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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庚辰本和己卯本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脂本原本都缺少第64回和第67回的内容，且这两回文字都存在部分内容与前后回不合榫的现象，因此，《红楼梦》第64回和第67回是否出自曹雪芹本人之手，一直是红学研究中颇具争议的话题，在学界可谓分歧极大。 除了文本真伪问题本身就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外，其也是研究“二尤”故事绕不开的问题，比如研究“二尤”故事的时序问题，只有在辨明这两回文字真伪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研究，否则就是无本之木。所以，尽管分歧一时难以消除，但学界同仁更应进行深入的探究，迎难而上。 在研究思路上，本人主张将第64回和第67回分开作独立研究，而不作捆绑式研究，这样可避免互相干扰。对于第67回的真伪问题，本人曾在《玉石分明：红楼梦文本辨》一书中有个专题论述，本文不再涉及。 2019年，本人曾在“古代小说网”发表过《<红楼梦>第64回的作者是曹雪芹吗》一文，目前看来内容过于简略，分析也不够完整，且部分观点失于片面，故而重写了本篇文章。 本文的看法是：第64回当是曹雪芹的文笔，其来自曹雪芹创作《红楼梦》过程中的某个早期的文本，这个早期文本疑似是《石头记》初评本的文字，而非脂砚斋甲戌年以后《重评石头记》的文字。下面就详细论证这个观点。 判断是不是曹雪芹文笔有两个主要维度可以作为参考：第一，行文风格（叙事风格、艺术手法与语言风格等）是否与整体保持一致，第二，故事情节与整体内容是否对榫。下面就从这两个维度来分析第64回。 《红楼梦》的行文风格可以归纳出很多个特征，但有两个特征我们读者普遍感受得比较明显： 第一个特征是叙事语言极其简洁、活泼、隽永且富有张力，脂批甚至赞美其“一字不可更，一语不可少”；第二个特征是叙事思维通常是网式的而不是线性的，过程常多曲折，很少平铺直叙，可谓曲径通幽，每每在意料之外，恰恰又在情理之中，同时这些看似绕路的曲径绝不是故弄玄虚、可有可无的，往往又是后文的伏笔，一笔多用，千里伏脉。 纵观第64回的行文风格，会发现第64回总体上符合上述这些特征。该回文字不仅在叙事思维上是网式思维，而且语言也有显著的曹氏风格。 比如明明写宝玉从宁国府回去是为了看望林黛玉，却一路写了众多看似跟主旨不相干但其实都很有实际意义的事情，如怡红院丫头们玩游戏时，芳官与晴雯追打嬉戏，呈现了怡红院日常生活画面；袭人为宝玉作扇套，既写出了袭人的用心用意之深，又将秦可卿之死重新带回读者的记忆。每一笔文字下去，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要么是结构上的瞻前顾后，要么是刻画人物的某方面特征，看似闲笔，其实都是密不透风的。 又如，贾宝玉明明已经快到潇湘馆了，却又出人意料地绕去看凤姐，这又是一笔多用：既补上王熙凤生病之后贾宝玉应该去探望她这个缺漏，使得文章更具生活真实性，更具人情味；王熙凤病重，贾琏却把心思花在尤二姐上，而且还存有阴暗心理：等凤姐一死，就把尤二姐扶正，对比和暗示效果很强烈；又通过王熙凤的话交代了贾府最近的种种不正常状态，不写之写，为后文作伏笔之用。 再如，写贾母祭奠贾敬，却写到了贾母由此而生病，实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贾母因长期在外劳累，又遇到亲人过世而伤心，生病是符合常理的。贾母祭奠贾敬是引子，重点恰是写其生病。因为贾母这一小病，为后文故事的展开提供了逻辑合理性和生活真实性，极其关键：贾琏与贾蓉一块从铁槛寺回来后，贾蓉去探望贾母，从而为贾琏可以单独接触尤二姐创造了机会；而贾蓉探望完贾母后，又回来告诉贾琏说他父亲（贾赦）要找他，自然暂时打住了贾琏跟尤二姐的剧情。