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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周的覆亡情况，最为人们熟知的是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烽火戏诸侯的故事，该记载出自《史记·周本纪》，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这里不妨引用一下相关的段落：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熢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熢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熢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熢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这是关于幽王烽火戏诸侯被杀，而后周平王东迁的最为人熟知的记载。不过，对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史实，学者们是不无怀疑的，比如晁福林先生曾指出：“举烽传警乃汉代备匈奴之事，非周代所能有。《周本纪》所谓幽王为博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以至江山易主云云，显系小说家言，皆不足凭信。”其实，从史源的角度来看，司马迁的这一记述来自于《吕氏春秋·疑似》篇，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记载：周宅酆镐，近戎人，与诸侯约，为高葆祷于王路，置鼓其上，远近相闻。即戎寇至，传鼓相告。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尝至，幽王击鼓，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说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数击鼓。诸侯之兵数至，而无寇至。于后戎寇真至，幽王击鼓，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于丽山之下，为天下笑。此夫以无寇失真寇者也。把《吕氏春秋·疑似》相关论述与《史记·周本纪》相比较，可知司马迁是把《吕氏春秋·疑似》原文中所说的“鼓”换成了“熢燧大鼓”，把“传鼓相告”的行为改成了“举熢火”，从而最终形成了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影响了两千多年以来人们对于西周亡国的认识。不过，即便是《吕氏春秋·疑似》的记载本身也属于纵横之士的“戏说”，并不足凭信，而司马迁在《吕氏春秋》相关基础上的加工，可能离历史的真相就更远了。除了烽火戏诸侯之记载有争议之外，《史记·周本纪》关于此事的相关记述还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学者对此也多有揭示。比如申和犬戎之间如何可以做到联合攻周，就是一个让人困惑不已的问题。按照古书的记载，申国是在周宣王时被分封为诸侯的，《诗经》中的《崧高》篇就记载了这一事件。申国位于今天河南的南阳附近，自古以来学者都没有异议；而犬戎的具体地点虽然不详，但肯定是活跃在西北的甘肃和陕西北部一带，申和犬戎之间不仅相距一千多公里，路途漫长遥远，而且中间还隔着周王朝和众多的诸侯国，在古代交通和通信都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它们之间竟然可以联合采取军事行动攻周，实在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对此崔述在《丰镐考信录》卷七言：“申在周之东南千数百里，而戎在周西北，相距辽越，申侯何缘越周而附于戎？”这一怀疑应该说是很有道理的。又比如《史记》称平王东迁系为避犬戎，也是不合理的。犬戎与申、缯联合攻杀了周幽王，但其目的是为了帮助太子宜臼也就是后来的周平王，因此犬戎实际上是周平王的恩人和支持者，按理说周平王应该很感谢他们，可是根据《周本纪》的说法，平王东迁是为了“辟（避）戎寇”，这也是出乎人们的意料。钱穆先生在《西周戎祸考》中即指出了相关记载的矛盾：“犬戎之于幽王固为寇，而于申侯、平王则非寇实友也。”因此钱先生的意见是，周平王东迁，是由于丰镐一带因战火而残破，已经不适合作为国都，而且东迁到洛阳，还可以倚靠南阳的申国等力量，并非是为了避免戎人的祸害而远遁东方。这一解释也是为了弥合文献记载的矛盾而做的一个尝试。这样的矛盾之处在《周本纪》中还有一些，这里不再一一列举。对于《史记》中所记述的这些混乱和错误之处，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那样，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司马迁，而是因为与这段历史相关的文献不足。到了西晋时期，河南汲县曾出土了魏国的史书《纪年》（或称《竹书纪年》），书中关于西周灭亡的记载，给学者们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遗憾的是，该书后来再次失传，仅有个别内容因古人著述而流传到了今天。