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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界一般将分裆袋足鬲看作是西北戎文化的遗存。然而，正如李锋所指出：“袋足鬲为陕甘一带几种文化所共有。”（注：李锋：《先周文化的内涵及其渊源探讨》，《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而戎又有多种。姬周族从不窋到古公亶父居豳以前在马莲河至泾水中游所交往的“戎狄”族与古公亶父迁岐后所联姻的姜嫄族，应该是有区别的。因此，碾子坡遗址与刘家墓地虽然都有袋足鬲，但两者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如果我们承认刘家墓地就是古公亶父所联姻的姜戎族文化，而它的一、二期在古公迁歧以前即已存在（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二、三期），那么它的渊源又在哪里呢？
曾有学者指出，刘家姜戎文化与甘青地区的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有关，因为它们之间有一些相同处（注：卢连成：《扶风刘家先周墓地剖析》，《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如刘家晚期的鬲、双耳罐、腹耳罐等器种与辛店文化同类器物形制特征几乎完全一致；刘家墓地的随葬石块习俗，也在寺洼文化中出现。
“但是，刘家文化面貌上与甘青地区诸青铜文化也有相当的区别。如辛店、卡约、沙井文化都有彩陶，刘家墓地没有发现彩陶。寺洼文化虽然没有彩陶，但与刘家文化面貌差别较大。与刘家文化面貌最相似的是辛店文化，但这只是对刘家文化晚期而言。如辛店文化陶鬲多有近乎铲形的偏足根；陶器纹饰细而浅；双耳罐、腹耳罐多为鼓腹，并出现了圜底。这些都是刘家偏洞室墓葬的形制、埋葬习俗具有强烈的自身特点，时代应早于辛店文化。”（注：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刘家姜戎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7期。）这些事实说明，刘家姜戎文化与西北甘青地区的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只存在某些联系，而不存在渊源同族关系。那么，刘家姜戎文化是否有可能来自渭水的东南地区呢？这一设想在考古学上还缺乏直接证据，但在古文献中却为我们提供了较明晰的线索，本文就此提出讨论。
一、姜与夏同源
周与夏同源，姜亦与夏有关。据《国语》可知，姒姓的夏与姜姓族同时受封于夏禹之时，而其远祖则为黄帝与炎帝。《国语·晋语四》：“昔少典氏取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国语·周语下》：“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坠高堙卑，以害天下。皇天弗祝，庶兄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崇伯 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工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有夏虽衰，杞鄫犹在。申吕虽衰，齐许犹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皆黄炎之后也。”《国语·周语中》：“齐许申吕由太姜。”由上所述，可得其关系如下：
关于姜姓吕氏佐禹治水有功而封这一史实，还见于《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可见，姜与夏两族关系至为密切，何况他们还同源于少典氏。
二、姜姓初封在豫西
《国语》说，姜姓族是因为其祖四岳助禹治水有功而封。众所周知，鲧封崇山即嵩山，禹都阳城，在嵩山南面的登封市告成镇。而姜姓祖先四岳，徐旭生先生认为即太岳山名，也就是嵩山（注：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孙诒让《墨子间诂》谓“四”与“太”因篆文相近而互讹。其说可从。故《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说：“姜，太岳之后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夫许，太岳之胤也。”《国语》谓姜、许为“四岳”之后，《左传》则称为“太岳”之后，可见“四岳”即“太岳”。《史记·齐太公世家》谓“太公望吕尚”因“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而“从其封姓”。杨向奎先生谓“太公望”的称谓来自地望，“太望”实指太岳（注：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又为一证。
