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8年至1930年间，在毛主席、朱德、贺龙、周逸群、方志敏等人的领导下，湘鄂闽粤赣等省的十几个地区都燃起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熊熊烈火，照亮了广大工农群众争取解放的道路。但是白区的工作却由于在党的六大之后不久，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统治了党中央领导机关，他过高地估计了革命形势，不切实际地提出在全国范围内以夺取城市为中心，发动城市武装暴动和起义，以“推动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决战”，结果屡遭挫败，给革命事业带来了重大损失，使白区的工作越来越难开展。这样，中共中央便将着眼点逐步转移到了苏维埃根据地和红军的建设上来。
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结束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周恩来在会上谈到了关于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和设立临时革命政府的重要性，他说：以前“中央有过于机械的设想，以为中央政府一定要设在武汉，至少也要在长沙、南昌，而没有注意集中无产阶级领导的问题、统一指挥问题、统一法令与实现这一法令问题，殊不知这样是可以更兴奋苏维埃区域的群众，可以更影响全国的工农群众，这是建立临时中央政府主要的作用。”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写道：“扩大的三中全会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立即在苏维埃区域建立中央局的办法，以统一各苏区之党的领导。”毛主席、朱德领导下的赣南根据地，在全国各革命根据地中是众所公认的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地区，苏区中央局和中央苏维埃政府自然以设在这里为宜。这样，它就被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作中央苏区）。
在六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第二天，9月29日，中共中央举行了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提出了由周恩来、项英等人去苏区，组成苏区中央局的问题。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周恩来、毛主席、项英、任弼时、朱德等组成苏区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统一领导各苏区的工作。那时，中央机构本身正处在剧烈的变动中，使周恩来一时难以离开上海，只能由项英先去，暂代书记。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向根据地派出的只是交通员、巡视员，而这一回派来的却是一位政治局委员。这表明中共中央越来越重视根据地和朱、毛红军了。这样，1930年12月上旬，中共中央派往中央苏区的第一位大员——政治局委员项英，当时化名“江钧”到达了赣地苏区(亦即后来的中央苏区)。
项英生于1898年，工人出身，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六大强调工人成分时，他不仅因此进入了政治局，而且成了政治局常务委员，在党内的地位日益提高。后来，他还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斯大林会见过他，还送了一支手枪给他，这使项英在中共党内声望骤增。自1930年8月起，项英又兼任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项英风尘仆仆到达中央苏区后，向苏区的党员干部传达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传达了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批判。另外，还传达了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决定立即在苏维埃区域建立中央局，以加强和统一中共中央对各苏区党的领导。这一新的机构，命名为“中共苏区中央局”。
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江西宁都小镇正式成立，项英任代理书记。同日，又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毛主席、朱德任副主席，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军事最高领导机构。这样，在苏区，形成了项英、毛主席、朱德“三驾马车”的新格局。项英成为苏区的最高首长。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从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开始了对党中央长达四年的统治。为了在苏区贯彻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路线，四中全会改组后的中央又在3月4日决定派出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这个“三人团”的正式名称叫“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这是中央派到苏区的第二批“大员”。
任弼时是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这位留着八字胡、戴近视眼镜、27岁的湖南人，早在1920年冬就在上海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春，任弼时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翌年，在那里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他返回中国。1926年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代理书记。大抵由于他有过苏联留学经历，在王明看来是信得过的，所以派他前往苏区。他是“三人团”中级别最高的人物。
王稼祥是安徽泾县人。1925年入上海大学附中部学习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28年转为中共党员。1930年回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中央机关报《红旗》、《实话》总编辑。他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就与王明相识，且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王明理所当然信得过他，这样，25岁的王稼祥便成为“三人团”中的一员前往苏区。