不过，《纪年》中与西周覆亡关系最为密切的一段记载，幸运地被《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的《疏》所引用，得以保留至今：汲冢书《纪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太子，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按：应为“晋文侯”之误）所杀，以本非適（“嫡”之义），故称携王。这段记载是自《史记·周本纪》之后，有关西周灭亡过程的最为重要的史料发现，其中最令人惊异之处，是提到了在周幽王去世后曾出现二王并立的局面，从而给有关两周之际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视角。但是由于这段记述语焉不详，而且又有文字的讹误，千百年来也引起了种种讨论。有关两周之际历史的研究再一次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正是由于清华简《系年》的整理和公布。其中与西周覆亡相关的叙述见于《系年》的第二章，如果用通行文字移写，其内容是：周幽王娶妻于西申，生平王。王又娶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盘。褒姒嬖于王，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缯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在这段叙述中，“周亡王九年”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学者间存在很大的分歧，这里我们不拟展开讨论。不过，这段重要史料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改变了我们的原有认识：第一，《系年》的记载使我们认识到，周幽王所娶的王后来自西申，而不是位于南阳的申国，这一点出乎所有人的意料。20世纪80年代，在南阳发现了一些申国的青铜器，从上面的铭文人们才获知，这里的申国原来名叫“南申”。此后，学者们曾就申国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徐少华先生指出申国“源于西方戎族中较盛的一支，属于西戎中华化较早的一部分。西周早中期，立国于今陕西北境，称'申侯’。西周晚期周宣王时，为挽回'南土’日益失去控制的局势，改封元舅申伯于南阳盆地，建立'南申’，定都于谢，即今河南南阳市内的老城区一带”，徐先生的这一阐释，比较好地揭示了申国一分为二的历史由来。而太子宜臼被废黜后，他所去投奔的娘舅家是西申国，而不是位于南阳的南申。西申国之名见于《逸周书》的《王会》篇，该国的具体位置虽然不详，但以往学者指出西申应在今陕西安塞以北，而且很可能为戎人的一支，这种见解应该大致可信。因此我们也就可以明白，原来太子宜臼被废黜后，是向西北逃窜到了西申国，而这一带与犬戎的活动地区十分接近，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申人与犬戎之所以可以联合攻打周师的原因；而位于南阳的“南申”国则与西申毫不相关，西周末年申和犬戎的联合，实际上是西申国和犬戎的联合，而不是位于南阳的南申国与犬戎的联合。西申在戎人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并与周、秦有着十分密切的往来，西申不仅与秦人通婚，而且还多次与周王室联姻。特别是周幽王之妻也是来自西申，这是过去学者们所不了解的。西周末年，王室实力削弱，而申戎等戎人则不断壮大，周幽王废除申后，又废太子宜臼，进而派兵包围西申，成为申戎等戎人与周王室之间战争的导火线，并最终导致了西周的覆灭。第二，周幽王被杀和西周覆灭，是由于王室内部争权夺利而引发，清华简《系年》对整个事件的经过记载得十分清楚。从整个事件的历程可以判断，当时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烽火戏诸侯的事件。第三，携王的“携”可能并非地名。西周覆灭后，曾出现了“携王”，关于这一点，《古本竹书纪年》言：“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王子余臣为什么会被称为“携王”，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王子余臣之所以被称为“携王”，是因为他在“携”这个地方被立为王，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为数较多。然而奇怪的是，在古代文献中，却根本找不到“携”这个地名，只有雷学淇在《竹书纪年义证》卷二七提供了一个证据，雷氏也承认携作为地名并不为人所知，但又说“《新唐书》《大衍历议》谓丰、岐、骊、携皆鹑首之分，雍州之地，是携即西京地名矣”。不过这个证据却令人疑窦丛生，我们在《新唐书》及《旧唐书》等文献中并没有能够查到雷学淇所引用的这条材料，因此，僧一行等唐代学者是否曾有过这样的论述，颇令人怀疑。退一步说，即使唐代学者真有这样的看法，由于唐代上距西周末年已有一千多年，而“携”作为地名却一直是于史无征，因此就算唐人有这样的论述，估计也是一种臆测之言，不足凭信。