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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秋日，全国上下都沉浸在新生的节日般的喜悦中：就在不久前的10月1日，新中国正式成立了。 与百姓们欢歌庆祝的喜庆气氛不同，中南海里各个领导干部都还专心地投入在自己手中的各项工作里。多年的战争刚刚结束，国内百废待兴，恢复新中国的经济和各类建设，同时清算党内战士的功劳才是他们的当务之急。 而就在一个深夜，毛主席仍然在灯下伏案工作。蓦地，18年前的往事涌入他的脑海，他不由得懊恼起来：怎么这么重要的事情却给忘到脑后了呢？ 顾不上时间已晚，他立刻拨通了给公安部的电话，并严肃地下达了任务，要求公安部门彻底清查18年前发生在上海的，黄金失窃案件。
01. 有人可能会想，不就是丢了点金子，为什么会引起毛主席的如此重视，还能困扰他整整18年的时间呢？ 事情还要从1931年说起，那一年中共在政治的建设上取得了重要成就——在江西建立起了中央苏区，以苏维埃政权为名与国民党分庭抗礼。 尽管党的发展已经到了如此振奋人心的地步，但放眼全国局势，国军的力量仍然比我们共产党要强上不少，除了中央苏区以外的其他地区，依然是靠着地下党无数隐姓埋名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在为党的事业奋斗。 变故就发生在这一年。当时中共一个地位不低，掌握着大量机密情报的干部顾顺章被国军抓捕，在狱中叛变，吐露了不少党在上海地下工作的秘密。正是因为他的背叛，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遇了一场严重的劫难，许多同志被捕入狱，革命工作几乎无法再进行下去。 情况紧急，党组织一面紧急转移，一面开始策划如何营救入狱的同志。计划已经有了，另一个现实的问题却冒了出来：无论采取怎样的营救方式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当时被破坏严重的上海党支部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而摆在当时的他们眼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是给共产国际发信息求助，二是致电中央苏区，请求拨款。 第一条法子很快就被证明行不通。上海是国民党的重镇，政府对一切与共产党沾边的政治活动都十分敌视，共产国际即使给他们拨了款，短时间内也不可能穿越层层封锁送到党组织手里。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发出电报，向当时远在江西的中央请求帮助。
02. 接到求助的电报时，中央苏区的建设也正处在启动阶段，杂七杂八的事情一大堆，资金并不宽裕。不过，毛主席在得知了上海地下党的遭遇后，毅然决然召开战略会议，要求苏区政府迅速想办法为他们筹集资金，务必要救出被捕的同志。 党内的干部党员们都是团结一心的，为了解救身陷牢狱的战友，大家都宁愿自己过得苦一点，都愿意拿出自己为数不多的值钱东西换成资金，但这样还是不够。万幸，人们想起前不久在战场上打败了来犯的国民党军队，还展开了分土地、斗地主的运动，在清扫战场和实行改革的过程中，从那些中饱私囊的官员土豪手里收缴了不少金银财宝，可以用这些战利品换成金银和现金，寄给上海的党组织。 说干就干，毛主席任命了当时正在苏区管理财政工作的林伯渠负责这一任务，他带领干部们收集起大量的金银首饰，将它们融化并重新打造，获得了足足12根金条，十两一根，算上汇率，在今天这一百二十两黄金大概值超过五百万人民币的巨款了。 有了这些钱，营救工作的压力将会减少很多。不过，解决了资金问题，紧接着又有新的难题接踵而至：该如何在不引起国民党军队注意的情况下，将这笔钱送到上海的地下党手中呢？ 为了确保运输工作能够顺利并且高度保密地进行，身为负责人的林伯渠与战友们反复开会讨论，最终敲定了一套看上去万无一失的运输方案。
首先，从运输路线上来看，江西到上海的距离足足有一千多公里，加上沿途都有国民党的军队卡关，他们经过研究，制定了一条稍有曲折却安全系数最高的路线：那就是从江西出发到达福建的北端后，并不直接北上，而是向南前往福州，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北，到达温州后再折返向内陆方向，从杭州进入上海。这样行进，运输的同志就可以避开国军设防最重的区域，确保将金条安全送到。 除此之外，如此漫长的路程全部靠一位同志押送肯定也不现实，需要沿途的多个地下交通站点互相配合，接力运送。但在这个过程中，同志之间的交接若是出了差错，恐怕也会泄密。这又应该如何保证黄金的安全呢？ 为此，林伯渠设计了一套十分严密的对接系统。在这趟运输黄金之旅中，途中将会有七名交通员参与运输。他提前准备好了一枚象棋，上面刻着“快”字，将其分为七块，分别交到这七名同志手中。紧接着，当第一名同志准备出发时，他拿到的只是一个坚固无比的包装盒，并不知道里面装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他要做的只是带着这个装满黄金的盒子前往交接的地点，在那里，组织会给他一把钥匙，这时候他才能打开盒子，将里面的东西交给下一个负责运输的同志。而当上一人的运输任务完成后，他需要把手里那块象棋的残片交给上级领导。若是最终中央收回了一颗完整的棋子，那么就说明每一位同志都顺利完成了运输任务，黄金成功到达了上海的党支部。 根据林伯渠的保密要求，每一位运输员不仅不知道自己要送的是什么，甚至他们连自己将会拿到“快”字棋的哪一部分都是未知的。而这条信息对于总负责人林伯渠来说同样保密。就是在这样高度保密的环境下，他相信任务一定会圆满完成。