因为姜姓和姒姓都起源于嵩山，而且姜姓先祖共工和姒姓先祖鲧都是因为堙洪水而败，而先祖四岳与禹又都是因疏洪水而封，以致于童书业、姜亮夫等先生均以为共工与鲧为一人之分化，笔者以前亦信从其说。其实，这只是说明了两族密切关系而已。正如杨向奎先生所说：“我们不必把共工和鲧说成是一个人，他们同是两个氏族的祖先。这两个氏族：夏与姜都有过洪水的传说，都有过治水的名人，当它们合并成一个部族后，彼此影响，不同的人物而有相似的遭遇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从他们的交互影响中可以看出这两个氏族的融合过程，因而我们可以说姒氏与姜氏的结合早于姬氏与姜氏的结合。”姜族与夏族以嵩山为中心，而其活动范围还要宽广一些。这可以从小“九州”的地望中找到线索。先秦文献里，有“禹治九州”之说。《左传·襄公四年》“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山海经·海内经》：“帝乃命禹卒布以定九州。”《楚辞·天问》：“何所营，禹何所成？……九州安错，川谷何洿。”王逸注：“言九州错厕，禹何所分别之？”关于“九州”的具体范围，《左传·昭公四年》说：“四岳、三涂、阳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以上诸险的具体地望均可得而说。
四岳：即太岳嵩山，说已见上。
三涂：杜预注：“在陆浑县南。”《水经·伊水注》伊水“迳其下历峡北流，即古三涂山也。”熊会贞疏：“在今嵩县西南十里。”
阳城：在嵩山南面的登封告成镇。《国语·周语上》韦昭注：“夏居阳城，嵩高所近”。《史记·夏本纪》集解：“今颍川阳城是也。”《括地志》：“阳城县在箕山北十三里。”《水经·颍水注》杨守敬疏：唐告城即阳城县治。”
太室山：杜预注：“在阳城县西北”，即登封嵩山的主峰之一。
荆山：顾颉刚先生以为即今河南西部灵宝县的西边（注：顾颉刚：《史林杂识·爪州》，中华书局，1963年版。）。
中南：又称终南山，即今之秦岭，在西安南郊，包括陕西的蓝田、洛南、商县、山阴、商南一带。
总上可见，所谓九州之险，位于今河南西部和陕西省的东南部。这就是禹所治的九州，亦即早期夏人的活动地区。
而这九州之险也是姜姓的活动区域，因为姜姓又称姜戎。《左传·哀公四年》则载有“九州戎”之说：“楚人即克夷虎，乃谋北方，……蛮子赤奔晋阴地。司马起丰析与戎狄以临上雒，……使谓阴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晋楚有盟，好恶同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将裂田以与蛮子而城之，且将为之卜。蛮子听卜，遂执之。”杜预注：“九州戎，在晋阳地陆浑者。”阴地又见于《左传·宣公二年》：“夏，晋赵盾救焦，遂自阴地及诸侯之师侵郑。”杜预注：“阴地，晋河南山北自上洛以东至陆浑。”高士奇《春秋地名考》卷四云：“晋上洛，今西安府洛南县；陆浑，今河南府嵩县。其地南阻终南、北临大河，所谓河南山北也。”清代洛南县，即今陕西省洛南县；陆浑，即今河南嵩县以北的陆浑镇；卢氏县，在洛河上游，嵩县以西。由此可见，“九州戎”的范围与上述禹治九州六险的范围大致相当。换言之，禹所治的九州六险亦即早期姜姓族的活动范围。
三、考古印证
姜与夏同源，早期活动范围又大致相同，已如上述。在考古学上，其时代相当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细言之，则有王湾类型晚期（或称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和三里桥类型）。
王湾类型的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嵩山以南的颍、汝河上游和嵩山以北的伊河、洛河、涧水一带。王湾类型的早期与仰韶文化相接，而其晚期（或称王湾三期文化晚期）经汝州煤山遗址和密县新訾遗址的验证，知其直接发展为二里头文化。
嵩山以南颖河流域的登封告城镇王城岗遗址和禹县瓦店遗址均属于王湾三期文化晚期类型。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以来，有关专题组专家对该两处遗址作了进一步复查和发掘，证明该两处遗址的文化面貌均为龙山文化晚期，而又与二里头文化紧密相连。专家们认为，该两处遗址当属早期夏文化，与鲧禹启时代大致相当。具体论证详见方燕明《夏商周断代工程“早期夏文化研究”专题报告》。
三里桥类型分布于嵩山以西的嵩县、栾川、卢氏等地，与陕西的洛南、商县、丹凤、商南等相接。据郑杰祥先生介绍：“三里桥类型与陕西‘客省庄类型’文化和晋南龙山文化相比，其文化面貌虽然有所区别，但是大同小异，总的来看应属一个文化体系，可见这个文化的分布地域和相当年代，与上述文献记载的姜戎部族的活动地域和存在年代基本符合。因此，我们认为三里桥类型的文化遗存，可能就是姜戎部族文化，简称之为‘姜戎文化’。在豫西地区，三里桥类型的文化被二里头文化所取代。”（注：郑杰祥：《论禹、戎禹和九州的关系》，《中原文物》1997年第3期。）
四、姜戎族的西移
