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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20号，毛主席唤来罗瑞卿，对他说： “瑞卿同志啊，今天找你来，是有一件特殊的事情要你办。关于18年前的那场中央经费失踪的案子，我觉得是时候重新启动调查了。” 罗瑞卿是在1928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18年前，也就是1931年，他正好在中央苏区。因此对于这起中央经费失踪案，他也有所耳闻，而且当时的党中央还有好几个同志也牵涉其中，因此，罗瑞卿有些担忧的问道： “主席，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还有调查的必要吗？” 毛主席看出了罗瑞卿的顾虑，他说：“放心，你尽管去查，一定要查出事实的真相，天塌了有我顶着。”  见毛主席这么说，罗瑞卿也不再劝阻，他点点头，说道： “好的主席，我一定彻查此案。只是我估计这件案子调查起来难度不小，还请主席给我一些时间。” 1949年，此时已是天下大定，为什么毛主席还对18年前的一场旧案如此关心？这起案件究竟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什么影响？后续的调查进展又如何？  来自上海的求援1931年9月，党中央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临时中央。临时中央的存在，主要是负责保持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同时还要领导上海地区的工人运动。 当时，中央苏区经常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因此，开辟出一条对外联系的通道，对当时还不成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十分有必要的。 可是，在1931年这个时间点，“白色恐怖”席卷全国，上海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在国民党的高压打击下，临时中央不仅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变得困难重重，甚至由于募捐和筹款的危险，他们连最基本的运转都难以保持，只能依靠中央苏区拨款。  12月初，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博古再一次向中央请求拨款支援。毛主席收到电报后，立即指示当时负责苏区财政工作的林伯渠克服一切困难，支援临时中央。 林伯渠不能违抗中央的命令，但他心里清楚，苏区银行也挤不出经费来支援上海了，形势紧急，他必须想办法筹措到这笔款项。 就在林伯渠头疼经费该从哪里筹集时，正巧最新一批打土豪所得的金银首饰被收缴到苏区银行等待处理。林伯渠当即请工匠将这些金首饰铸成12根规格统一的小金条，一共120两，用这个来充当临时中央的经费。 经费有了，可如何把他们安全的送到上海，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林伯渠思前想后，决定将金条封入盒中，伪装成茶叶，分段送到上海。  随后，林伯渠找到了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由他挑选出一个精明能干可靠的同志，先将金条送出苏区。到了下一站后，运送的“交通员”与下一站负责接力的“交通员”对好暗号，再继续运送。 经过周密的布置和设计，林伯渠放心的将金条交出去。首个“交通员”自瑞金出发，到达南平之后，再交给下一个人。就这样，这12根金条先后途经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直至到达松江。此时，距离上海仅差一步之遥，只要松江的“交通员”将金条安全运抵上海，任务就算完成了。 12月22日，博古再次向中央发电，催促经费的事。林伯渠得到消息后，找到邓发询问。邓发经过调查，发现松江至上海最后一站的交通员至今还没有交回凭证，而其余六站的凭证已经被瑞金回收，也就是说，黄金是在松江至上海的这一段路途中消失的。  确定问题出在哪后，邓发找到了上海特科的负责人协助调查。可是负责运送黄金的交通员的身份都是绝密信息，甚至连策划运送任务的林伯渠都没有掌握全部人的信息，因此上海的特科人员也无从下手。 等到邓发整理好资料，发送给上海那边协助调查时，临时中央已经因为经费缺失无法活动，而迁回到中央苏区去了。到了1932年，上海特科的情报人员也没有查到最后一个交通员的下落，他和黄金就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再无踪迹。 这次经费运送的失败，直接造成了临时中央没有足够的钱买通关系，营救数十位被捕的同志，以至于这些同志最后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忍杀害。同时，由于缺乏经费，博古等人策划了许久的罢工游行活动也因此流产，上海的革命陷入低潮。 除了这些直接结果外，经费失踪案还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有着更深层次的影响。博古等人回到瑞金后，因为此事对当时负责主持中央苏区工作的毛主席有了不满。  