顾作霖那时不过23岁，是上海人，出生在上海嘉定徐行。17岁那年，他考入上海大学，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即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他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常委、长江局主席团成员。进入苏区前夕，他在上海担任团中央组织部长。当时，他的妻子杨龙英正临产，他的儿子顾家来只有一岁。他告别爱妻、幼子，和任弼时、王稼祥一起化装成商人，经香港、汕头进入闽西，再进入江西，于4月初到达瑞金，和“三人团”一起来到苏区的，还有叶剑英、欧阳钦等人。
“三人团”来到之后，江西苏区有了两位中共政治局委员和一位政治局候补委员，即项英、任弼时和毛主席(毛主席是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不过，项英很快就遭到“三人团”的排斥。虽说项英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仍保持政治局委员的地位，但他最初是为了贯彻六届三中全会而被派到江西苏区来的，而六届四中全会否定了六届三中全会。这样，没过多久，“三人团”就以项英没能正确处理“富田事变”为由，认定他“丧失信仰，工作能力不够领导”，撤去了他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而由毛主席取代了项英。
接着，1931年6月2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亦进行改组，撤去项英的主席职务，改由毛主席任主席，朱德、项英为副主席，叶剑英为总参谋长，周以栗为政治部主任。这样，毛主席成了苏区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双重最高首长。 从1930年12月到1931年9月，就在红军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大规模“围剿”，苏区的局面已有很大发展的时候，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工作环境，由于敌人的破坏而更加恶化了。
1931年4月下旬，也就是在四中全会后三个月，一件对中共中央的安全造成从未有过的极大威胁的事件突然发生，那便是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去鄂豫皖根据地后，在武汉被捕叛变。顾顺章原是武汉的海员工人，曾担任过武汉市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委的负责人之一。他长期负责党的保卫工作，了解党的重要机密极多，清楚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中共中央机关和许多中央领导人的住址，也熟悉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顾顺章叛变后，向国民党当局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这个极端机密而重要的情报，被打入国民党内部，在组织部调查科当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获悉了。他立刻派人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转报中央。李克农马上赶到周恩来处，向他报告这一紧急情况。
王明和卢福坦没有很深的关系，因而他不愿让此人出任总书记。于是他另选了一位接班人——博古。博古，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与王明结识，同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人物。回国后一起反对过立三路线，一起反对瞿秋白……博古自然成了他最亲密、最可信任的伙伴。不过，当时博古还不是中央委员，他的党内陆位比卢福坦要低得多，一下子使博古成为总书记，显然不负众望。于是，王明决定让总书记空缺，而指定博古负责总的责任。这样，一旦他有机会从苏联回国，还可以担任总书记。
1931年9月下旬，由王明提出，经共产国际东方部批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由六人组成，即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其中常委三人，即博古、张闻天、卢福坦，由博古负总责。这么一来，不是中共中央委员的博古和张闻天，一下子擢升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常委，而且排名于原政治局委员卢福坦之前。周恩来则待机前往中央苏区。
不久，1931年10月18日，随着黄浦江上一艘日本轮船汽笛长鸣，徐徐启航，王明和他的妻子孟庆树，以及吴克明、卢镜如，离开了上海。经过20天的海上颠簸，终于在11月7日—十月革命节这一天，来到了莫斯科，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从此，王明便在那安全的“红色保险箱”里和米夫一起遥控着中国共产党。
由于形势的日趋严峻，周恩来不得不更加严格地隐蔽起来，同其他领导人互不往来。
就在王明离沪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寒风吹着人行道上的落尽树叶的法国梧桐，夜幕下街道上行人无几。晚上8点多钟，在离上海北站不远的海宁路与山西路交叉路口的一家烟纸杂货店里，走出了两名男子。其中的一位穿着对襟蓝哗叽中式短上衣和一条蓝哗叽中式裤子，这是广东熟练工人的打扮，手里拎着一只小手提箱。两人出了门口，雇了两辆黄包车，很快就消失在浓重的夜色中。这时，小店楼上，一名妇女轻轻撩起窗帘的一角，目送着两辆黄包车远去。
那个妇女，就是邓颖超。为避免引人注意，她未下楼送行。而那个30多岁、广东熟练工人打扮的男子，就是周恩来。
那是1931年12月上旬，两辆黄包车直奔十六铺码头，护送周恩来的小伙子名叫黄平，他在十六铺陪周恩来登上一艘太古洋行的轮船，在统舱里找到绰号叫“小广东”的交通员，周恩来认识他。黄平将周恩来交给“小广东”后，便匆匆下船去了。
这是一艘客货混装的小火轮。这种船只只能沿着海岸线行走，不能在大海里航行，颠簸得很厉害，但比较安全。船向南行驶了几天，才到达汕头。
那时从国民党统治区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有一条主要交通线：从汕头出发，经大埔，越过国民党封锁线，进入福建永定的游击区，再经长汀转往赣南。三四个月前，周恩来就通知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到上海汇报工作，向他详细询问了这条交通线沿途的情况，并作了准备。到汕头后，周恩来摇身一变，成了画像先生，由交通员萧桂昌护送，坐火车到潮安。换乘轮船溯江而上至大埔，再换小木船，中途在清溪上岸，到达了大埔交通站所在地。
从这里到苏区，是全程中关键性的一段路。在这中间有国民党军队和民团的严密封锁线，筑有碉堡、炮楼，还有许多关卡、岗哨。要偷渡，不能走大路，只能走罕见人迹的山路或山沟；不能白天行走，只能在夜间摸黑行进。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早就作了准备，派六名交通员武装护送周恩来通过封锁线。他们在黑夜中翻山越岭，攀藤附葛越过封锁线，在12月中旬到达永定境内的乌石下村。由永定交通站的交通员继续护送，两天后到达合溪，然后，进入上杭县境，这里就是苏区了。