姜姓族与夏族是极为密切的同盟者。李伯谦先生在《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一文中指出，夏文化发展到二里头第二期时，曾遭到夷人的入侵，到了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末，则被商人所灭。于是夏民族便四处迁移。姜姓族大概也在这两次政治变故中与夏人一起撤离嵩山中心。
其中一支是随夏人向北到了晋南、晋中地区。史书称“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北戎”等，详见《国语·周语》、《竹书纪年》、《左传·成公元年》、《史记·周本纪·赵世家》、《后汉书·西羌传》等。在殷墟卜辞里也载有商人与晋南地区羌人交战的情况。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谓：“卜辞的‘马羌’可能是马方之羌，而马方活动范围似在河东，……在晋南。卜辞又云‘令多马羌，御方’，御方是狁之一族，在晋中、晋南一带。”可见晋中、晋南地区曾是姜戎族的聚居区，所以《左传》记载西周初年周王封唐叔虞于“夏墟”时，要“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姜姓的另一支可能是从嵩山以西进入关中地区。《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如前所述，豫西地区和陕西东南部本来就是姜、夏两族所活动的九州六险范围，因此，姜姓族由此进入关中地区是很自然的。沿豫西的伊河往西走经栾川，便进入陕西东部地区的丹江，再溯江西北而上，经商南、丹凤、商县，便可达蓝田。沿豫西的洛河往西走，经卢氏县便进入陕西境内的洛河，溯江而上经洛南市亦直达蓝田。再由蓝田往西走便是长安，由此可进入渭水流域的武功、扶凤。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以来，有关专题的专家联合在丹水上游的商州市东龙山进行发掘，发现了一处内涵丰富的遗址，其文化堆积时间很长，自下而上包括有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和周文化等各时期遗存。据《简报》称，其中的“东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存的文化面貌和总体特征，与伊洛地区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夏文化基本相同。如在陶器方面，两者不仅陶系、纹饰以及器类基本相同，而且绝大多数器物的形态亦完全相同或十分近似，由此证明它们应属同一文化。东龙山这类遗存的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有的陶器或许更早一些。”而叠压在它上面的“东龙山商代遗存的文化面貌与以郑州二里岗遗址为代表的商文化基本相同，两者显然属于同一文化。”其年代“相当于郑州二里岗下层偏晚阶段和二里岗上层时期”。这说明，豫西的姜夏文化因夷人与商人的入侵，曾从嵩山南北西移至此并一度停留，后来可能因商人追击至此而继续西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东龙山遗址中的龙山文化面貌与陕西客省庄文化相一致。东龙山遗址中“龙山文化灰坑2个，皆呈圆形袋状。……不难看出，该遗存与关中地区的客省庄文化具有较密切的文化联系，其在陶器方面的共同特征尤为突出，如鬲、斝、鬶、罐以及双耳杯等器物均基本相同。这说明这一遗存应与客省庄文化属同一文化。”（以上引文见《商州东龙山遗址考古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1998年11月25日）
东龙山遗址中的龙山文化与关中客省庄文化相同，而客省庄文化又与豫西龙山文化相似。因此，东龙山文化遗存的发现，为关中客省庄文化与豫西龙山文化找到了中间联接点，从而形成了豫西龙山文化——商州东龙山龙山文化——关中客省庄文化这一由东而西的带形联络面。这一联络面也许正是早期姜夏族的活动范围，当夷人入侵、商人灭夏时，豫西姜夏族的主部之一便大规模地沿东龙山往西走向关中了。
前文指出，早期姜夏活动的“九州之险”，其西部在考古学上相当于三里桥类型。郑杰祥先生则认为：“三里桥类型与陕西客省庄类型文化和晋南龙山文化相比，其文化面貌虽然有所区别，但是大同小异，总的来看应属于一个文化体系。”陕西客省庄文化以长安沣西客省庄遗址为代表，许多学者认为先周文化的起源与客省庄文化有关。徐锡台先生认为：“通过渭水和泾水流域的调查发掘，使我们得知，叠压在仰韶文化层上层的为客省庄文化（又称陕西龙山文化），叠压在客省庄第二期文化之上的是周文化。”“客省庄第二期文化与豫西、晋南龙山文化也有许多相似之处。”最后认为，“早（先）周文化起源于客省庄第二期文化，在它发展的后期，受了殷商文化的影响而形成西周时期的社会经济形态。”（注：徐锡台：《早周文化的特点及其渊源的探索》，《文物》1979年第10期。 ）徐先生所说的早周文化是包括姬姜两族在内的广义的先周文化。