并且在回到瑞金后，博古和王明利用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排挤毛主席，夺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力。 在夺取了领导权力后，博古和王明由于不懂军事，于是强行推举了李德负责领导红军的战略行动。李德是德国人，对于当时中国的斗争形势并不了解，在他的错误指挥下，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党中央被迫离开苏区，开始长征。 可以说，这起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直接导致了博古一行人提前回到苏区，打乱了毛主席的原定计划，致使红军多年的斗争成果毁于一旦。 走上长征之路后，当时的所有人都不知道前途如何，这起影响了中国革命进程的案件，也成为了毛主席心中的一道藩篱。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趋于稳定，此案也终于有条件可以再度进行调查，可邓发同志已于1946年不幸坠机去世，毛主席只好让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负责调查。 由于此案涉及中央高层，罗瑞卿心有忧虑，毛主席便劝他说：“我们总要给历史一个交待。” 艰难的调查罗瑞卿接到毛主席的指示后，马上成立了一个调查组负责此案。调查组组长为蒋文增，他原是华野的一名侦察连长，建国后被抽调到了公安系统。蒋文增得到命令后，没有耽搁，立即翻出了当年的卷宗，仔细研读起来。 可是，这桩案子在当年就没有调查出什么结果，最后只知道黄金是在最后一站出了问题，线索到这里就断了。蒋文增一行人看了半天也没有发现什么新的线索，于是就决定先找林伯渠了解一下情况。 林伯渠此时已经是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地位很高，但他还是很客气的接待了蒋文增一行人。当蒋文增说出来意后，林伯渠没有隐瞒，将他所知道的关于这起案件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与了蒋文增听。  蒋文增从林伯渠这里了解到，当时负责运送黄金的第一站的交通员姓秦，还是高自立同志的警卫员。高自立是红三方面军的政委，也是江西人，1931年他正好在瑞金，因此这条线索可以追查下去。 事不宜迟，蒋文增谢过林伯渠秘书长后，就马不停蹄的来到了沈阳，找到了担任冀察热分局财经书记的高自立。高自立当时已经是重病之躯，但了解到蒋文增此行的目的后，高自立还是帮他调查了一下。最后，他告诉蒋文增，他当年在三军团时期的警卫员叫秦朴，现在他正在十三兵团任职。 十三兵团此时正在参与解放西南的战斗，目前驻扎在广西南宁。蒋文增通过电话证实后，顾不上休息，乘坐火车赶到了南宁，并且见到了此时已经是南宁市副市长的秦朴。  秦朴见到蒋文增之后，没有客套，直接告诉了蒋文增他所掌握的信息。当初，秦朴是三方面军的战士，担任高自立的警卫员，同时，他也是中央政治保卫局的秘密成员，偶尔承担特殊任务。 运送黄金的事，秦朴的印象很深刻。他说：“当年我从瑞金出发后，几乎是昼夜兼行，并在南平的关帝庙与另一个交通员接上了头。” 蒋文增了解到了信息后，又请求公安部的同志帮他核查信息。公安部的同志告诉蒋文增，那名庙祝此时正在杭州。蒋文增又找到了杭州，在当地公安同志的帮助下，他找到了当时杭州地区的交通员，刘志纯。  刘志纯是个地下党员，可在1934年之后，他就退出了中国共产党，现在只是一名普通的群众。当蒋文增找上他时，不料他却对当年的事情很清楚，他说： “我太记得这件事了，这件事是我人生中承担过的最重要的任务。收到盒子后，我几乎是彻夜未歇，带着它赶到了松江。在松江，我与最后一名交通员接上了头。” 至此，蒋文增已经整理出了由瑞金至松江的每一站的具体运送过程，这也和卷宗上所写的资料一致。可是就是在松江到上海这一站，偏偏却出现了问题，据刘志纯说，那名交通员并没有告诉他姓名，他们碰面之后，只是交接了一下程序，很快就离开了。 线索到此就中断了，目前可以肯定的是，最后一名调查员是从上海来的。根据任务要求，他应该在刘志纯出发前几天就赶到松江等候了，那么也许从松江的各个客栈或者旅馆里，能够找到一些线索。  抱着这个想法，专案组又来到了松江。松江就是上海市松江区，十八年前，这里还属于江苏，根据刘志纯提供的相貌资料，调查组走访了松江区的所有客栈和旅馆。 但令人遗憾的是，调查组并没有查到什么有用的信息，毕竟过去了这么多年，期间又伴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没有哪一家客栈的伙计会对十八年前一个入住的客人有印象。 调查至此，已经是年底了，很快就要迎来春节。调查组里有一人提议，他有一名战友正好在松江军分区司令部。可以让他请调查组的同志们吃个饭，缓解一下多日来调查的疲劳，顺便还能从他那里打听些消息。 有关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蒋文增他们已经是连轴转调查了两个多月，早已疲惫不堪。听到如此提议，蒋文增觉得休息一下也好，整理一下思路，没准会有新的发现。 此时的蒋文增还不知道，正是这一顿饭，让陷入僵局的案情突然见到了曙光。 真相大白1950年2月12日，蒋文增他们四人和松花江军分区司令部的一个同志在一起吃饭。席间，他们聊到了案情，蒋文增隐瞒了具体的事实，只是说他们正在负责一起大案。那位军分区的同志也懂其中道理，没有多问细节。 当他在听到调查组的下一步方向是准备调查那人是否在松江普通百姓家中居住时，他补充道：“松江还有一家招待所，是当年松江保安团司令部特别设立的，因为不对外开放，所以大多数人不知道，你们可以去这家看看。” 