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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1984年第1期刊发了李学勤的《从青铜器谈到比较文明史——谈马承源<中国古代青铜器>》，这是李学勤在《读书》上刊发的唯一一篇文章。此文由《读书》时任副主编包遵信约来。李学勤的一封未刊书信及其《读书》编辑部的流转记载了此文的刊发过程。 1983年11月31日，李学勤致信包遵信说： 遵信同志： 嘱草一文一再拖延，实属愧对。现努力草成。仍乞加以斧正。 老实说，青铜器这个题目要写成《读书》风格的评论，非我力所能办。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务求大笔“匡正”帮助，以救不逮。 对您的帮助，再次表示感谢！代向编辑部列位致以谢意。 候 安好。 李学勤谨上。 十一、卅  包遵信于当年12月12日在李学勤来信上批示：“这是我请李学勤同志写的。我觉得还可以，适合《读书》读者口味。建议将金性尧稿抽去，上这一篇。如何？”沈昌文12月13日签阅，他还在来信底部空白处签：“倪乐，可否加些青铜器纹样的插图？”倪乐12月15日签阅。 《读书》创刊于1979年6月。《读书》创刊后最初的那四五年社外刊外波澜不惊，社内刊内则一直波涛汹涌。那是改革开放思想史上思想交锋最激烈的时段，而《读书》的风格恰恰又在这一时段形成。因而李学勤的这一短信便别具意味，见证了学问专门家对《读书》风格的认同，他在信中道及撰文甘苦，言简意赅：“老实说，青铜器这个题目要写成《读书》风格的评论，非我力所能办。”恰是那份谦辞背后的追摹与“力所能办”反映了《读书》的向心力和影响力。 《读书》创刊伊始就定位为“以书籍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杂志”，因为它挑战了“思想评论”的某种专有出版权而受到内部批评甚至严厉批评，主事者便改称“以书籍为中心的文化评论杂志”。李学勤是考古学名家，包遵信向李学勤约稿难免没有“以书籍为中心的文化评论”编辑意图。李学勤没有明说“《读书》风格的评论”到底是什么，但他对“《读书》风格的评论”是有他的理解并因此而有其追求的，不然他就说不出也不会在信中说那句话了。 李学勤文章开头说：“在今年谈中国古代青铜器，不由得想到刚刚逝世的容庚先生。”专业由头、人书关系一语道破，以此过渡到容庚的两部名著《金文编》和《商周彝器通考》。由《商周彝器通考》又说到它的修订本《商周彝器通论》。娓娓道来的考古书籍专业回顾，重在说明“今天，大家需要新的、现代水平的青铜器通论。一时写不出大型的，一本比较小的也好，篇幅较少也许更符合广大读者的要求。马承源同志的《中国古代青铜器》，我觉得正是大家所盼望的一本书。”进而展开的新书《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介绍便有了厚实的专业出版背景，而介绍中又穿插了李学勤1973年参观上海博物馆所见和近年参观外国博物馆所感，进而收束于标题所示的“比较文明史”，全文起承转合很有章法，但又流畅清新，有浓郁的考古专业内涵却了无考古专业腔调。从极具专业性的青铜器到颇具思想张力的比较文明史，跨度极大，读者感觉不到陡转与空虚。真是《读书》评论的上品，大家短文的力作。  包遵信批示中提及的金性尧文章是《读<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后推一期发表在《读书》1984年第2期。金性尧所读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作为暨南大学丛书之一出版于1939年的上海“孤岛”期间，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影印出版，商务印书馆2020年豪华推出，可见金性尧先生之博闻强识。如果金先生不撰写，《读书》不发表《读<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上海书店出版社是否会在两年之后就影印出版此书呢？既难肯定也难否定，铁定的事实是，金文发表在前，所读之书重版在后，昭示了某种潜在的因果性。  天灾人祸总伴随人类，总是人类的苦难。牢记旧苦难反思旧苦难，人类在未来才有可能避免新苦难。天灾和人祸总缠绕在一起难解难分，因而推演、推脱天灾易，叙说、反思人祸难。