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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苏区120两黄金意外失踪,毛主席记挂18年,结果如何?

 文史鉴赏 2022-07-11 发布于甘肃

1931年,整个上海笼罩在国民党制造的白色恐怖中,人人自危。上海党组织经受多次国民党的沉重打击,许多同志被捕、受伤,几乎致使组织瘫痪,革命活动陷入停滞,不得已向中央所在的瑞金苏区求助。

瑞金苏区设法凑出120两黄金,派人送往上海援助革命,谁知这笔资金在运送到最后一站时发生意外,下落不明。

黄金遗失,成主席心结

1930年12月,蒋介石派兵到湘赣一带实施“围剿”,同时通令全国各地,在上海等重要城市大肆捕杀共产党人。

期间,顾顺章被国民党抓捕,他背叛信仰,供出我党的许多机密,包括诸多地下情报地点、人员姓名,导致中共上海地下情报机构遭到沉痛打击。

到1931年,整个上海党组织已是体无完肤,众多同志被捕,或牺牲、或受伤。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下,上海党组织的资金链断裂,资金不足,无异于雪上加霜。

诸多同志受伤需要医治,有的同志被抓,但身份还没有被国民党摸清,需要聘请律师辩护营救,已经被抓并暴露的同志,也可以通过用钱财贿赂国民党官员的办法救出。

彼时上海党组织显然没有足够的资金应付,迫不得已,只好向远在瑞金的中央苏区求助。中央苏区当时正在进行“反围剿”作战,条件亦是艰苦,但仍是尽力为上海党组织凑资金。

我党主张与人民站到一起,与老百姓和谐相处,凡我党战士不可扰民、伤民,更不允许侵占老百姓的财产,所以党内向来贫穷。好在“土地革命”时期,我党带领人民群众驱逐恶霸劣绅,将不少大地主的财产充公,中央还有一笔积蓄。

瑞金苏区示意林伯渠负责此事,毛主席挂念远在上海的同志安危,对此极为关注。林伯渠命人将取自大地主的金银细软重新熔铸成金条,总共是120两黄金。

国民党当道,想要通过银行汇款、邮局运送等正规方式,将资金送到同志们手里根本不可能,不过党内自有一套运送方案。

当时林伯渠计划命人从瑞金出发,途径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最后一站则是上海。

他选出七名交通员,每一人负责一站,将一枚印有“快”字的印章一分为七,每一个交通员带着一块印章碎片,加上暗语,以此作为与下一名交通员的对接暗号。

暗语、碎片对接无误,方能确认身份。

同时,每一名交通员到达下一站,与另一名交通员交接任务后,就必须将携带的碎片寄回瑞金苏区,好让中央得知运送进度。

计划很快展开,第一名交通员在瑞金领到一个白铜色的古朴盒子,他并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只知道关系重大,必须小心行事。

自那以后,每隔一段时间,瑞金苏区都会收到各个站点寄回的印章碎片,似乎运送过程颇为顺利,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中。

然而,当第六块印章碎片送回后,最后一块碎片却迟迟没有被寄回,这让包括毛主席在内的瑞金高层不由得担忧起来。

果然,因为时间拖得太久,上海党组织发电询问,为何资金迟迟未到?

到这时,瑞金苏区就已经意识到,一定是运送过程中出现问题,黄金失踪了!

令人遗憾的是,当时党内实在无力抽调人手详细调查,最终不了了之,令其成为一桩悬案,被称为“黄金失踪案”“特费失踪案”

时隔十八年,毛主席下令调查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距离“黄金失踪案”,已经过去十八年。

十八年来,我党不知经历多少风风雨雨,那桩悬案在党内几乎被人遗忘,但毛主席一直都记得。

毛主席想到公安部长罗瑞卿,将其叫到书房,开门见山,将“黄金失踪案”这桩陈年往事道出,希望他能调查出真相。

罗瑞卿回到公安部,叫来得力干将蒋文增,以及另外三名经验丰富的办案警员,成立“特费失踪案”调查小组,蒋文增为组长。

“事情过去十八年,调查难度很大,先找到当年涉及此事的人,顺着这个方向调查,多少能获得一些线索。”

他们首先赶到北京人民政府办公室,找到已经是政府秘书长的林伯渠,道出来意。

经林伯渠努力回忆,记起第一个从瑞金出发的交通员姓秦,名字已经想不起来,但记得此人曾给高自立同志担任过警卫员。

林伯渠

蒋文增闻言松了一口气,他在心中盘算过,当年党内部制定的运送计划环环相扣,只要能获得第一名交通员的信息,就能顺藤摸瓜,获知第七人的信息,那破案就大有希望。

告别林伯渠,蒋文增四人急急出发,前去东北拜访高自立。

多方调查,苦寻真相

尽管当时高自立身患重病,但仍是尽力配合四人。经过回忆,高自立表示蒋文增等人要找的很可能是一个叫“秦朴”的人,此人曾给他担任过警卫员,后来被分配到广西南宁解放军某兵团中。

蒋文增等人感谢万分,匆匆辞别,赶赴广西南宁。到那里,他们进入南宁解放军兵团驻地,与兵团负责人沟通,很快就找到身在兵团中的秦朴。

秦朴还记得当年的事情,他回忆,自己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并没有遇到任何问题,顺利与下一名交通员交接,而后便将印章碎片寄回,完成使命。