故事结构安排得严丝合缝，自然融洽。 以上只是略举几个行文风格例子，类似的笔法该回还有很多。更何况，从文本内容上看，还有为林黛玉量身设计的“五美吟”这样高难度的内容；该回还为贾琏接近尤二姐而专门创设了俞禄这样新出场的人物，这些往往是续书人一般害怕驾驭不住而不太敢尝试的。 从语言风格看，该回中使用的语言也是曹氏风格，这类语言是难以模仿的，比如，“说着，芳官早托了一杯凉水内新湃的茶来”，就这么简单一句，就是一般人难以想得到的，它体现了曹雪芹对精致生活的描写精致到骨子里了。 又如，雪雁对宝玉说的一句话，“叫我传瓜果去时，又听叫紫鹃将屋内摆着的小琴桌上的陈设搬下来，将桌子挪在外间当地，又叫将那龙文鼒放在桌上，等瓜果来时听用”，这样细腻的语言需要作者与故事融为一体、难分彼此后，方能写得出来。 又如，袭人说的一段文字，也是典型的曹氏风格，“我见你戴的扇套还是那年东府里蓉大奶奶的事情上作的。那个青东西除族中或亲友家夏天有丧事方戴得着，一年遇着戴一两遭，平常又不犯做。如今那府里有事，这是要过去天天戴的，所以我赶着另作一个。” 一个“那年”，一个“那府”，尤其是“那年”，看似极其简单，实际上同样需要作者把自己内化在故事情节中，才能使用出这样浑然天成的措辞方式。如果是增补之人，由于易置身故事之外，往往使用不了这样自然的语言。 而且此段文字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秦可卿去世的时候天气比较炎热，属于“夏天”，这与我们现在看到的秦可卿大概病逝于春分节气之前的季节和气温很不合拍，想来应该属于“淫丧天香楼”叙事下秦可卿的死亡时间，与秦可卿判词、判曲、焦大醉骂等一样，都属于“淫丧天香楼”叙事下的文字残留。此回如果是他人增补，则很难补出这样巧合的错误。 再比如，第64回开头部分，有一处文字，没头没尾，增补者恐难以想得出。“供奠举哀已毕，亲友渐次散回，只剩族中人分理迎宾送客等事。近亲只有邢大舅（程高本改作“邢舅太爷”）相伴未去。”其中，“近亲只有邢大舅相伴未去”这句话横空出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显得非常突兀。 第75回正式出场的邢德全，估计正是第64回这里说的邢大舅。曹雪芹五次增删定稿时，应该是把前面涉及的邢大舅的有关内容删除了，出场时间也改到第75回。因此，当看到此处突然冒出个不清不楚的邢大舅来，自然会给人一种没头没脑的感觉。确实也不太符合叙事常理。究其实质，该句话应是更早期稿本中的文字原貌，恰如前文说的秦可卿部分文字一样。这类独特的不合拍的文字，是增补者无论如何也难以想得到的。 此外，从第64回的款式看，也不像他人增补的文字：从俄藏本看，该回有标题诗，有回前批，有回末总结性的对句，这与目前看到的很多脂评本前十七回的款式大体类似；而且，在蒙府本、戚序本、甲辰本中，针对书中的“五美吟”，还有一条夹批，夹批还透漏了后回中有“十独吟”的内容。蔡义江先生认为：“仅此一批，便可见本回绝非后人的补作。”（《蔡义江新评<红楼梦>》，龙门书局出版社2010年第一版，第739页。） 总之，第64回的行文风格，以本人目前的欣赏能力来看，它与《红楼梦》前八十回整体风格是一致的。 有部分学者拿其中少部分语言说事，如周汝昌先生认为标题诗以及开篇文字不好，（《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漓江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第978页。）刘梦溪先生认为贾宝玉与林黛玉的对话内容写的不够好，（《红楼梦第六十四、六十七回是伪作吗》，见刘梦溪先生2008年10月20日博客。）进而主张本回是伪作或者至少部分是伪作。对此，本人有不同的解读方式。 本人认为第64回的文笔总体上不差，与其他回目相比，没有明显的优劣，即便有个别地方稍微啰嗦一点，如宝玉跟凤姐的对话，也无伤大雅。