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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是武王伐纣建立起的社会制度，此前是商朝的一个诸侯邦，自后稷起经历了15个王，文王在位50年，武王接位伐纣灭商后两年病故。武王去世成王年幼，由周公代政。《左传·定公四年》：“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大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五叔无官。”（其中的聃季是老聃的族祖），因此说，周朝制度是因袭商制的改革制度。对于社会治理的理想，中华民族自古就存在礼法两制的分歧，礼制尊从帝令（包括上帝）倡导仁义，法制尊从道纪（即规律和逻辑）倡导道德；在哲学思想上，法制提倡“自无起有”的“无学”，礼制提倡“自有起有”的“有学”。周朝立足于礼法双治，道仁双行上，《周书》说：“商罪贯盈，天命诛之。”又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但目的在王道——“无有作好，尊王之道；无有作恶，尊王之路。”周公坚持的仁政礼制是以情导理，实际上鼓舞了诸侯的邦霸主义，因为“仁”上可以制工、下可以恩民，“仁义”实际成了霸道得心应手的精神工具。在春秋五霸严重地衰败了周室的王道统治关键时刻，太子晋首倡了王室变法，即对“前哲令德之则”进行“德之修”。公元前543年郑国子产执政，他率先在郑国实现了太子晋变法的主张，在景王支持下，他整顿了田地沟恤疆界——调整了民众的利益关系；创立了按“丘”征“赋”税制度；调整了上下的利益关系；把法律“刑书”条文铸在鼎上公布于众——调整了法制的民主性；保护“乡校”广开言路——调整了思想的民主性。在哲学上坚持“自无起有”的自然人文主义路线，提出“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实际主义。子产在郑国变法的成功，加强了周朝王室进行全社会变法的决心。但是，春秋五霸各自为政，根本不把王室的权威放在眼里。公元前527年《左传·昭公十五年》景王的太子和王后相继去世，各诸侯国都应当进贡慰问。可晋国公开不带贡品，因此景王骂他们是“数典而忘其祖”！《周诗》的“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玉臣”也成了一句名存实亡的空话了，形成了公室卑群霸争治，“政在家门，民无所依”的社会政治局面。王道要恢复社会的统治权威，就必须与民道相结合，正如老子在十三章说的“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即在理和情上能用个人利益去创造社会利益的人才可以统治社会，“以身轻天下”的个人主义或邦派主义是治理不好社会的。当时诸侯间的兼并战争不断，五霸与王室争治都是以身轻天下或以邦轻天下的社会问题，这些道和德的缺陷，直接影响了王室的统治权威，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安定。为了革新这种局面，必须对虚伪的仁政礼制进行变法，要以理导情，当然，这也就遭致传统“尊周”势力的反对。因为周公的“予仁若考（《尚书·周书》）”原于商汤的“克宽克仁（《尚书·商书》）”，而且又经过了“厉始革典”、“平王东迁”，因此说“尊周”是当时代表霸道利益逆潮流而动的反动势力。他们用属权时的文王以情动理的理想来反对主权时的景王以理动情的理想，用仁政礼制来反对现实生活的道政法制的建设……这些，就是周景王变法时的动机和困难的历史背景。公元前550年（灵王22年，鲁襄公23年）因治理王城洛邑谷、洛之斗（斗应指虚怀的王族与原地官宦之争），“太子晋谏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周文王）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周康王）克安之，其难也。如是厉（周厉王）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祸，十五其不济乎？吾朝夕警惧日：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未观夫前哲之令德……作又不节，害之道也。”在《周书》中，晋国太师师旷歌颂太子晋“歌无射曰：国诚宁矣远人来观，修义经矣好乐无荒。”因此说，周景王的无射变法是继承了他哥哥太子晋的遗志，只可惜太子晋因病早逝，否则就不会产生景王变法失败的后果了。师旷“歌无射”和周景王“铸无射”，与“修义经”和“宣布哲人之令德”说的同是一件“示民轨仪也”的律令。在交通工具和信息传递不便的古代，用鼓声和钟声传播行令和律令，因此进兵时用鼓声，收兵时用锣声。周朝用六种不同的钟来表达六种不同的律令，“无射”是第六律。《国语》记载说：“王将铸无射，问律于伶州鸠。