秦朴的叙说没有任何问题,蒋文增从他口中得知了第二名交通员的信息。

四人辗转各地,借助情报部门帮助寻找其他交通员。

经过一番波折,当年参与运送计划的七名交通员,前六名都被蒋文增顺藤摸瓜找到,唯独没有获得最后一名交通员的身份信息。

蒋文增想到,那第七人毕竟与第六人有过接触,应该不至于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他找到第六人刘志纯,希望刘志纯努力回想,将与第七人会面的过程,尽可能详细地叙述出来,务求不遗漏一点细节。

刘志纯回忆,当年他在12月之初赶到松江,入住当地客栈。当天,有一个身穿黑色衣服,年纪约莫三十岁左右的人经过前台询问,找到他的房间,他与此人对接碎片、暗语无误,便将运送物品交接,就此分开。

蒋文增和几名干警听罢顿时头疼,从刘志纯的话中根本无法推测那人的身份,这可如何是好?

蒋文增静下心来细细思索,猛然想到一个关键线索。

那第七人与刘志纯完成交接时,已经临近傍晚,显然不可能在当天坐列车离开,第七人离开后,极有可能到别家客栈住宿一晚,去调查一下其他客栈的入住记录,或许能查到他的身份。

四人分开调查,得知松江当地有五家客栈,眼下还有三家在经营中,他们分别过去询问,翻阅厚重本子中记载的住店记录,可惜并没有获得有用的信息。

柳暗花明,真相浮出水面

就在四人都感到气馁的时候,一个意外之举,帮助几人开辟出新的线索。

当日,四人精疲力尽,忙到晚上一无所获,来到一处饭馆吃饭。

正好是人少的时候,老板显得很热情,让厨师给几人多上了几道菜,蒋文增几人正好心情郁闷,都想找人说说话,干脆把老板拉过来小酌几杯。

结果老板就知道了他们正在调查的事情,问道:“我记得十八年前这里不仅有多家客栈,还有一个保安团招待所,那里面也能住人,你们去查过吗?”

翌日,四人急急赶到招待所查住宿记录。

招待所

刘志纯清楚记得,当年他是12月初到达松江,只要查一查当年有哪些人在这段时间内到招待所居住,或许就能找到线索。几人经过排查,发现当时有一个来自上海的采购员在此入住,名为梁壁纯。

这个人极有可能就是当时上海党组织派来接收黄金的人,或许是他背叛组织,私吞黄金后隐姓埋名去了。

既然知道人名以及来自何地,那就好办了,他们联络上海公安部以及情报部门,经过一阵排查,查到梁壁纯的住址。

蒋文增几人火速行动,当目的地越来越近的时候,几人心中都充满紧张,这尘封已久的悬案,终于要真相大白了。

然而,真的进入梁壁纯家的时候,几人都傻眼了。

按道理来说,梁壁纯私吞黄金,这辈子应该衣食无忧,过得有滋有味才对,但是梁壁纯家只是一处破旧的宅院。

几人心里一咯噔,不管三七二十一,进去就把梁壁纯控制住,询问当年事件的真相。

梁壁纯一开始很意外,但得知他们的来意后,竟出奇地平静,还说:“我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原来,当年梁壁纯从保安团招待所出来后,在返回上海的途中遭遇抢劫,劫匪谋财不害命,把他迷晕后扔到一家旅店的房间中。

梁壁纯醒来后发现运送物品丢失,害怕上头追责,不敢禀报,便想到隐姓埋名躲藏起来,同时也请旅店老板帮他写了一封证明信,证明他是昏迷着被人扔进旅店房间的。

怕四人不相信,梁壁纯将那封信取出来给蒋文增过目。

蒋文增看过气急,大骂他是糊涂蛋,当年若是他肯如实汇报,兴许就能及时追回资金,挽救不少同志的性命啊!

眼下责怪无用,蒋文增等人又急急赶到梁壁纯当年遭人迷晕后被扔进的旅店。

还好这家旅店仍在,老板提供了重要信息,当年有两个车夫打扮的人把梁壁纯搀扶进来,门口停着一辆黄包车,老板甚至记得车牌号。

蒋文增等人精神振奋,因为从梁壁纯的叙述分析,抢劫他的人连迷药都有,必定是惯犯无疑。

而在道上混的人,彼此之间大都认识,蒋文增想到可以去上海各大监狱中求助,只要有犯人能提供相关信息,就可给予减刑。

没想到,犯人这边没得到消息,倒是一个监狱的狱警提供了关键线索。

该狱警举报,十八年前,他的表哥吉家贵拉过这辆车,而且没过多久吉家贵就发了大财,变得出手阔绰,宛如暴发户,在上海开了一家杂货铺。

蒋文增立刻指挥上海警方前去抓人,案犯吉家贵在家中被逮捕,在他的家里搜出当年用来装黄金的白色铜盒子。

经审讯,吉家贵对罪行供认不讳,说出真相:当年他和另外两名同伴一起合作,经常在拉黄包车的时候趁客人不注意将其拉到偏僻地,再用迷药迷倒抢劫,梁壁纯就是栽在他们的手里。

很快,另一名从犯刘阿古也被抓获,从刘阿古口中得知,最后一名从犯庄克后来心中有愧,跑去参加抗日队伍,死在战场上了。

至此,尘封十八年的悬案终于告破,两名犯人罪无可赦,被判处死刑。

毛主席心中的结终于解开了。

经过这么多年,那笔黄金已经被匪徒挥霍一空,但主席在乎的不是黄金本身,而是要给当年因此牺牲的同志们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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