毕竟，实在无法保证每一处情节都能言简意赅，况且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也有一个文笔水平逐渐提升的过程。 就算文笔有细微差异，本人倾向于认为这也是作者早期文笔和成熟期文笔的差异。后文对此会有进一步解释。如果拿酒来做个比喻的话，第64回属于当年茅台酒，第67回和后40回属于二锅头，而其他大部分回目（不包括第十回）则属于陈年茅台酒。 要特别说明的是，周汝昌先生曾经主张第64回是伪作，但晚年却对这一认识进行了部分修正，认为第64回可能出自多人之手，其中后半回的内容大有曹雪芹之风。（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第993页。）这说明周老至少认为该回部分文字水平是非常高的。 那么从故事情节看，本回与前后文是否对榫呢？情节不对榫通常可分成两种情况：一是情节存在遗漏，导致故事不完整，故事之间存在断裂；二是情节之间矛盾，导致故事不合逻辑。就本人的理解程度，第64回不存在明显的故事情节遗漏问题，大体能够平顺地完成与第63回和第65回的对接。这与第67回的情况迥然不同。 但该回也确实存在几处与前后文矛盾的情况。那么这些矛盾能否动摇本回作者是曹雪芹这一结论呢？这一问题暂且留到后面再回答。 下面先分别就每一处矛盾文字，单独分析其背后的可能原因，然后再确定最可能的真正原因。 （一）不该出现的贾政 脂评本中该回多次出现“贾政”一词，戚序本虽然作了修改，但仍然遗留了一处含有“贾政”的文字，直到程高本才彻底把“贾政”替换成“贾琏”。而在第37回时（俄藏本除外），贾政就已经外出了，直到第71回才回来。这样就形成了非常明显的自相矛盾。那么，此处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呢？ 《红楼梦》文本中的矛盾，通常都是因为三种原因引起：第一个是作者的原因，比如不同时期的底稿之间没整合好；第二个是抄写者的原因，常见的有文字讹误、串行、文字脱落等；第三个是他人有意的增补或者改写，如第22回结尾部分的文字以及后四十回的文字等。相应地，第64回中多次出现“贾政”的原因，理论上也有这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是此处文字出自曹雪芹早期的本子，在这个本子中，贾政此时还没有外出，或者压根就没有外出这回事。《红楼梦》中这类由于采用不同阶段的稿子导致的文本之间的自相矛盾非常多见，如薛姨妈的两次不同时间的生日，贾母年龄忽大忽小的问题，“茗烟”与“焙茗”轮替出现的问题，林黛玉进贾府年龄问题，凤姐与薛蟠年龄大小问题等等。 第二种可能性是抄写者的文字讹误，比如，“贾政”可能是同辈中某人的名字的讹误。相对于前一种可能性，文字讹误这种可能性要小一些，因为脂本该回出现“贾政”一词不止一次，有的脂本多达五次之多，如甲辰本。能同时出现五次讹误，这概率应该不是很大。 第三种可能性，该处文字属于他人增补。这种可能性虽不能完全排除，但概率就更小了。如果增补者连贾政外出这件事都不知道，那他对书中的内容该有多生疏！如此生疏又怎敢动增补的念头！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增补者碰巧看的是俄藏本的文字，因为俄藏本第37回中没有贾政外出这段文字，所以增补者不知道贾政外出了。这种可能性其实也很小，虽然俄藏本第37回缺少贾政外出那段文字，但只要稍微留意，还是非常容易发觉贾政不在家中的。 如第47回赖家请客，单独提到贾赦“没来”，却没有只言片语提及贾政；第53回“祭宗祠”“开夜宴”都只提到贾敬、贾赦，没有提到贾政；第69回，贾琏明确说贾政、贾珍都不在家；第70回，明确说贾政外任三四年了，将要回来；第71回到76回，更是反反复复提及贾政刚外任回来。这些地方，俄藏本文字并无二致。 上述三种可能性中，第一种可能性最大，其他两种可能性虽不能绝对排除，但概率都偏低。 （二）时序矛盾 该回中林黛玉奠祭的时节与前后回内容皆矛盾。“大约必是七月因为瓜果之节，家家都上秋祭的坟，林妹妹有感于心，所以在私室自己奠祭。”此处明确指出时间是7月份，书中虽没有明确说出但估计就是中元节前后。 但从前后回文本看，该时间与前后回文字皆存在明显抵牾。从前后回文字看，第64回发生的时间应该在五月份，这一点学界是有共识的，为了节省文字，本文就不再罗列前后回的日期证据进行论证了。造成此处文字矛盾的原因是什么呢？ 从上下文内容看，“瓜果之节”也好，“秋祭”也好，这都是民俗传统，这说明七月份这个措辞本身没有讹误。七月最重要的节日是中元节，中元节是中国传统的祭祀节日，不管是民俗文化、道教文化还是佛教文化，中元节都是一个重要节日。所以文字讹误的可能性可以排除。 而且第64回的祭祀与“五美吟”是浑然一体的，林黛玉当天祭祀的对象正是这些历史上的“可欣可羡可叹可赞”的美人。可以说，没有中元节就没有祭祀，没有祭祀就没有“五美吟”。“五美吟”是该回文字的重头戏，是上半回的核心内容，而七月的中元节祭祀又是“五美吟”合理性的基础。 所以说，“七月”这个时间点构成本回的关键时间点，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必然属于作者谋篇布局时的优先确定事项，不能改动，不可替代。正是因为“七月”这个时间点如此关键，决定了该处文字是他人增补的可能性极低。 因为任何一个增补者在增补之前必然会仔细研究前后回的内容，确立好时间坐标，以便知道该增补些什么内容。而只要增补者去了解前后回的内容，就会很容易发现第64回的故事发生的时间绝不应该在7月份。 如果前面的分析能够成立的话，则因为作者自身的原因而造成该处文字矛盾的可能性就最大了，这又可区分为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即该处文字出自曹雪芹早期的本子。在这个早期的本子中，这一回故事发生的时间原本就是在7月份。后来定稿的时候，整体故事的时间发生了大的调整，相应地，第64回的故事时间也得从七月份调整到五月份，这样的话，七月中元节——祭祀——五美吟，这个叙事的逻辑就彻底行不通了，必须得重新写，相当于第64回一半的内容需要重新创作。 目前庚辰本、己卯本之所以都缺这一回，也许根本原因就出在这个地方，曹雪芹可能因为某种主客观原因，一直没完成该回的改写工作，正如第75回中一直缺“中秋诗”一样。至于其他几处矛盾，都是非常容易进行技术处理的。 第二种需要提及的情形，就是作者从其他地方挪移来了黛玉祭祀和“五美吟”的内容，而忽略了对其时间的调整。这种情形虽不能绝对排除，但概率也极低。这同样是因为“七月”这一时间之于“五美吟”的基础性和两者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很难设想作者在挪移“五美吟”情节的时候能够忽略“七月”这个明显不合拍的时间因素。 （三）两个“鲍二”的矛盾 就全书来看，因为该回文字而产生了书中是两个“鲍二”还是一个“鲍二”的难题。在脂本上，鲍二是贾珍赠送的，原本当是宁国府的人。来看人文社本的此处文字： 贾珍又给了一房家人，名叫鲍二，夫妻两口，以备二姐（指尤二姐）过来时服侍。那鲍二两口子听见这个巧宗儿，如何不来呢？（人文社本《红楼梦》2008年第三版，第901页。） 人文社本此处文字是嫁接了脂本和程高本文字的结果。其中“贾珍又给了一房家人，名叫鲍二，夫妻两口，以备二姐过来时服侍”这几句是脂本文字；“那鲍二两口子听见这个巧宗儿，如何不来呢”这两句是程高本文字。 此处明确说鲍二是贾珍赠给贾琏的，而且有媳妇，这样看来，鲍二两口子应该是宁国府的人。第44回中，也有一个鲍二，他媳妇因为与贾琏有染被凤姐发现后而自杀。这两回中的鲍二是同一个人还是不同的人？乍一看，当是两个不同的人。 同一本书，出现两个重名的人而作者却不作任何介绍，本身就是不合常理的事情。正是看到此处存在问题，程高本《红楼梦》才对此处文字进行了大手笔的修改，将两个“鲍二”改为同一个“鲍二”。 