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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有为儿孙积财富以旺后人的传统。 后世传闻，李鸿章为子孙后代积累了2000万两白银的财产。左宗棠如果聚财，可以超过李鸿章。他的私账支票，一概由老部下胡雪岩在开。 身以侯门之贵，湘阴左家无疑是“富贵之家”。从发迹时起，左宗棠着意避开“富贵陷阱”，主要教导后人“惜福保家”，从而保证家族繁荣昌盛、世代绵延。左宗棠本人是清朝当之无愧的“模范父亲”。 下面从三个方面讲述左宗棠是如何做“模范父亲”的。 一、早年尽力让儿孙们经历、体验社会艰苦，在无依无靠中锻炼出真本事 左宗棠发迹后，后人享福显而易见。身为陕甘总督之后，孝威在湖南受到官场与学界的特别对待。同治七年（1868年）三月初一，左宗棠写信告诫他：你年轻学浅，又无阅历，切记“凡事以少开口、莫高兴为主”。 同治元年（1862年），左宗棠升为浙江巡抚，家人开支日增，经常向他伸手要钱。这时起，左宗棠开始意识到，家族成长路上出现了“富贵陷阱”。 其时，左宗棠虽握军事实权，官衔仍不过是“三品京堂候补，太常寺卿”的虚职，相当于今天的副省级干部。这在湘阴县已是大官。传统社会讲人情世故，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湘潭周家在左宗棠最落魄的时候给予过大力帮助，现在要他还“人情”，理所当然。周家后人周佑生、周履祥来江西楚军行营求官，周佑生还附带了妻兄刘顺东。 左宗棠对岳父家心存感恩，所以有心栽培周家后人，对他们用心考察。但军营不是乐园，生活困苦，训练极苦，刘顺东适应不了，不到一个月，得了重病。左宗棠给他一些银子，遣回湖南。 周佑生则不嫌苦，跑到乐平前线去视察。 左宗棠考察一段时间后，有点担心地对孝威说：此人没有什么大志，倒有些不良爱好，特别是来江西后，丢掉了在家时养成的忠厚、认真的好习惯，喜欢在军营里高谈阔论，我看他在这里恐怕要流于庸碌，我要对不起你外婆家了。周履祥这人的缺点是什么呢？我说不上来。他固然没有什么大过大错，但也没有什么优点，到军营后没有一点儿长进。现在他可以依靠我混过一阵，但人哪里能混一辈子呢？将来难免仍要回老家，到时恐怕连当农民都做不好，你说这事情可怎么办呢？你绝对不能将他们两个作为榜样，老老实实在家读好书才是正道。 随着官品越升越高，亲戚、故旧、同乡、同年陆续找上门来，左宗棠不得不分心照顾。后人树荫乘凉的想法和苗头，让左宗棠加紧对儿子们进行教育与引导，引导他们明白世事之艰，成事之难。 同治三年（1864年）农历十月二十九，针对孝威跟他母亲谈论自己“闽事当易了办”，左宗棠不无忧虑地说：唉，你只看到我这几年连打胜仗，以为容易，却不知道我背后下了多少功夫，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书经》上说：事前考虑得周全细致，做起来才相对容易。古人办大事都格外小心，即使成功了，也不敢夸海口。你现在少年意气，我不怪你，但你“视天下无难事”，这个想法很危险，我不得不指出来。你现在将一切都看得简单，等长大后出来办事，面对一团乱麻的具体事情，厘不清，解不开，一再无成，茫然自失，到那时再后悔就晚了。 左宗棠觉得有必要将自己多年来遭遇挫折的心路当作经验告诉儿子，让他提前掂出轻重。他说：古来功名振世的人，都在早年吃尽苦头，碰尽钉子，被社会反复锤打，练达了人情，洞明了世事；晚年得到办事权，才取得大成功。人不要想着“早慧”。“早慧”是骂人的话，早成即早毁。人见过少年老成，谁见过少年大成？万事万物都遵循着自然规律：天道不经过翕聚，便不能发舒；人事不经过历练，也不能通晓。《孟子》中有一章叫“孤臣孽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人要得大成，要牢记6个字“操心危、虑患深”。 同治四年（1865年）正月初一，左宗棠已经获封一等恪靖伯，妻儿都有奖赏。左宗棠想到，4个儿子还小，此时获得家族历代未有的奖赏，不但会形成一切得来容易的错觉，还会对父亲产生依赖。这绝对不是小问题。 他当即写信回家，告诫儿子们：福泽不会长久，人只能自立自强。你们因为我，已经成了“世家子弟”，社会从此对你们多了吹捧。但你们心里应该明白，自己学业未成，能力暂时还跟不上，多听坏话没害处，若一味听好话，容易滋生“矜夸之气”“纨绔之习”。此时，尤其要警惕，不要应了流俗，落入“富贵陷阱”。 进入晚年后，左宗棠开始考虑身后安排。如何让儿子们也像自己一样，做个“模范父亲”？