童书业先生提出另外一种意见，他认为这里的“携”为谥号：“携王之'携’或非地名，《逸周书·谥法篇》云：'息政外交曰携’。”童先生的意见很有启发，不过《逸周书》的《谥法篇》原文作“息政外交曰推”，童先生系据卢文弨的校定本而改，但是卢氏等人的主要证据就是携王的称谓，因此，“携”是否为谥号，也还值得进一步推敲。第三种意见出于孔颖达的《左传正义》所引，孔氏在讨论“携王奸命”时曾引用了一则《竹书纪年》记载：“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按：实为晋文侯）所杀。以本非適（“嫡”之义），故称携王。”这句话说得有些含糊。为什么“以本非適”，会被称为“携王”呢？原来，“携”在古代有离异、有二心的意思。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曰：“不如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杜注：“携，离也。”《史记·吴太伯世家》曰：“近而不偪，远而不携”，《集解》引杜预之言曰：“携，贰也。”这些都可以证明“携”有离、贰的意思。根据清华简《系年》，我们可以知道，余臣原为幽王之弟，在周代父死子继的继承传统之下，余臣本没有继承王位的资格。清华简《系年》称“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这里的“邦君诸正”即是《古本竹书纪年》所说的“虢公翰”等人。根据清华简我们可以知道，虢公翰等人拥立余臣的地点是在虢，也就是位于河南三门峡一带的西虢，这就揭开了千百年来关于余臣被拥立地点的谜团，余臣被拥立的地点是在虢而不是“携”，“携”作为地名并不存在，该字很可能是因后来“携王”称谓而致误。“携王”就是清华简《系年》中所说的“携惠王”，其中的“惠”字应当是其支持者给他的谥号，至于“携”，应当是后人出于正统观念对他的称呼，其含义当为“贰”，系对余臣的一种贬称，也就是《左传正义》所引用的那样：“以本非適，故称携王。”这可能最符合“携王”之称的原义。第四，平王东迁有一个过程。《史记·周本纪》载周幽王死后，诸侯拥戴太子宜臼即位，这就是周平王。《周本纪》并言：“平王立，东迁于洛邑。”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更是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下写“东徙洛邑”，似乎是认为周幽王死后，周平王就紧接着即位，随后东迁洛邑。然而，历史事实可能并非如此简单。依据汲冢所出《纪年》的记载，幽王死后，虢公翰等人拥立王子余臣为王，以与周平王相抗衡，出现了“二王并立”的局面。最后是“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所杀”，这一对立局面才得以结束。然而《纪年》此处说的“二十一年”，究竟是携王二十一年抑或是晋文侯二十一年，却引起了长期的热烈讨论。由于清华简《系年》的面世，这一问题终于得到解决。李学勤先生据清华简《系年》的相关论述，指出：“至于余臣，简文说明是'幽王之弟’，立于虢，称'携惠王’，'立廿又一年’，被晋文侯所杀，这同《纪年》的记载一致。《纪年》的'二十一年’，也应是携王的在位年，不是晋文侯的二十一年。”从《系年》的记载可以看出，在二王并立长达二十一年的时间里，周平王是无法东迁的。携惠王在位二十一年，后来才被晋文侯所杀。依据清华简《系年》的记载，当时周王廷曾出现了“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的严重局面。对于这一记载，学者们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别。我们认为这里不妨就理解为晋文侯杀携惠王之后，周曾出现了长达九年的无王状况。如果这一解释成立的话，就意味着在携惠王被杀后的很长时间里，太子宜臼（也就是后来的周平王）仍未得到周朝贵族和诸侯们的承认。后来的转机是由于晋文侯的立场转变而出现的，晋文侯先是把周平王迎接到了少鄂，后来又在京师拥立周平王为君。周平王立了三年后，才东迁到了洛邑。如果按照这个时间表，幽王死后，携王在位二十一年，被晋文侯所杀，周无王九年，然后周平王即位，三年后东迁洛邑，前后已经历三十三年。这样推算下来，平王东迁的时间应该是在公元前737年前后，这与我们以往对于周史的认识可谓大相径庭。平心而论，如果说周平王是在公元前737年左右才东迁，在文献上是可以找到一些相关证据的。《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髪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鲁僖公二十二年为公元前638年。按照《左传》的这一叙述，周平王东迁的时候，辛有在伊川看到了一幕不遵循礼仪而祭祀的场景，于是断言不到百年，这一地区将为戎人所有，因为其礼仪已经预先消亡。结果，到了鲁僖公二十二年亦即公元前638年的秋天，秦国和晋国把陆浑之戎迁到了伊川，这一地区果然为戎人所有。如果平王东迁确实是在公元前737年左右，正好就应验了辛有的这个预言。我们都知道，《左传》《国语》中常常记载了一些重要的预言，最后都被历史所证实，比如《国语·郑语》中史伯对于周王室将乱的惊人预见即属于这一情形。这些预言实际上有很多是后人根据历史的发展情况加工而成，反映了历史的发展脉络。辛有的预见也应该属于这一类型，说明周平王东迁很可能要远晚于公元前770年。