只是府里家人不敢擅动，外头买人又怕不知心腹，走漏了风声。忽然想起家人鲍二来，当初因和他女人偷情，被凤姐儿打闹了一阵，含羞吊死了。贾琏给了一百银子，叫他另娶一个。那鲍二向来却就合厨子多浑虫的媳妇多姑娘有一手儿，后来多浑虫酒痨死了，这多姑娘儿见鲍二手里从容了，便嫁了鲍二。况且这多姑娘儿原也和贾琏好的，此时都搬出外头住着。贾琏一时想起来，便叫了他两口儿到新房子里来，预备二姐儿过来时伏侍。那鲍二两口子听见这个巧宗儿，如何不来呢。（张俊、沈治钧：《新批校注<红楼梦>》，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一版，第1179页。） 脂评本上的鲍二是两个不同的人，程高本上却是同一个人。前引人文社本《红楼梦》此处文字则把脂评本文字和程高本文字简单粗暴嫁接在一起：“贾珍又给了一房家人，名叫鲍二，夫妻两口，以备二姐过来时服侍”这一句是戚序本、甲辰本、列藏本等脂评本内容；“那鲍二两口子听见这个巧宗儿，如何不来呢”是程高本内容。这样就造成两句话衔接不起来的硬伤，属于校勘失误。以后再版的时候，希望能改正过来。 那么，到底该是两个“鲍二”还是只有一个“鲍二”呢？从常理、艺术效果和思想性看，当是一个鲍二为好。 从常理看，同一本书，作者一般不会用重名的人来让读者犯迷糊。如果有不得不重名的理由，则有必要作清楚的交待。这应该属于写作常识。 从艺术效果看，如果是同一个鲍二，则显示了千里伏脉的写作手法，在第44回，鲍二媳妇因为与贾琏私通被发现而上吊自尽，贾琏为了安抚鲍二，“梯己给了鲍二些银两，安慰他说：'另日再挑个好媳妇给你。’鲍二又有体面，又有银子，有何不依，便仍然奉承贾琏”。 如果此鲍二是彼鲍二，则刚好可把此回文字与第44回文字衔接起来，贾琏的“另日再挑个好媳妇给你”这句话也刚好成了后文伏笔。此处鲍二已经又结婚了，而且这个老婆或许就是贾琏介绍给鲍二的。这样就形成一个完整的叙事链条。 从思想性看，鲍二本来的老婆与贾琏私通，又是因此而死的，鲍二却反而成为贾琏的心腹，继续协助贾琏照顾另一个私娶对象尤二姐，这个讽刺自然深刻，让人只能一声叹息。相反，如果此鲍二非彼鲍二，则两个鲍二都变成纯跑龙套的，故事彼此之间没有关联，失去了艺术效果和思想深度。 综上所述，此回中的鲍二原本应该正是第44回中的鲍二，但在脂评本上，却变成是贾珍赠送给贾琏的。这就形成一个矛盾。 对于造成这一矛盾的原因，文字讹误的可能性是首先可以排除的，因为这是一个深层次的矛盾，绝非简单的文字讹误可以解释的。那就剩下两种可能性了： 第一种可能性，与前面两处问题一样，此处文字大概率也是出自早期的本子。在早期的本子中，鲍二就是宁国府的人，鲍二夫妻就是贾珍赠送给贾琏的，赠送的目的或许并不单纯，如为了自己将来去跟尤氏姐妹鬼混提供便利。 在早本中，贾珍、贾蓉等人的形象可能更加不堪。而后来曹雪芹定稿的时候，对其他回目的内容作了调整，鲍二被改成了荣国府的人，鲍二的妻子因与贾琏有染被凤姐发现后自杀。对于第64回，不知道曹雪芹到底有没有重新改写完毕。 如果改写完毕了，想来或许有这样的补笔：贾琏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又给鲍二找了个“好媳妇”，进而安排鲍二夫妻来服侍尤二姐，从而顺利过渡到第65回的内容。 更有可能因为时序的调整，“五美吟”故事的基础被改变了，进而需要进行实质性改写，他没有顾上修改第64回，而是先把这一回搁置起来了，本来可能是想着以后修改好了再补上，不成想这一搁置竟成永久的遗憾。 将“鲍二”从宁国府的人转换为荣国府的人，是创作艺术的一次升华。如果鲍二夫妻是贾珍赠送给贾琏的，不外乎是体现贾珍的用心不纯和好色，以便以后继续去跟尤氏姐妹鬼混。这可能符合作者早期创作《风月宝鉴》阶段的思想。 但将鲍二转换为荣国府的人，艺术性和思想性得以全面提升：从艺术性上看，把第44回内容与后面第64回和第65回的内容关联了起来，不再是一处处孤立的文字，正如把第21回中多姑娘的故事与第77回晴雯的故事关联起来一样。 