对日：'……六曰无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也。……以无射之上宫，布宪施舍于百姓，故谓之赢乱，所以扰柔容民也。”’周朝的教育设“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艺”即才能。其中的“射”和“御”是射箭和驭马的理论会意字，意思是如同用箭射物般的识度事物和驾驭车一样的御导事物。六艺下面又分不同学科“艺之科”，“射艺”有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五门科学，可会意为关于认识、联想、推敲、意志和目的的科学技术（对文字理解应借助书艺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古文字学理论）。中国传统科学是才能下的分科，而西方的科学是知识分科的归类（因此要补以技术）；中国是“艺”分“科”，西方是“科”归“类”。由于孔子在周乱后改写了六艺为礼、乐、诗、书、易、春秋以后，春秋时的六艺之科就失传了。变法中说的“无射”并非是“不射”，无不等于“不”，而是“无之以为用”的识度事物的思想方法，这种方法又称为义经和令德。春秋时的生产力和科学很发达，当时的人均粮食占有量比现在还高，当时出现的老子、孔子、孙子等科学理论家至今仍然是社会理论科学界的学习典范。老子是周景王无射钟上律文的撰稿人（近期郑店村出土的有关老子的文物，就有“敕撰”二子的残片），其经文于公元前524年被景王钦定，因为这一年周公世袭领地鲁国让闵子马攻击了它，其后两年铸钟时又被单穆公污蔑为“三年之中有离民之器二焉”！单氏说的“二焉”一个是指“铸重币”金融改革，一个是“无射钟”老子文。景王变法的目的在如何发展王道、统一诸侯，并不在事后评论的所谓“庶率之祸”上。景王的“无射”变法就是《国语·景王二十三年》，伶州鸠所言：“六日无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也”的内容。在诸子的言论中，当时的“哲人令德”就是指老子文。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周景王的宣布哲人令德的变法，是人类历史上王道克服霸道向民主迈进的伟大天下主义历史革命。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地域和时代。春秋末的王道、霸道同民道的关系，是太子晋、子产、周景王抑制私共损公的邦霸主义变法的核心问题：道政和法制是其变法的手段，无射经文和无射钟则是变法的具体措施，变霸道的“身”天下、“邦”天下为王道加民道的“天下”身、“天下”邦则是变法的目的。周景王无射变法的最大反对派就是晋国，晋文公以“求诸侯莫如勤王”的动机护王而居功称霸。至周灵王时，《周书》说达到“晋侯尚力，侵我王略”的程度；及至景王时，晋国公开不守王制进贡，景王去世后竟公开出兵支持单穆公政变，用武力扼杀了景玉变法的成果；到战国时代，周王室已经衰落到靠借债度日了，最后（前256年）被秦国灭亡。一向反对铸刑书、铸无射的晋国，在郑国（前536年）、周朝（前522年）铸文立法以后，于公元前 513年（鲁昭公四年）也不得不“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其次就是崇尚周公的鲁国，闵子马带头攻击景王变法，孔子在变法失败后追随周礼删书赞易，致使我们的法制社会迟到了2500多年。正如《庄子·天运》中老子批评孔子时说的：“夫仁义惨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老子、老子文与周朝子产和景王变法的关系，已经被历史上的“有心人”绝其道了。周景王于公元前520年突然因“心病”去世，这使变法的事业受到了致命打击。单穆公和刘狄在新王继位时公开杀了主持变法的大夫宾起，接着又在景王的葬礼上杀了八个王子，公开打出了反变法的大旗。老子是成王叔氏“聃季”族人，于公元前530年参与了“成、景之族”镇压反变法派的斗争，由于他主张“善为士者不武”没有参加王子朝护法军对单穆公军队作战，因此《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记载“王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与灵（灵王）、景（景王）之族以作乱”没有成工族人。但老子被委任护典籍去楚的“征藏史”，王子朝在楚被暗杀后又护典籍回周室，将王室典籍交给了周敬王。由于政局变化，老子只好同阳子居交割了南之沛的财产，“西游于秦”去秦问祖归宗去了。《诗经·匪风》为老子西归诗：“匪风发兮、匪车偈兮，顾瞻周道，中心怛兮。匪风飘兮，匪车膘兮，顾瞻周道，中心吊兮。谁能亨鱼溉之釜回？谁将西归怀之好音？”老子最后死于秦国，秦国的人民自发成队地、哭三次地追悼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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