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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族的发源地问题关涉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关键环节，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前沿话题。学界至今对夏人的起源问题仍然存在分歧，现将几种主要观点介绍如下。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大抵夏人先起今河南嵩山山脉中，在伊、洛上游，其势力逐次沿伊、洛向东北下游而移殖。”和钱穆一脉相承的是徐旭生，他认为探索夏文化的区域，“第一是河南中部的伊洛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颍水谷的上游登封禹县地带”。支持此说的有徐中舒、吴汝祚、邹衡、李民等。徐中舒先生说：“夏文化的中心地带已经查明，就是分布在河南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邹衡强调“夏文化主要是在伊洛地区河南龙山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李民认为夏族“最初的中心地区在现今河南登封、禹县”，“应该是夏族的发祥地”。持此说的还有陈旭、田昌五、李先登等先生。李民先生先提出“豫西说”，后又改为“晋南说”。《试探夏族的起源与播迁》认为“禹部落最早活动的中心地区，当在今山西翼城至夏县一带”，“夏族由北向南播迁，至太康时已进入豫西”。王克林亦认为“夏族起源于晋南”。刘起釪先生《由夏族原居地纵论夏文化始于晋南》从五个方面详细论述了夏人西起晋南，然后东进豫境。史道祥《关于夏文化起源的探索》指出：“从古本《竹书纪年》及相关文献的系统排列与分析，我们明确地看到夏族起源晋南并始终把它作为根据地；夏族的三次大的循环迁徙皆沿黄河南北，对所到之处的地方文化吸收乃至同化从而成自己文化的一部分。”詹子庆先生则对豫西说和晋南说进行了融合：“豫西说、晋南说各有理由……不过从时间先后来看，豫西在先，晋南继后，我们可从目前已发掘的考古资料来相互印证，豫西的夏文化资料更为丰富些，与其相对应的晋南夏文化资料相比，其时间又略为早些。”杨向奎先生是此说的代表，他先后撰写了《夏本纪越王勾践世家地理考》、《夏代地理小记》和《夏民族起于东方考》等文，针对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夏代起于西方说，提出“古代民族的政治中心经常迁徙，不能固定在一点上，夏初在少康以前，他们的基地在东方，也就是在山东、河南、河北三省之交，少康以后逐渐西移，至少在夏后皋的时代，夏代迁至后来所谓的'夏墟’”。后来顾颉刚先生在《中国疆域沿革史》中也采纳了这种说法。50年代杨向奎在与顾颉刚的通信中仍坚持二十年前的主张，夏是自东至西迁徙，所以西方才有夏的踪迹。顾颉刚先生则认为是“恐自西而东，又自东而西”。据杨向奎回忆，六十年代初徐旭生重新提出此问题，仍然主张夏在西方，并找杨向奎讨论，但最后谁也没说服谁。晚年杨向奎仍著《评傅孟真的夷夏东西说》坚持其说。提出夏代起于东方的还有程德祺先生，他认为“大汶口文化是夷夏族炎黄时代到虞舜时代的共同创造，山东龙山文化是夷夏族在夏朝时期的共同创造”。杜在忠先生据考古分析认为“豫西洛阳平原和颍水流域的二里头文化及史前文化遗存中，反映的一系列大汶口—龙山文化因素，可这样认为，在野蛮时代后期阶段，泰山周围夷夏部族的一支沿黄河故道开辟了一条东西走廊，并在豫西一带盘据下来，与当地先民融合慢慢形成自己的文化共同体”。最近温玉春又著有几篇论文，认为夏氏族起于东方应该说是有相当根据的了；夏氏族起于东方的可能性远远大于起于西方。顾颉刚先生在《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中认为禹是南方民族的神话中的人物。李晓路认为：“夏文化的活动中心……应该在长江下游两岸地区。”陈剩勇《东南地区：夏文化的萌生与崛起》一文认为“夏代前期的盟会、婚姻、征伐、祭祀、丧葬等一系列国之大事，几乎都发生在东南地区，这就表明，夏王朝崛起于东南，夏代前期的疆域仍然在东南地区”。后来陈先生又在《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一书中，全面论证了其“夏文化萌生崛起于东南史前文化圈、夏民族的原居地在长江下游地区”的观点。胡悦谦先生《试谈夏文化的起源》主张夏禹族源和安徽有关系：“夏后氏原居江淮之间的涂山至南巢地区，屡遭洪水之灾，禹平治洪水有功，舜帝推荐为部落联盟的大酋长。”1937年，顾颉刚先生在《禹贡》半月刊发表《九州之戎与戎禹》一文，放弃了“禹是南方民族的神话中的人物”之旧说，认为禹起于西方，童书业在该文的《跋》语中对此说极力称赞：“禹与西方民族有关，自有此文，盖为定论矣。”并提出了南源说不能成立的理由：“越国自认为禹后，乃战国以后之事。越本芈姓……《史记·楚世家》云：'熊渠……立其……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则越为熊渠之子越章王之封地，其证甚明，越焉得为禹后耶?涂山即会稽，（涂山疑即嵩山附近之三涂，其名由姜姓民族携至东方者）……会稽之传说则又由越民族之传播而北上；故不能以禹与涂山会稽之关系证禹之传说发生于南土。……龙之传说与实物非必南方独有。……治水之传说……非必南方民族特有之情形。……综上所论，禹起南方之说似不如禹起西方之说为可能。”1968年，顾颉刚先生在一条读书笔记《中国古代民族分合的线索》中说：“夏——在今陕西中部，后迁于东方洛阳，其疆域远及山东。其宗神为禹。姒姓。”吴锐《“禹是一条虫”再研究》重提这一话题，认为夏文化的渊源可能在西部渭水流域。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册认为：“'禹敷下土方’，土方从甲骨卜辞推测，在商朝的西北方向，估计在河套一带地方。夏后氏当是从这里沿黄河南下到今河南西部原共工氏所在的地区的。”卫聚贤亦有《夏民族起于西北补正》一文。姬乃军《关于夏文化发祥地的思考》一文支持郭沫若的观点，并以陕北地区发现夏文化陶器及大量龙山文化晚期的玉器，认为“应把目光投向西北地区，特别是陕北黄土高原。……是很可能解决夏文化发祥地这一重要学术课题的”。在20世纪上半叶曾有一些学者持此看法，后来已渐趋平寂。其代表有罗香林、姜蕴刚、林名均、陈志良等人。20世纪60年代台湾学者赵铁寒亦提出夏民族起于巴蜀。90年代李学勤先生提出“禹生于今四川的传说起源甚早”，“有着相当深远的历史背景”。这立即激起了四川学者探讨这一“历史背景”的热情，纷纷撰文支持此说，代表学者有：林向、李绍明、冯广宏、段渝、谭继和、谢兴鹏等，其主要观点是夏禹文化与古羌文化、古蜀文化有着渊源甚长的亲缘关系。上述诸说中，以“豫西说”的支持者最多，而且多能在考古上取得可能的证据。不过，“豫西说”多针对夏代早期或所谓夏代建国之前不久的部分，追溯到王湾类型龙山文化而已。“晋南说”亦是传统观点，其他“山东说”、“东南说”、“西北说”则相对弱势。而“四川说”近年又有崛起之势。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分歧，主要是因为文献记载互相抵牾，学者或专据一书，或对其他文献视而不见，或对文献缺乏精审考证，或对考古文化随意牵合。上述说法似乎各有道理，那么问题来了，你支持哪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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