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段淮海路和两件家事

淮海中路从瑞金二路到重庆南路那一段，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只是一些片断。

比如在泰山文化用品商店里兜兜，看看新橡皮、新铅笔、拍纸簿、硬面抄，买是买大不起的。

又比如到淮海电影院去看电影，总归要到隔壁弄堂口的“野荸荠”去买包零食。

也许那里的零食与长春、永隆、万兴卖出来的毫无二致。

还是喜欢，那名字太撩人了。

后来，自己口袋里有些小钱了，也曾带着女朋友慕名而去，去吃蓓丽——也就是全国土产商店隔壁的生煎馒头和牛肉汤（叫春江？）。

节省一点的话，对过弄堂口“劳动食堂”的重油炒面也不错，价钱还特别便宜。

我再也想不到，那一段淮海路与先父会有交集，而且都是在他人生中的转折点。

那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吧。

有一天，我与先父不知为何步行路过那里，先父突然站住了，告诉我说：

“我曾在这个弄堂里躲了一天呢。”

他指的是淮海中路494弄，又叫康绥公寓。

“是WG中么？”

“不是，是1949年。”

先父告诉我，那是5月底的时候。

当时，每天从宝山月浦方向传来的炮声清晰可闻，城内很有些恐慌的。

上海人倒不是怕“城头变换大王旗”，那几代上海人见得多了，从辛亥年起。

大家怕的是真要打起仗来，枪子可不认人，会伤及无辜。

那时，先父在南市一个亲戚家开的店里做帐房先生。

爷爷头一年已经过身，于是，叔公伯公们觉得有责任要保护好爷爷的独苗苗。

最后，他们又辗转找到了我外公。

外公托人找关系，终于有家住在康绥公寓里的远亲愿意让先父一个人去寄居些时。

麻烦别人，无论如何是桩大事体。

犹豫良久，直到枪炮声太密集了，才决定把母亲和襁褓中的大哥托附给外婆，翁婿俩就从南市出发，出小东门，过八仙桥，来到了雁荡路淮海路口的这家弄堂人家。

先父还记得，那天好像已经是5月26号。

既然是躲，先父就连房门也不敢出。

寄人篱下，也实在太闷了，一分钟长似一年。

于是，就隔着玻璃落地窗拼命往外瞧，因为那个落地窗正好斜斜地对着弄堂口，勉强可以看到一点街景。

先父说，街上人很少。

整个城市不像过去那样嘈杂，除了从宝山月浦方向传来的炮声。

说来也奇怪，到当天晚上，枪炮声就停了。

而且再也没有响起来过。

仗好像打完了。

等到天亮，也就是5月27日的清晨，这家的女主人也耐不住好奇了，斗胆出去看了看。

只见淮海路的人行道上，整齐地睡着成百上千的穿军装的人。

回来这么一说，引得先父也出去看了。

多少年后，先父告诉我：

“一点声音也没有，睡得很熟，抱着枪。”

老百姓断定，这样的军队，不会伤害无辜。

上海的市面就这样重新活泛起来。

先父也就赶紧跑回南市去报平安了。

那一年，先父才21岁。

康绥公寓朝西一点，对马路有个乐安坊。

乐安坊沿街面房子底楼，老早曾是赫赫有名的“金都绸布商店”。

买布头，扯料作，一定要逛淮海路，因为淮海路上有“金龙”、“金都”。

“金龙绸布商店”在国泰电影院隔壁，门面朝南。

“金都”东隔壁人家的房子是凸出来的，那就是当年同样赫赫有名的“茅万茂酒家”。

我小时候看到的，已经是“茅山酒家”了，啥时改的，无从稽考。

文革时叫“红卫酒家”，后来又叫“茅山酒家”了。

现在是哈尔滨食品厂，地址倒还是淮海中路603号。

酒家不稀奇，稀奇就稀奇在从“茅万茂酒家”到“茅山酒家”，这里只卖下酒的卤菜和零拷酒供顾客堂吃，决不供应热炒面饭，一直到WG。

酒家纯粹到这个地步，现在整个上海滩也很难找出几家来。

“茅山酒家”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朝北的两开间门面加上凸出的西面，无门无墙无窗。

夜里上排门板，日里卸掉，店堂间是全透明的。

走在马路对过，也可以看到西笃角的卤菜柜。

当中的方桌板凳，以及沿墙摞起来的老酒甏，乡气十足。

当年，它就这样矗立在霞飞路的灯红酒绿之中，才不管它的周围西菜社林立，弹子房成堆呢。

遂成一景。

有一次，与先父无意间聊起这家老店。

我说我一次也没在那里喝过酒。先是没有余钱，等有了余钱，又嫌它档次不够了。

没想到先父突然沉默了下来。

少顷，他才说，他也只进去过一次。

那是1962年。

先父因1950年代末被错待而发配苏北，他重回上海的第一天，先母叫他到南市把外公请过来说说话。

南市到我家，11路到老北门调26路，乘到常熟路。

车过重庆路站时，外公突然拉着家父下车。

家父不知就里，就一直跟他来到了“茅山酒家”。

翁婿俩简单地小酌了一番，外公汇钞。

席间几乎没有讲一句话。

那一年，社会氛围已经很紧张了，喝酒也已经被当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再加上一个“逃亡地主”，一个“期满释放”，能不噤若寒蝉。

先父说，他心里跟明镜似的。

你外公为人，就是这样。

他不管你做了什么，去过哪里，按老规矩，姑爷回家了，一定要接风的。

说到这里，先父眼中泛着泪光。

那一年，先父34岁。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