话音未落，饭桌上的蒋文增四人顿时抬起了头，对啊，这名交通员身负重任，没准他为了安全考虑，就住在了司令部的招待所。至于他如何住进去的，没准当时保安团里有地下党员也说不定。 第二天，调查组找到了松江区的公安分局，通过公安的渠道，调查组拿到了当年那个内部招待所的账本。由于该招待所实行的是担保制，入住的人都要有一名保安司令部的军官做担保，因此每一个入住的客人都要登记信息。 根据刘志纯说的日期，调查组发现当天入住的人只有一个，那么结果就很明显，这个叫梁碧纯的人就是当年最后一站的交通员。账本上的记录显示，祥德源药号的梁碧纯前来松江采购中药，因为该药号与松江保安团有药品供应关系，所以梁碧纯可以直接住进来。 接下来，调查组又去祥德源药号走访调查。虽然经过了十几年时间，药号的老板已经换人，但新伙计对梁碧纯也有印象。据他所说，梁碧纯是个很好的人，也很能干，只是在十八年前神秘失踪了，药号老板还因此报了警，但也没有下文。 后来，调查组还找到了一张十几年前详德源药号的照片，梁碧纯也在其中。调查组将照片交给刘志纯指认，确认了梁碧纯就是当年最后一站的交通员。 至此，所有的线索终于汇聚到了一处，只要找到梁碧纯，就能查出黄金的下落。可是，梁碧纯现在消失的无影无踪，又去哪里寻他呢？ 调查组再次请求公安部和民政部门帮忙，他们以上海为中心，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摸排。到了4月份，功夫不负有心人，公安的同志终于在上海浦东找到了梁碧纯。 原来，当年梁碧纯接到黄金后，他先是跑到浙江老家躲了一段时间，后来又重新回到了上海，并在此安定下来。当年他消失之后不久，毛主席就被剥夺了领导权，中央苏区经过了一阵短暂的混乱，梁碧纯的失踪也就因此被遗忘在历史之中。 可是当调查组找到梁碧纯之后，梁碧纯却告诉他们说自己也不知道黄金在哪，这让调查组的众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原来，当初梁碧纯拿到黄金之后，便急忙前往临时中央在上海的联络点。为了掩人耳目，他伪装成一名茶叶商人，在曹家渡附近叫了一辆黄包车。在赶路期间，梁碧纯忽然失去了一切意识，等他醒后，他发现自己躺在了一个旅社之中，黄金也不见踪影。 这下可急坏了梁碧纯，他想出门寻找，可哪里还见到那辆黄包车？细想之下，梁碧纯只觉得自己可能是遭了抢劫，但是黄金失踪这么大的事情，他又担心跟组织坦白后，组织会严惩自己。 于是他连夜逃出上海，就此和组织断了一切联系，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才重新回到了上海。 虽然找到了梁碧纯，可黄金还是没有下落，一股失落的情绪弥漫在调查组众人的心间。这时，组长蒋文增出来给大家打气，他说：“同志们，不要气馁，至少我们可以确定黄金是在上海消失的。” 可是，上海这么大，又该去哪里寻找这120两黄金呢？ 蒋文增分析，既然黄金是在梁碧纯坐车期间被抢走的，那就说明作案人可能是上海本地的地痞流氓，而不太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抱着这种思路，他来到了上海市公安局，请他们去调查他们所关押的罪犯当中，有没有人知道在1931年底发生在上海的这起黄金失窃案件。 本来，蒋文增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可不曾想还真有收获。在公安同志们说提供线索者可以减刑之后，马上就有两个犯人找到了民警，说他们确实知道这件案子的相关信息。 根据这两名犯人交待，他们有一个叫吉家贵的商人朋友。18年前，吉家贵本是上海的一名黄包车夫，可是在1932年，吉家贵却突然不拉黄包车，改行做起了生意。 当年，他们还问过吉家贵从哪里来得来做生意的本钱，吉家贵神秘莫测的说了一句，天上掉的，并且还拿出了一根金条在两人面前显摆了一下。 有了这个线索，调查组当即出发，逮捕了身在上海的吉家贵。吉家贵也不知道，过去了这么多年，自己会突然被警察逮捕。据他交待，当初他拉到了梁碧纯，以为他只是个商人，就和自己的一个同伙趁他不备将其迷晕。 等抢了他的包后，吉家贵才发现里面都是黄金，他毕竟只是个小贼，也没有杀人的胆子，就将梁碧纯拉到了一个旅馆，然后自己和另一个伙伴分了那些黄金。 后来日本人打进上海，吉家贵的另一名同伙死于日本人之手，而吉家贵因为在上海有了些资产，因此这么多年也一直生活在这里，没想到如今却被调查组给找上。 直到伏法的这一天，吉家贵才知道，原来当初自己抢的“商人”，竟然是负责运送临时中央经费的“交通员”。 最终，这桩尘封了18年的旧案终于告破，吉家贵因犯有抢劫罪、破坏革命罪被判处死刑。检举有功的两名犯人获得减刑，于半年后被释放。而梁碧纯在黄金失窃后没有立即通报组织，反而因害怕担责擅自脱离了组织，最终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在调查之前，罗瑞卿没有想到，这起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竟会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他设想了很多种结果，可能是国民党特务蓄意破坏，也有可能是事关党中央的某些领导，但犯人却只是上海街头的毛贼。 从事后来看，已经无法评估这桩案子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好在经过十几年的艰苦斗争后，中国革命还是取得了成功，这对于那些曾经付出过的革命先烈来说，也算是最好的慰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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