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似乎一直相沿成习：人祸史成为学术禁区。就如金性尧所读之书和他的读书方法，将天灾人祸锁定于“历代”而无力言说历代之后。金性尧在该文第三段说：“因旧时所谓'人祸’的含义比较复杂，故拙稿涉及的只以天灾为限，同时还参考了邓云特的《中国救灾史》。”点明参考文献既交代史料来源，也认同相关著述的精神权益，撰稿“涉及的只以天灾为限”显然深谙言说的艰难，也不为《读书》添难。金性尧只在文章末尾深情地说： 今天的中国已不存在“人祸”问题，各种天灾也将在“四化”推动下逐渐克服，愿今后的中国多出几个李四光，竺可桢那样的学者，多出几部《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那样的著作。 金性尧所以深情赞许李四光、竺可桢，是因为《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中收入了李四光的《战国后中国内战的统计与治乱的周期》和竺可桢的《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李四光和竺可桢，一个专攻地质学，一个专攻气候学，同时在人到中年的学术盛年，钻研中国历史，人文和社会关怀何其热切。“内战”就是“人祸”。李四光统计分析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治乱周期”，何其哀痛深广。  李学勤文章和金性尧文章分别见刊于《读书》1984年第1、2期。包遵信所以迫不及待刊发李文，主要是认同李学勤文章的话语风格：“适合《读书》读者口味”。放在新年第1期刊发，有助于强化读者对《读书》的新年新印象。包遵信所以提议撤下金性尧文章而不是其他文章为李学勤文章腾版面，可能属于临时起意，因为两文均为“说古”，对调这两文不影响该期《读书》总体内容、主题搭配的结构均衡。 人类的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下生产和传播的。纸本书刊不同于数字媒介的根本性媒介差异表现在，以纸张和印刷复制技术为基础，编辑出版者从“读者—文稿”的知识关系出发，以书刊版面语言构筑特定的知识情境，以帮助读者理解和接受相关知识。“当知识被展现并且保存在纸张上之后，它就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相互关联的思想，通过一种并不向外联系的媒介来表达。”（戴维·温伯格著，胡泳、高美译《知识的边界》，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77页）“并不向外联系”是纸本书刊区别于数字媒介“超链接”的显著特征。而“相互关联”是人类思想的本能或者说本质，纸本书刊编辑家区别于数字传媒编辑家在“相互关联”上的不同作为是，纸本书刊编辑家在纸张和开本的有限空间里基于人类智能而以多样化的形态有限作为，而数字传媒编辑家则听任人工智能简单粗暴地诉诸“超链接”。 所以将思想延展及此，是因为《读书》1984年第2期刊发金性尧文章时，配发了一组漫画《书不离手》。金性尧文章共占5页，而漫画《书不离手》则接排在这5页之中的4页下方，以4页漫画将《读书》中相关联的单双页面合成两个和合面。金文的整体感溢于言表。丁聪在《读书》创刊30年时离世，他不仅塑造了《读书》的版面风格，而且一直为《读书》划版20余年。金性尧文章的版面处理，或许是丁聪想到金文内容过于沉重，便辅以漫画让读者长吁一口气吧。      左右滑动查看当期杂志 责任编辑：褚欣桐 作者简介  李 频 1962年生，湖南新化县人。现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编辑出版理论、期刊史论、出版专业阅读理论等。主要著作有《龙世辉的编辑生涯》《编辑家茅盾评传》《期刊策划导论》《大众期刊运作》《出版：人学絮语》《中国期刊史（第4卷，1978~2015）》《期刊：连续出版的逻辑》等；主编《茅盾研究和我》《中国期刊产业发展报告：NO.1市场分析与方法求索》《中国期刊发展报告：NO.2区域发展与类群分析》《共和国期刊60年》《弘征：人与书》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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