从思想上看，无负疚感和羞耻心的纨绔子弟贾琏和见钱眼开、精神麻木的底层人物鲍二，都被活脱脱地刻画了出来。 另一种可能性是，第64回此处文字为他人增补文字。增补者没有弄清前后文关系，误把鲍二夫妻写成贾珍赠送的了。理论上讲，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但可能性相对较小。因为但凡认真读过第44回，都不会错到这个份上。 （四）关于“退婚金”的数额 人文社本《红楼梦》此回的校勘还有一处失误，是关于尤老娘到底给了张家多少退婚银子的内容。人文社本为：“尤老娘与了二十两银子，两家退亲不提。”而戚序本、甲辰本，列藏本都是十两银子，程高本则是二十两银子。 人文本此回文字以程高本为底本，但人文本第68回和69回，又采用的是庚辰本为底本，其中两次都提到退婚钱是“十两银子”。第68回有关内容是“父亲得了尤婆十两银子退了亲的，这女婿尚不知道”。第69回有关内容是“尤二姐听了，又回贾母说：'我母亲实于某年月日给了他十两银子退准的。’” 所以，此处矛盾发生的成因很清楚，是人文本《红楼梦》自己校订失误，采用不同底本而忽略了其中的文本差异。以后再版的时候应该更正过来。 在分别分析了第64回的几处明显的矛盾文字及其各自可能的原因后，如果再从整体性角度分析，我们就能看得更清晰：造成第64回文本矛盾问题的最可能原因是作者自身原因。由于黛玉七月祭祀的时间与鲍二问题，都不可能是文字讹误造成的，故而，文字讹误的可能性是绝对可以排除的。 至于他人增补的可能性，也基本可以排除，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既不知道贾政外出的内容，也不知道第44回鲍二老婆的内容，还不知道第64回前后回之间故事的时序安排，却凭空补写出与曹雪芹艺术水平相当、语言风格相似的第64回的内容来，这可能吗？我想读者心目中自会有杆秤。 现在再来回答前文提出的问题，第64回的矛盾文字能否动摇曹雪芹的作者地位？本文的回答是：不仅不会动摇，反而会进一步强化本回作者是曹雪芹这一结论。 如果前面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的话，则第64回当来自于曹雪芹的早期文本。那么，有没有线索能进一步明确其最可能来自于早期的那个本子呢？ 根据第一回楔子的内容可知，曹雪芹对《石头记》“增删五次”，并题名为《金陵十二钗》。甲戌本第一回楔子中有一句话：“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从这句话又可知： 在甲戌年之前，该书就以《石头记》名字面世过，不仅面世过，而且还是以评论本的形式面世的。对于这个甲戌年之前的评论本《石头记》，本文称之为《石头记》初评本。 传承到今天的各脂本，应该都是脂砚斋甲戌年重评《石头记》之后的本子。在此之前，应该还有“五次增删”形成的不同阶段的稿本和《石头记》初评本，或许还有《风月宝鉴》。那么，本人前面分析说第64回当来自于曹雪芹早期的文本，那最可能是早期的哪个本子呢？本文认为：第64回正是疑似来自于这个初评本。下面分析具体理由： 第一， 第64回应该不是直接来自《风月宝鉴》的文字。 从第64回的文字看，已经与定稿的《红楼梦》内容差距不大，而且与前后回整体的衔接程度也非常好。比如已经有怡红院和潇湘馆，这就说明是有大观园的；且怡红院中的多数丫鬟包括芳官等人都有了，只是在迎接贾琏回来的时候，迎接人员中没有具体提到薛宝琴、史湘云、邢岫烟等；又如贾母等人刚刚结束老太妃的守丧期而回家来，等等。 《风月宝鉴》即便是曹雪芹创作的，作为早期的作品，想来应该不至于跟《红楼梦》在建筑布局、人物组成、事件等方面有如此高的相似度吧。 第二、第64回在款式上非常完备，有标题诗、回前评和回末的结束对句。 现在我们看到的脂评本，从第17回以后（不含第17回），基本就没有这种款式了，而第17回之前，脂评本总体来说也是这种款式，尽管其中有部分版本不太齐全。