持其第4军军长虚衔,增兵益械,恢复其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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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济棠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马崑旅调离赣州,由陈济棠派粤军第1军余汉谋部接防,陈诚对余积极拉拢,遂雄视赣江流域,其时,赣东信水流域、赣东南抚河流域守军兵力薄弱,无机动部队,行营和省府虽极嫉视陈,但在红军进攻时,又不得不仰仗陈支援。这一时期,陈诚成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的中心力量。

1932年秋,红军攻吉安,陈诚率第11、14、90师增援。红军因无隙可乘而引退,断后的红军第3军团师长郭炳森叛党,率500余人投降陈诚,陈将其编为暂1师,交第4军吴奇伟指挥。

冬初,红军攻宜黄,围南丰。南昌行营派陈诚为抚河方面军总指挥,陈以我为参谋长,郭忏为参谋处长,梁启霖为副官处长,率第14、90两师移驻抚州增援;

命罗卓英率第11师回吉安,以兼副军长代行军长职权,指挥第43、52、59等几个师,承担安福、永新、抚绥修路等事宜。

陈诚又向熊式辉荐任郭忏为永新区行政专员,张节甫为永新县长,陈把这些区域的行政权都抓在了他的手中。

总部开到抚州时,红军攻新丰街,守军撤回南丰,红军遂围攻南丰。守备南丰的毛炳文第8师、守硝石的许克祥第24师及守南城的李云杰第23师,原来是由朱绍良统一指挥的,此时,朱到新疆、甘肃一带去了,将部队让给毛炳文升兼。

毛资望浅,指挥不灵,部队胶着阵地不敢动弹,虽然毛炳文是留日士官系,但陈诚却看不顺眼,所以尽管毛连电呼吁,行营贺国光也电报、电话多次催促,而陈却按兵不动。

抚州行政专员兼临川县长周钟岳,是熊式辉之师,为第5师师长周浑元之父;守军司令是二次“围剿”时指挥过陈的二十六路军总指挥的孙连仲,仅一年时间,孙倒过来接受陈的指挥。

陈诚展开政治活动,强制拆除市街店屋,使公路通过市区,烧毁纳过特税的鸦片,公审了贩毒奸商,威胁到了熊、周。

陈诚朝夕与孙连仲过从,弈棋、喝酒、谈心,孙正苦于缺饷少械,兵心不固,因愁成疾,以心事告陈。

陈劝孙自动请蒋介石将第25、27两个师缩编成为一个27师,并裁掉一个军部,这样,不但可保证不被裁减军费,且可更得蒋的信任。

孙采纳陈的建议,把高树勋的军长职务和25师裁掉了,孙自此投入蒋的怀抱,以后,凡冯玉祥旧部有异动时,蒋都派孙去统率整编。

熊式辉也受蒋介石、宋美龄的宠信,是贩毒的后台老板,烟案一直闹到蒋处。

蒋电陈:“事关行政,希勿过问。”陈担心受处分,我则不以为然,告

陈曰:“不过赔10多万元而已,现蒋正重用你,不会小题大做,此后不管就是了。”

蒋果不再责陈,但熊含恨寻仇,二人暗斗甚为激烈。

红军围攻南丰一星期,不克而退。陈诚以第27师之池峰城驻浒湾、74师开南城万年桥、90师开宜黄,对红军暂取攻势防御。

但陈之感情容易冲动,自信力强,变动很快,持久性薄弱,当3个师转移之第一日晚上,我在陈对面参谋长办公室内,见陈于深夜反复钻研兵力配备地图,乃得知他又将变更部署。

我虑军行在途,中道折回,有损士气,但又不好当面阻止——如阻止,陈必负气不听。

翌日拂晓,陈就叫卫士来请我,见面后,陈就说:“哲山兄,我对3个师有个新计划,请你研究。”

我说:“好!请总指挥在图上指给我看。”陈指过之后,我说:

“我也研究了3个方案,一个是和你的相同,另外两个我说出来,请你诀择一个。”

陈考虑了很久,选定了其中一个,问我同意不同意,我同意。

陈嘱:“你既同意,就下命令。”我问:“前天下了命令,军队走了一天,今天又下命令么?现情况未变,让他们到目的地休整几天再动如何?”

陈愕然说:“今天不好再下命令,算了。”

后来,他天天到孙连仲处下象棋,孙总让他赢,陈非常高兴,对调动军队再也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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