03. 31年的年底，运输的第一棒从瑞金出发了。林伯渠将消息汇报给了毛主席，按照中央的预估，顶多一个月之后，那枚完整的“快”就会回到他们手中。 然而，事情却走向了他们未曾设想到的道路。 12月22日那天，中央苏区收到了上海地下组织的电报，他们冒着被国军截获的危险，发来急电询问黄金究竟到了哪里。而这，已经是他们发来的第五封电报。 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已经过去，按照原计划，资金早就应该到位了。中央终于发现情况不对，与此同时，负责紧盯“快”字棋情况的干部也紧急通报：收回来的象棋只有六块，少的那一部分正是从瑞金到上海的最后一段路程。也就是说，这笔好不容易才筹集起来，经历了千难万险，跨越上千公里运送过去的救命钱，凭空消失在了到达目的地的前夕。 而在这段等待资金的时间里，上海党组织也没有放弃希望，一直在努力组织力量，对狱中的同志展开救援，可是最后还是失败了，被捕的党员们纷纷被处死，上海地下党的力量大大被削弱了。 党一下子损失了这么多革命力量，各地的党组织都感到震惊，特别是中央苏区，毛主席在心痛之余，立刻下令要追查到底，势必查清真相，看看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那笔钱又去了哪里。 一切的线索，都指向了那个最后负责将黄金直接送到上海党支部手里的交通员同志身上。但是，由于这次行动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高度保密，再加上地下工作需要，交通站里工作的同志之间几乎都是单向联络并且全部使用代号，现在追查起来，根本无从得知那人的真实身份。那个年代又没有其他作为辅助的科技手段，因此在随后中央苏区这边面临更加紧急的政治建设问题后，追查的工作就只能暂时搁置了下来。此后，即便中央想要重启调查，但是在战争混乱的背景下，从江西根本够不到上海，面临国家危亡的局势，这桩黄金失窃的案件很快就被人们抛之脑后，尘封在了历史之中。
04. 这120两黄金经过二十年的岁月洗礼，早就已经消失在了许多人的记忆深处。然而，有一个人无论面对多么复杂的国内局势，要处理多少繁重的事务，有多少要操心的问题，这件事却都一直被他记挂在心，这就是毛主席。 他始终记得，这笔资金的丢失，导致的是十几名党员的牺牲，他们的亲人家属至今都没能得到一个交代。 这也是为什么。新中国刚刚成立，毛主席却急着要将此事翻出来重新调查。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他相信每一名党的交通员都是经历过考验的忠诚战士，一定不会做出通敌或者私吞革命资金，而不以党的任务为重的现象。这次重启调查，也是想查明事实真相，还那个不知名的交通员一个清白。 在当时，需要等待党清查的悬案大案不少，都归属于上海公安部门组建的专案组。接到这个黄金失窃案任务的，是由蒋文增带领的小组。说干就干，他们先是查看了当时的卷宗，一个个破译当时参与黄金运输任务的保密人员信息，最终找到了那个负责安排运输工作的干部——在保卫局任职的邓发。不过很不幸，这位同志已经因意外去世了。 蒋文增不愿意就此放弃，他顺着这条线索继续往下追查，找到了当初作为第一棒的那个同志。因为负责运输的运输员们互相之间并不认识，蒋文增只得顺着他们的回忆，一个接一个向下寻找，经历了重重困难，终于找到了与那个神秘第七人接头的交通员刘志纯。但刘志纯当时也只是与对方确认了身份后便交接了黄金，此后这人去了哪里，他也毫无头绪。 案件来到这里，似乎走入了死局，但蒋文增想到，拿到黄金后那个第七名交通员为了防止遭到盘查，一定会选择那些允许“黑户”入住的旅店落脚。于是，他与专案组的同志们一起重重盘查，最后在浩瀚的人海中锁定了一个名叫梁碧纯的人。 与他见面后，蒋文增直接单刀直入地询问黄金去了哪里。可是，梁碧纯虽然承认了自己的确就是当年那个运输员，但他却在拿到黄金后打上一辆黄包车，在车上遭到了帮忙推车的人的抢劫，他是昏迷着被送进旅店的，黄金在他醒来时也不翼而飞。 尽管当时的旅店老板可以为他作证，但蒋文增对此还是半信半疑。不过很快，新的证据就出现在了他们眼前：上海监狱里有个年轻人为了能够戴罪立功，主动供认自己的表哥在十八年前当黄包车夫时抢劫了一个人，拿走了他的黄金。警方立刻行动，将那个名叫吉家贵的嫌疑犯抓捕归案。经过审讯，正是他和他的同伙起了不轨之心，抢走了梁碧纯护送的黄金！ 至此，一切真相大白，梁碧纯得到了清白，困扰毛主席18年的疑案终于尘埃落定。当年牺牲的那些同志，也终于可以安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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