这就产生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为何第17回以后其它章回都不是这种款式，而第64回突然又回到这种款式呢？ 本人的理解是这样：在初评本上，每一回的款式可能是统一好了的。后来曹雪芹“五次增删”的时候，尚没来得及给定稿的文字统一好款式，我们看书的时候，也很容易感受得到这一点，比如很多回目分开的非常仓猝，上下回的衔接都没处理利索，如第40回与第41回之间、第70回与71回之间等等。而第64回款式之所以突然又是完备的，恰恰可能是因为有人把它从初评本中直接照搬过来的。 第三、第64回的标题诗的思想内涵与《红楼梦》有一定的差距，或反应了作者在不同创作阶段所要表达的不同思想主旨。 第64回的标题诗是：“深闺有奇女，绝世空珠翠。情痴苦泪多，未惜颜憔悴。哀哉千秋魂，薄命无二致。嗟彼桑间人，好丑非其类。”这首诗明显是把林黛玉与二尤相比较，肯定林黛玉的品行，林黛玉是“好”的形象；否定二尤，二尤是“桑间人”，是“淫荡”的代表，是“丑”的形象。 这首诗的格调应该大体还没完全脱离《风月宝鉴》的思想水平，与我们现在看到的《红楼梦》的思想格局差距甚大。《红楼梦》对女子是理解的，欣赏的、讴歌的，赞美的；对她们的不幸遭际是悲悯的，同情的，惋惜的，遗憾的。当然，涉及思想主旨的解读，难免带有一定的个人主观性，本人讲得也未必到位。 第四、第64回的回首批语和正文夹批，疑似正是初评本上原本的批语，这一点很好理解。 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再传本，既然是重评《石头记》，那就一定有初评本《石头记》。如果第64回果真来自这个初评本，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作为早期本子的第64回竟然会有回前批和夹批，而且那条夹批还剧透了后回中有“十独吟”的内容。 基于以上四点理由，本文大胆推测第64回可能是来自于初评本《石头记》的文字。与其它回目文本比较，之所以有部分学者觉得该回文字个别地方似乎稍欠火候，从第64回出自初评本《石头记》这个角度是可以解释的。这个看法最终能否立得住，还有待接受进一步的检验。 假如前面的分析有几分道理的话，那么对红学研究会有哪些意义呢？除了有助于进一步拓展探索第64回真相的思路之外，在如下这几个方面可能也会带来新的认识： 第一， 有助于在红学研究中更加关注“初评本《石头记》”这个视角。 举个例子，比如红学界争议极大的一个话题，明义到底是根据哪个版本的《红楼梦》题写的二十首题红诗？在这二十首题红诗中，有的涉及八十回以后的内容，如最后两首；有的是关于前八十回的内容，但又与现在各版本的差异巨大，比如那首“扑蝶”诗：“追随小蝶过墙来，忽见丛花无数开。尽力一头还两把，扇纨遗却在苍苔。” 其中“追随小蝶过墙”和“遗却”扇子的情节，在《红楼梦》宝钗扑蝶一节中完全没有。除了都有扑蝶这一共同点之外，其它几乎无相似之处。《红楼梦》中的宝钗扑蝶写的青春活泼但不失优雅含蓄。所以，有很多红学家都认为明义所读的版本与我们今天能见到的版本皆不同。 如果引入初评本《石头记》这个视角，或许可以为明义题红诗所依据的版本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第二， 有助于理解《红楼梦》中人物形象的矛盾性。 在初评本上，贾珍、二尤等人的人物形象与后来的《红楼梦》应该有一定的差异，贾珍要比后来《红楼梦》中的形象更加糟糕一些，二尤应该也是偏负面的形象。不排除，这些人物故事确实是从《风月宝鉴》中挪移过来的。尽管《红楼梦》可能对二尤故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美化处理，但由于底色不行，所以人物形象总是觉得多少有点撕裂感。 第三， 对于第64回中的时间信息，我们要特别慎重。 比如开头部分的“择于初四日卯时请灵柩进城”这个时间信息，我们一般想当然地顺着第63回宝玉过生日的时间来理解，很容易将其解读为五月初四。并进而把第65回贾琏与尤二姐结婚的日子解读为六月初三。