左宗棠用心规划设置。 二、后事安排以“中庸”为标准，不多积遗产，逼迫儿子们“勤俭持家，享下等福” 光绪二年（1876年）农历五月初六，此时的左宗棠已年过花甲。带着沉重心事，他开始回顾一生，安排后事。 他跟3个儿子说：我们湘阴左家，世世代代家境清贫，历史清白，祖辈积德累善，之前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生活自得其乐，这是我们家族的幸运。这些年来，虽然我多次告诫你们，不要有做“官二代、富二代”的想法（“沾染世宦积习”），但家里还是出现了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家庭开支日增，呈现不能抑制的势头。这是衰亡前兆。我老实告诉你们，我的养廉银不是用来养家的，我随便得很，只要发现手头有余钱，随手拿起来就送人了。你们赶紧自作打算，自谋安身立命之法，不要想着靠父亲，父亲最靠不住。 光绪四年（1878年）农历十二月十九日，左宗棠对自己死后的遗产分割第一次做出明确安排：从本年度陕甘总督的养廉银中拿出两万两银子，分成四份，每份5000两，分给4个儿子。孝威当时已经病死，其妻贺氏也忧伤而死，此份由孝威长子左念谦继承。其余三份给孝宽、孝勋、孝同。因为兄弟四家人仍在一个大家庭里同吃同住，这份遗产需等左宗棠去世后，四兄弟分家才能兑现。 每家限定5000两银子，左宗棠的用意很明确：儿子如果有本事，凭这点儿钱做本，可以通过自己努力奋斗出来；即使能力有限，难以上进，但只要踏实勤恳，守好“耕读”家风，有了这笔钱垫底，不至于饿肚子。这比起寒门读书人，境况已经好出许多。享下等福而知足、自惜，就不至于因骄奢淫逸而败坏家风，让富贵之家沦落破产。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超前的预见与规避。比较贺长龄就一目了然。贺长龄作为左宗棠的亲家（其弟贺熙龄之女嫁左宗棠长子孝威）、老师、朋友，以云贵总督之尊退位，家底不可谓不厚，但他对家族既缺乏左宗棠这种明确的“耕读”定位，家教中亦缺乏这种“惜福保家”的规范与警醒，在他死后不出半个世纪，遗产被后人挥霍殆尽，诗书家风烟消云散。辛亥革命前夕，美国有传教士在长沙一家餐厅点菜吃饭，托盘子给美国人服务的就是贺长龄的一个孙子。富贵之家固已不保，书香之气也未能延续，让人唏嘘叹惋。 左宗棠晚年对儿子越是关切，其要求越是严格。光绪五年（1879年）十二月五日，左孝同根据古制，从长沙赶到肃州大营服侍左宗棠。名义上是服侍，事实上是左宗棠给儿子提供实践锻炼的机会。他规定孝同一家人的生活标准，只能参照长沙住家的规模，不能在军营搞特例，沾染“官场气习、少爷排场”。左宗棠细致到对厨房分工都亲自做了安排：总督署的大厨房，只准改两口灶，一口煮饭，一口熬菜，只能用厨子一人，打杂一人，水火夫一人。 但对于儿女们的人情往来，左宗棠并不主张抠门、小气。他按儒家中庸原则，主张适中。光绪四年农历十二月十九，左宗棠在信中与孝宽、孝勋、孝同商量湖南老家的人情与应酬，写道：人情的总体原则，我的想法是不能太节省，太节省显得小气，但绝对不能铺张奢华，这貌似大方，其实浪费。每次具体拿多少，你们兄弟共同商量，看着办就行了。（人事应酬随宜点缀，太俭不可，过丰又难为继，当共酌之。） 光绪五年正月二十九，左宗棠为断绝儿子们的依赖心理，再次与孝宽、孝勋、孝同明确自己不积遗产。他说：“仕宦而但知积金遗子孙，不过供不肖之浪荡，并其同气亦受其累，可胜慨叹。” 左宗棠不积遗产，不是一时头脑发热的偶然想法，而是其积一生阅历与智慧的决定。 左宗棠这个想法最早缘自冯钝吟的一段话：“子弟得一文人，不如得一长者；得一贵仕，不如得一良农。”与其盼子孙后代有才华，还不如培养他有品格；与其望子孙后代做高官，不如从小教育他知民间疾苦，先做个实在的普通人。 左宗棠第一次以这一观点教育后人是在咸丰六年（1856年）农历正月二十七。他对侄子左癸叟说：湘阴左家世代寒素，论科名不过是乡下举人，论家产薄田不到一顷，但正是这种处境，子弟都朴素、古拙，跟奢靡、轻薄不沾边，左家靠这点繁衍生息、兴旺起来。现在我们号称名门望族，一些讲究门当户对的官员都过来跟左家子弟攀亲论姻，这不是好兆头。子孙找个普通人家的姑娘，还可以延续寒素家风，培养子女正直、善良的品格，吃苦耐劳的精神；找了名门闺秀，就难以做到了。照现在这个趋势，我看不出几年，祖宗积累的好家风，到你们这一代就要丢干净，养成一些不知哪来的“贵游气习”，脚根站不稳，社会诱惑遍地，要摔跟头的。你们千万不要让我这个预言成为事实啊。 因为左宗棠用心经营，他积累的家风在后世的积极作用越来越明显。 