不过，清华简《系年》的这一记载也有一些问题，如果周平王是在携王二十一年被杀，周无王九年之后被拥戴为王，这一理解又会与其他一些记述相矛盾，因此还只能是一种假设。但可以肯定的是，周幽王死后，周平王是经历了长期的曲折历程，最终才东迁洛邑。由于二王并立和平王东迁是东周初年持续了长达二三十年的历史事件，它们对于当时历史的影响自然十分深远。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或许可以对两周之际的历史有一些不一样的认识。比如，《春秋》和《左传》都记载了周王室向鲁国“求赙”“求车”的记载，在《左传》中把它们视为“非礼”的行为。但是现在我们认识到周平王东迁虽然是发生在东周初年，却比我们想象的时间晚了数十年时，我们对这一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当时周王室刚刚迁到新都后不久，尚未站稳脚跟，百废待兴，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时，仅仅依靠周王室自己有限的财力很难应付，只好出面请诸侯国予以支援，这应该是这些“求赙”“求车”的历史背景所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仅是在鲁隐公和鲁桓公时期出现，后来即不再见于历史记载，这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东迁后的周王室逐渐走向正轨的历程。又比如，孔子作《春秋》，为什么不从周平王元年即公元前770开始，而是从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开始？这是一个经学史上争论已久的问题，有种种不同的观点，顾颉刚先生曾把其中最主要的几种观点归纳并评论如下：《春秋》何以始自隐公，释者有数说：（一）隐公值平王时，所以自东迁起，纪中兴也。然平王东迁时为鲁孝公，孝公而后惠公，惠公而后始为隐公，故当始于孝公而不当始于隐公也。于是有第（二）说：谓孔子敬隐公之仁而伤其亡也，然何以不自开国之君更可敬者？此亦讲不通。可从者其惟第（三）说：清江永《群经补义》：“疑当时《鲁春秋》惠公以上鲁史不存，夫子因其存者修之，未必有所取义也。”在关于《春秋》何以始于隐公的问题上，顾颉刚先生否定了两种影响很大的观点，其意见本身是很有说服力的；不过，他所认同的“惠公以上鲁史不存，夫子因其存者修之，未必有所取义”之说，其实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卿韩宣子出使鲁国，“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在韩宣子所推重的典籍中，记载鲁国历史的《鲁春秋》赫然在列。从韩宣子所说的“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可以知道，这部《鲁春秋》是从鲁国始封一直记载下来的，并不存在所谓“鲁史不存”的问题。春秋时期，鲁国的政局虽然也有动荡，但是从未有鲁史遭到损毁、破坏的情况发生。孔子作《春秋》的时代，距韩宣子并不远，当时鲁国的公室并未发生大规模的动乱，孔子能够见到《鲁春秋》的全本，应该是可以肯定的。那么孔子作《春秋》为什么要始于隐公呢？我们可能更多地要从孔子所要表达的微言大义中来理解。我们知道，孔子是非常重视《春秋》的教化作用的，《孟子·滕文公下》载：“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无不在强调《春秋》的教化意义。孔子本人注重微言大义与维护周代礼仪制度，笔则笔，削则削，强调要为尊者讳，为亲者讳，这是孔子在编写《春秋》时的一个重要原则。在鲁隐公之前，鲁孝公卒于公元前769年，而鲁惠公的在位时间是公元前768至公元前723年，这两任国君的在位时期正好是西周覆亡、二王并立的动荡阶段。我们可以设身处地来考虑一下，孔子要写这一段历史，必然绕不开二王并立之事，但是携惠王本来是合法的继承者，而周平王却是不那么光彩的王位争夺者，经过二十多年的争夺，最终却是以周平王的获胜而结束。对于两周之际的长期动荡和携惠王与周平王争位的历程和结果，孔子肯定是难以下笔的。所以在史事的裁剪与编排上，孔子便对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723年这近五十年的历史予以忽略与淡化，在作《春秋》时改为从鲁隐公时开始，这很可能才是《春秋》始于鲁隐公的最大原因。前人由于不了解两周之际的这段历史真相，未能从二王并立这个角度来考虑春秋早期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也未能很好地体味孔子作《春秋》时的苦心孤诣。相应地，清华简《系年》因记载和还原了这段历史而显得极为珍贵，帮助我们更好地揭开《春秋》始于鲁隐公背后的隐情。从上述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清华简《系年》中有关西周覆灭、平王东迁的记载确实为我们澄清相关历史带来了极好的机会，但同时它的一些内容又令人十分困惑，怎样理解《系年》的有关论述，更好地还原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仍然是一项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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