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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时代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所谓绝地天通，这一事件与五帝时代政教格局的奠定有密切的关联。绝地天通见于《尚书·吕刑》、《国语·楚语》与《山海经·大荒西经》等，与之相关联的文献还有《史记·历书》《史记·太史公自序》。《尚书·吕刑》似乎更真实地传达传达了绝地天通的背景，这是在方国林立、部族众多的时代发生的事件。而诸部族皆为神守之国，各有自己的神祗，由此不同氏族而有不同的宗神。事实上，在古代中国，神一直为复数，而始终没有形成惟一神的神教传统，就与这种漫长的方国时代的历史状况有关。即便是在高于氏族的部落联盟，也可以发现不同联盟共奉不同的图腾。《左传》十七年记载翔子之言曰：“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徐旭升对此解释说，这些氏族以自然物纪名，就是说以这些自然物为图腾。这些氏族图腾的存在，折射了部族的神守国性质。在不同氏族发生交际接触的时候，不同的神教神祗与祭祀传统之间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这种“诸神之争”是部族、方国时代面临的最为核心的问题，对于当时的政教秩序而言，它是最严重的挑战。《尚书·吕刑》中所说的“苗民弗用灵”中的“灵”字，在某种意义上就揭示了苗部族与颛顼部族之间冲突的神教性质。虽然“帝”的产生背景及过程，已经不可实证，但却可以理测：从帝高于“群神”的视角来看，“帝”的产生乃是解决“诸神之争”，从而在不同的或若干部族、方国之间建立统一秩序的方式。事实上，绝地天通在某种意义上正涉及到神与帝之间的关系。群神一方面是各部族方国的宗神，另一方面也是各部族方国的最高的通神者——方国之“君”；与此相应，“帝”是高于部族宗神的“高位神”，同时也是最高的通“上帝”者——后世所谓的“天子”。方国之间的诸神之争通过更高的“帝”来获得统一，从而使得各部族的宗神根据此部族的“德能”被编排在一些特定的官能与位置上，这是对宗神的限定。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帝”达到了“序天地”的活动。蔡沈注《尚书·吕刑》将绝地天通之前状态描述为“当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无所控诉，相与听于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杂揉渎乱，此妖诞之所以兴，人心之所以不正也”；而绝地天通之后则是“天子然后祭天地，诸侯然后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这一解释的要点是厘定了上帝（天子）与群神（诸侯）的尊卑秩序。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帝，谛也，王天下之号也”，应是有充分根据的。而所谓谛，是“天子”专享的祭天之礼。故《礼·大传》云：“不王不谛。”而根据《国语·楚语》等多种文献的记载，绝地天通在五帝时代并不是一个一次性完成的事件，而是一个不但在颛顼时代发生，而且也在尧、舜时代发生的事件：“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绝地天通的多次发生，表明帝（天子）与神（诸侯）分级而治的政教次序的确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复杂、而且充满斗争与冲突的过程。孔安国云：“尧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祗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言天神无有降地，地祗不至於天，明不相干。”尽管这里没有使用帝-神的叙述话语，而是用天神与地祗的表述，但在这种后世的逆叙中内，仍然可以理解，绝天地通实际上就是区分天神与地祗，使其互不相扰，各行其道，各得其序。综合以上叙述，可以推断，“绝地天通”叙述中的“天神”实即“帝”，沟通的主体对应着后世所谓的“天子”；地祗实即部族方国之神，即《国语·鲁语》所谓的主山川的群神，对应的沟通主体即后世所谓的诸侯国君。尽管五帝时代并没有天子与诸侯（国君）的称呼，甚至也许没有天与地的概念，但在事实层面却确立了这些后起的称呼所表达的政教秩序；当时的氏族、方国为神守之国，诸侯则为群神，也就是该部族神的沟通者；由于天子统治的诸侯国为神守之国，因而其群臣则为“群神”，故而天子以“帝”为名，表明它既是超越“群神”并对群神主导的地方性秩序进行规整、调节的“至上神”，同时也是沟通至上神的正当主体。事实上，《尚书·吕刑》在绝地天通的表述之后，接着说的内容是，一方面是“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另一方面是“皇帝清问下民”。孔安国将“群后”句理解为“群后诸侯之逮在下国”，而将“皇帝”理解为“帝尧”，正表明了上帝与群神、天子与诸侯尊卑关系的确定，乃是“绝地天通”的后果。天神不下降至地，地祗不上至于天，显示了帝与神、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天子与诸侯，在五帝时代所形成的基本分工。虽然帝在这一分工中被赋予了总体上的统摄地位，但它不是全能性的，而限于天的、不降于地的，有其特定官能，正如群神的功能也被做了限定一样。换言之，帝并不直接对民进行统治，其统治活动是通过地祗与祭祀地祗（山川之神）的诸侯（部族领袖）为中介而进行的。这就是五帝时代形成的政教格局，它是夏商周三代天子与诸侯分层共治天下的封建政治结构的先导。不论是颛顼，还是帝尧，都在致力于这一政教格局的确定，所以在绝地天通的叙述中，有“以至于夏、商”的说法。这一政教格局的确定无疑是五帝时代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首先致力于这一秩序格局的帝乃是颛顼。古史研究者往往很困惑：“颛臾没有显著的武功，却是声名远扬，超过黄帝（在《山海经》中见面多回就是明证），是一件颇不容易明白的事情。”其实，明白了帝、神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天子与诸侯关系在五帝时代的意义，就能理解颛顼对五帝时代政教秩序的开端性意义。显然，在帝治的时代，政教格局的奠定主要在帝与群神的分工。当然，五帝时代的政教格局本质上是三层级的构造，在帝（酋邦领袖）、群神（部族领袖）之下，还有作为政教最基本单元的氏族。《尚书·皋陶谟》说：“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有家”就是指可管理一个氏族；“有邦”者相当于群神，即部族领袖；“在官”者即帝，管理天下。“有家”、“有邦”等显然是三代语境下的逆溯，但这一逆溯本身却显示出五帝时代政教的层级格局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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