一进入苏区，周围的一切对周恩来都那样新鲜，使他十分兴奋。他沿途利用休息时间，同农民和乡、区干部谈话，向他们了解苏区工作的实际情况。12月22日到达长汀，这里是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和省苏维埃的所在地。周恩来在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高兴地写道：“汀州的繁盛，简直为全国苏区之冠(中央苏区虽有九个城市，但无有如汀州的。其他苏区尚无固定城市)。他在长汀召集省委、省苏维埃和长汀县委的领导人员开会，作了8个小时的报告，对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作了详细的阐述。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到达了这次旅程的终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时，中央苏区的党内斗争方兴未艾，毛主席在赣南会议上被撤掉了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遗缺由项英代理。
33岁的周恩来的到来，使项英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自然解除，因为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之日起，周恩来便被任命为书记。只是他当时在上海忙于工作，未曾前往中央苏区到任。周恩来是继项英和任弼时“三人团”之后，第三批由中共中央派往中央苏区的领导人物。周恩来的资历、威望更高，政治经验更丰富，也更成熟。他的到来，理所当然成为中共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
死了向忠发，走了王明、张国焘、周恩来，留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便由博古负总责，张闻天和卢福坦成为他的副手。不久，卢福坦又被捕叛变。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活动本来就已经十分艰难了，再加上临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使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工作变得极其困难，临时中央在上海已难以立足，不得不在1933年初迁入中央苏区。上海另行组织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作为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并保持与瑞金的联系，由李竹声负责。
这样，在1933年初，博古和陈云一起，秘密离开了上海。博古的妻子刘群先因为怀孕，不能同行。后来刘群先生了一个女儿，为了党的事业，按事先与博古商定的意见，将刚刚生下的女儿送到无锡老家，请婆婆照看。博古进入中央苏区，参加长征，在延安办《解放日报》…..一直到1946年4月8日因乘飞机遇难，一直没有机会看到自己的女儿，她的女儿连父亲是什么样子也未可知。
当时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封锁得十分严密，进入中共苏区必须通过中央的秘密交通站“奉星社”护送。担任护送任务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保卫局执行部执行科长卓雄，他是在保卫局局长邓发和执行部部长李一氓领导下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护送中央机关领导人和白区重要领导人进入中央苏区。这是一项特殊而又十分艰难的任务，因为必须通过国民党陈济棠的防区，而这区域的大小通道几乎都被国民党军队紧紧封锁住。“奉星社”有几个接头站，站与站之间互不相识，没有横向联系。站上的接待人员，无论是共产党员还是一般群众，都是政治上可靠的积极分子。
博古和陈云坐火车从上海到汕头，住了一个晚上，然后坐轮船到了三河坝，又坐了一个晚上的小船到了粤北大埔，住在一个农民的家里。从大埔转入闽西，要经过永定、上杭、汀州，才能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卓雄接到这一护送任务，立刻带领一支秘密武装保卫队，化装成当地老百姓的样子出发了。他们每人都持有一支盒子枪，一支小手枪，腰中还捆了一袋食盐，因为苏区食盐奇缺，这袋食盐是预备回苏区路上食用的。为了不让敌人发觉，一般都是夜间行路。山间的偏僻小路，走起来十分困难。
护送中央主要领导人进苏区的工作，需要特别小心。夜间行路时，凡是有火光或狗叫的地方，为了安全都要避开。白天在离村庄三五里远的山沟里，找有树林和杂草丛生的地方隐蔽休息；遇到下雨就用树枝架上树叶避雨。到天黑的时候，才有人把饭送来，吃的只是一些红米、红薯、南瓜、苦菜之类的食品。为了安全，只能用小竹篮送饭，数量又不多，所以通常是吃不饱的。
卓雄带着秘密武装队伍护送博古、陈云到达闽西永定县境时，晚上住在一个小煤窑里。敌人得到了消息，组织1000多人的队伍将住宿的地方团团围了起来。秘密武装队伍只有10来个人，情况异常危急。敌人开始搜捕，还吃喝着，不时打冷枪。要不是卓雄斗争经验丰富，后果将不堪设想。他临危不乱，当机立断，带着两名队员绕到西山上，“啪啪”地连续开枪。敌人以为西山发现了游击队的行踪，并且接了火，立即将队伍拉了过去。当时大雪纷飞，天色漆黑，剩下的护送人员，掩护着博古与陈云乘机脱离了险境。连续十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博古感到脚越来越沉重了。但为了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脚步不敢怠慢，眼睛也不停地巡视着四周，耳朵不断倾听着任何可疑的声响，担心会在隐蔽的山里藏着敌人的潜伏哨或巡逻队，一点大意和疏忽都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
博古和陈云一路风餐露宿，长途跋涉，终于在1933年1月19日平安抵达瑞金。在他们到达前几天，张闻天也通过这条秘密通道来到了瑞金。至此，临时中央全部由上海迁到苏区瑞金。
中共临时中央迁入瑞金，原有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最初，两者并存一段时间，有时下达的文件联名署 “中共中央局中共苏区中央局”，但这样工作起来十分不便。为了统一领导，停止政出多门，博古决心将两部分合并在一起，并立即召开了一个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局”，推选博古为总负责人。这样，到1933年6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字样消失了，周恩来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也随之消失了。
博古来到瑞金后，再也不必借助无线电报机“遥控”了，他开始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起王明“左”倾路线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