郑、徐都强调河南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与客省庄文化的联系，如今东龙山龙山文化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联系，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当然，徐先生所说的早周文化即通常所说的先周文化，是包括了姜姓与姬姓的共同体文化。至于姜姓族如何到了关中，建立起以扶风刘家姜戎墓为代表的姜戎文化，然后又与从豳地南下歧邑的姬周族结为婚姻，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先周文化，在考古学上还未找到确凿的证据。以上有关姜姓族的迁移，主要还是依据文献线索提出一种假设，希望以后会有更多的考古材料来证成这一假设。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得初步结论如下：姬周族、姜姓族均与姒夏族关系密切；姜姓族与姒夏族共源于嵩山地区，后由秦岭以南的丹水流域进入陕西关中地区；到了殷墟文化二、三期而有了扶风刘家姜戎墓，以及宝鸡地区晁峪、石嘴头姜戎遗址；到了殷墟文化第四期，渭水流域的姜戎族便与从豳地南下进入岐邑的姬周族结为婚姻，共同组成了广义的先周文化。
五、姜戎族西移的旁证
姜与夏关系之密切，几不可分。由于一部分姜夏族西移，因此，后人追溯夏禹的起源，便有了禹出西羌之说。《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新语·本事篇》：“大禹出于西羌。”《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后汉书·戴良传》：“大禹出西羌。”《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鲧娶于有莘氏，……产高密（禹），家于西羌。”这些材料，一方面说明了姜与夏的密切关系。正如杨向奎先生所说：“禹与羌有关，相关之由来，即因夏羌此时已融为一体，所谓‘前此所谓戎族俱混合于华族矣’。不是夏禹自羌戎来，而是戎禹来自夏族，一如鲧与共工，各有来源，两氏族合成后遂多相似的传说。”（注：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36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另一方面又由“西羌”的“西”字，暗示了他们的西移。因为前文我们已论证，姜夏原本起于豫西嵩山一带，《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姜，太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如今姜夏一部分由丹水流域而西移，相对于其东面嵩山的老家而言，故称“西羌”。
姜嫄族西移到了关中渭水流域后，便与从豳地南下的姬周族结为婚姻。此后姬姜两族世为婚姻，于是姜嫄成了周人的祖母，姜姓族成了周人的舅家，“姜姓的民族最早与（姬）周民族就做了甥舅之国。”（注：杨筠如：《姜姓的民族和姜太公的故事》，见《古史辨》第二册上编，北京朴社，1962年版。）姬姜两族联盟而东进灭商，似当有报仇复国之意。其以洛阳成周为东都，一方面自然是取其“天下之中”之意，另一方面也实现了其回归故里之愿望。据《左传》等文献可知，以嵩山为中心，南面是夏与姜的起源地，北面是夏与姬的发祥处。于是当周人建国后分封诸侯，嵩山以北晋南一带以姬姓为多，嵩山以南的南阳一带以姜姓居多，正体现了其寻根念祖之情结。其中一个显著例子便是周宣王徙封其舅舅申伯于姜姓故地“谢”。《诗经·大雅·崧高》云：“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申伯番番，既入于谢。徒御啴啴，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显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宪。”关于“谢”的地望。《国语·郑语》：“谢西之九州何如？”韦昭注：“谢，宣王之舅，申伯之国，今在南阳。”《史记·齐世家》：“申在南阳县北三十里。”《括地志》：“南阳县北有申城，周宣王舅所封。”《潜夫论？志氏姓》：“申在宛北序山之下”，并引《崧高》诗“于邑于谢”句作“于邑于序”。陈奂《诗毛氏传疏》据此认为：“古‘谢’‘序’声通，盖谓宣王封申伯于序，在今汉南阳郡宛县北序山之下也。”可见申、谢所指为一地。汉南阳郡宛县即在今河南南阳市境内。
年，考古工作者在南阳市北效发现了一批申国青铜器，进一步证明了《崧高》诗关于周宣王徙封申伯于南阳申地记载的可靠性。其中仲爯父簋铭文曰：“南申伯大宰仲爯父厥辞作其皇祖考夷王、监伯嚖簋，用享用孝，用易眉寿，纯右康和，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李学勤先生指出，铭中的夷王、监伯即仲爯父的祖、考两代，夷王即周夷王燮，监伯则为夷王之子、厉王的兄弟，因此仲爯父应为宣王的从兄弟行。至于“簋铭提到的‘南申伯’无疑便是《诗经·大雅·荡之什》的《崧高》篇里面的申伯。案《毛诗序》：“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复平，能建国亲诸侯，褒赏申伯焉。’这个申伯，同上面推计的仲爯父的年也正好是相当的。”（注：李学勤：《论仲爯父簋与申国》，《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