三、后人盛衰不偏重一世一代，而以家书立规，以祖辈世代所累积家风为训，着眼传之百代后人 左宗棠的家教影响与家风熏染，在儿子一代中起的作用事实上并不明显，原因除了古人“儿子必须肖父亲”的观念限制了儿子个人的兴趣与爱好自由，还因从长子6岁起，他已离家在外，单纯言传在“官二代、富二代”的现实面前缺乏说服力。 左宗棠晚年深切地意识到这点，对儿辈不尽如意有所妥协。但他同时也看到了，只要不改家族定位、强化家风熏染，后人一定有再次崛起的时候。 如今，湘阴左氏如左宗棠所规划，后人已历七八代，成员数百。后代严守祖辈家风，过着小康日子。从家族中走出来的人以工程师、医生、教授居多。 第二代的醒目人物是左孝同，他以举人功名署江苏布政使。 第三代如左宗棠所愿，积累家族元气，以居乡秀才为主。其中，左念恒成就较高。 第四代果然赢得人才全盛，其中，左景鉴是全国政协委员，也是重庆医学院教授、重庆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左景权是旅法历史学家，左景伊是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化工大学教授，左景善、左景成均是工程师。 第五代则全面开花，单是工程师、教授就数以十计，至今仍有社会影响力的有北京化工大学副校长、教授左禹，中国农工民主党十三届中央副主席、上海市前副市长左焕琛等人。 这一家教的积极作用在孝同身上最先发挥出来。孝同论天资不及孝威，但仅因22岁起，左宗棠带在身边教了一段时间，就凭真本事拼了出来，没靠父亲余荫。 左宗棠“惜福保家”的家教真正对家族发挥强大的影响作用是在家书出版之后。 民国期间，四子孝同步入晚年。他翻读父亲多年书信，对当年那些掏心掏肺、苦口婆心的教导，有了完全不同的体会。他流着热泪，系统整理手头搜集的书信原稿，编成《左文襄公家书》出版，目的是让家人、亲戚内部阅读，以规后人。此书被左氏后人奉为珍宝，家人研究讨论，找出其中警句、箴言作为范本，子孙诵习，身体力行，影响深远。 以三子左孝勋一脉为例，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分得5000两白银后，并没有用作“奋斗基金”，而是用它置办了一些房产。他生有二子四女，这本就不多的银两，哪里经得起花？在他为4个女儿置办完嫁妆后，所剩无几。 到其子左念恒（左宗棠孙辈中排行第12位）一代，6个兄弟姐妹，再无家产可资，家族境况与爷爷左宗棠当年寒士情形开始类似。左念恒被逼勤俭读书，一举考取“拔贡”，一个相当于举人的功名。但就在他准备会试前夕，朝廷宣布科举取消。 其后，辛亥革命爆发，功名之路彻底中断。民国废两改元，其姐夫剑臣在浙江省教育厅担任厅长，左念恒应姐夫之邀，在浙江省教育厅里做科长，每月赚得工资100多银元，养家糊口。他工作出色，1925年出任临安县知事。他在仕途一路通畅时，不幸患了伤寒，误服中药致死，享年仅44岁。 左念恒生有八女二子，在他死后，其妻带着子女，靠着田租、房租生活，每年可收租谷200石，租金360银元，合计金额约900银元。可以说，左念恒之子左景清、左景伊与8个女儿的境遇与祖宗左观澜靠教书养活左宗棠兄妹6人时又几乎一样了。 侯门之家第一次回到原点，左宗棠的家教通过家书影响，开始发挥作用。 四世孙辈谨守太爷爷遗教，崇尚俭朴，在清贫中自强崛起。持此信念，仅左念恒一脉的10个子女，就有4人脱颖而出，且在个人领域内均卓有成绩。其中，长子左景清成了作家，次子左景伊成了北京化工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七女左景善与小女左景成都成了工程师。 比较左宗棠同时代的人，曾国藩生有二子五女，长子曾纪泽所生三个儿子全部夭折，按照传统说法，只有次子曾纪鸿繁后。 左宗棠四子四女，四个儿子均未断脉，即使28岁便过世的长子孝威，也留有念谦、念恂、念慈三子。 曾氏后人在数量规模与人才规模上，都不及左氏。因近年来《曾国藩家书》被充分挖掘，多渠道立体传播，后世读者有意无意中便忽视了左宗棠。其实，根据相关史料、家谱，细致比对分析两大家族，能收获的启发不少，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到此类书籍参考阅读。 至今，湘阴左氏因为左宗棠的精心设计，成功走出“富贵陷阱”，他教子与齐家的成功经验，仍能给我们许多启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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