这相当于我们把第64回中黛玉祭祀的时间与其他时间割裂开来理解。 这种的理解方式可能是有问题的，它容易妨碍我们深入地探寻二尤故事的文本演化过程。例如，第65回中，就有一处不好理解的文字：尤三姐和尤二姐喝酒的时候都是身穿小袄，可后来当兴儿给尤二姐、尤三姐讲林黛玉的时候，又说“只是一身多病，这样的天，还穿夹的”。林黛玉因为身体弱，所以“这样的天，还穿夹的”；而尤二姐和尤三姐身体好的很，为啥也穿小袄呢？ 可见这是自相矛盾的文字，里面可能涉及部分文本的改动，但又改的不彻底。类似这样的文本矛盾问题，在二尤故事中还有一些。如果我们把第64回中的时间信息当作统一的而不是彼此割裂的时间信息来理解，就给我们探索二尤故事的时序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维度。 第四， 有助于我们深入探索成书过程。 比如，如果第64回的内容确实发生在7月份，则说明现在的宝玉生日与贾敬之死在早期稿本上原本可能是有一段时间间距的，这就为合理解释第60至63回中部分文本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又如，菏泽学院的李娟老师曾发现第64回中一处文本叙事问题，就是潇湘馆中没有薛姨妈。这或许可以说明现在第58回中薛姨妈搬到潇湘馆居住的文字，或许也是后补的内容。作为对比，我们一起看看第59回中，莺儿去潇湘馆的文字： 莺儿道：“这一个咱们送林姑娘，回来咱们再多采些，编几个大家玩。”说着，来至潇湘馆中。黛玉也正晨妆，见了篮子，便笑说：“这个新鲜花篮是谁编的？”莺儿笑说：“我编了送姑娘玩的。”黛玉接了，笑道：“怪道人赞你的手巧，这玩意儿却也别致。”一面瞧了，一面便命紫鹃挂在那里。莺儿又问候了薛姨妈，方和黛玉要硝。 其中，“莺儿又问候了薛姨妈，方和黛玉要硝”，这才是曹雪芹严谨的叙事思维下的文字。如果第64回中，果真薛姨妈住在潇湘馆中，而宝玉、宝钗等都熟视无睹，则成何体统？就算薛姨妈外出了，从叙事严谨角度看，也得交代一笔。 类似的值得重视的地方，该回中还有一些。如芳官此回中并没改名。又如，根据第64回的文字，显然黛玉又是久病初愈的情形，一起看看： 一日，供毕早饭，因此时天气尚长，贾珍等连日劳倦，不免在灵旁假寐。宝玉见无客至，遂欲回家看视黛玉，因先回至怡红院中。 如果只看这处文字，会以为宝玉只是普通的想黛玉了。其实不然，实则是因为黛玉又生病的原因。我们看看书中另外两处文字，就更容易理解这点了。 雪雁方说道：“我们姑娘这两日方觉身上好些。今日饭后，三姑娘来会着要瞧二奶奶去，姑娘也没去。又不知想起甚么来，自己伤感了一回，提笔写了好些，不知是诗啊词啊。” 再如： 紫鹃连忙说道：“宝二爷来了。”黛玉方慢慢的起来，含笑让坐。宝玉道：“妹妹这两日可大好些了？气色倒觉比先静些，只是为何又伤心了？” 把这几处文字放在一起看，就知道黛玉其实已经生病有一阵子了，如今才刚刚略有起色罢了。而在第62、63回文字中，书中清楚地说黛玉已经是从春季季节性生病中康复了。从叙事角度看，这之间明显就出现了无法衔接的问题。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也是因为第64回本是早期稿本的原故，在这一早期稿本中，在此之前的章回中，必有黛玉生病的交代性文字。后来有人单拿出这一回来，将其孤零零的嫁接在第64回的位置上，从而产生了不和谐的问题。这本质上也是成书问题。 总之，第64回对于研究成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回文字，它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窗口，也可以说是一个瑰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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