又，《诗经·王风·扬之水》：“扬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扬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甫。……扬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与我戍许。……”傅斯年先生说：“如此看来，申甫许在一块儿。许之称至今未改，申又可知其后来在谢，则申许吕之地望大致可知了。《郑语》史伯曰‘当成周者，南有申吕’。可知《汉书·地理志》‘南阳郡宛县故申伯国。’《水经注》：‘宛西吕城，四岳受封于吕’。诸说当不误。”（注：傅斯年：《姜嫄》，《史语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可见《扬之水》中“申”的地望与《崧高》诗一致。
关于宣王徙封舅舅申伯到申地的目的，一般认为与周朝的南扩政策有关。李学勤先生指出：“由《崧高》篇可知，申伯是宣王之舅，王朝重臣。……对南方的控制，是周宣王时期的重要政务，申伯的徙封在周朝企图巩固南土的活动中，是一件大事。”（注：李学勤：《论仲爯父簋与申国》，《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但是，王朝重臣非申伯一人，为什么不徒封其它重臣到“谢”，而偏是申伯呢？还应该与申伯为姜姓之后，而“谢”邑又是姜姓故地有关。这样，问题又回到了姜姓族的迁移及姬姜族的寻根念祖观念上来了。而这一推论正好在《崧高》里提供了线索。
《崧高》诗的主题是写封申伯于南阳，而诗开头却将申地追溯到姜姓始封地嵩山：“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所谓“崧高维岳”即指嵩山。陈奂《诗毛氏传疏》：“崧，《礼记》及《韩诗外传》、《初学记》引诗皆作嵩。”诗中的“甫”即“吕”，《尚书·吕型》、《礼记·表记》作《甫刑》可证。诗说“申”、“甫（吕）”乃嵩岳之神所生。此即《国语·周语下》所说的虞夏之际“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周语中》：“齐、许、申、吕，由太姜。”《左传》庄公十二年：“夫姜，太岳之后也。”《史记·齐世家》：“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这说明，姜姓申、吕的远祖始封地在嵩山，其始封时在虞夏之际。商代姜姓族申吕已西移到陕西境内，而商人占领了嵩山南北。到了周代，周人重又占领了嵩山南北。周宣王时，徙封姜姓申吕的后裔申伯于嵩山范围内的南阳谢地，这正是姜姓族的故地。
《崧高》又写周宣王在郿地为申伯饯行：“申伯信迈，王饯于郿。申伯还南，谢于诚归。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郿即今陕西渭水流域的眉县。周宣王徙封申伯到河南南阳申吕故地，为何要远到陕西眉县作为饯行之地呢？王应麟《诗地理考》云：“郿近岐，周先王之庙在歧，申伯受封册命于先王之庙，故王在岐而饮钱于郿。”陈奂《疏》：“《笺》云：‘时王盖省岐周，故于眉云’。《江汉》篇‘于周受命’《笺》：‘岐周，周之所起，为其先祖之灵，故就之。’是宣王命召公必于歧周，则其命申伯亦然也。郿在岐周之南，故受命还谢，为所饯道矣。”此外，我们在前文已指出，扶风刘家姜戎墓表明，姜嫄大约于殷墟文化第二期来到了渭水流域，到殷墟第三期与姬姓族始结婚姻。由此看来，周宣王在郿地为申伯饯行是有深刻含义的。因为这里是姬姜的祖庙所在，如今，姜姓的后裔申伯将回归姜姓故里“谢”地（“申伯还南，谢于诚归”，按“谢于诚归”即“诚归于谢”之倒），所以临行前到岐周姬姜祖庙里举行祭祀告祖礼，并接受册封。
周王徙封申伯到“谢”时，首先命召伯等大臣为申伯建造了宗庙：“申伯之功，召伯是营。有俶其城，寝庙既成。”寝庙即宗庙。隐奂《疏》引《毛传》：“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民族的迁移，其祖先灵牌宗庙亦随着走。姜姓族由太岳嵩山迁到渭水流域，故郿地歧周有其祖庙。如今姜姓后裔申伯又迁其族人（《崧高》诗曰：“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王命傅御，迁其私人。”）到姜姓故地“谢”邑，故又在“谢”地建了宗庙。
现综合以上三事，可得姜姓族的迁徙线索。嵩山：姜姓所始封——“维岳降神，生甫及申”；渭域：姜姬所联姻——“申伯信迈，王钱于郿”；谢邑：姜姓之故地——“申伯还南，谢于诚归”。以上所述，为姜姓族西移提供了又一证据。
作者：江林昌 来源：《华夏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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