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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封神演义》中妲己形象的发生进行了全新的考辩。认为妲己入官，本是以姬昌、苏护为首的反商集团所策划的美人计。事情成功后，迫于当时舆论压力和政治需要，周朝统治集团又不得不将妲己牺牲掉，以洗清自身。而所谓妲己乃千年狐狸所变，不过是他们洗清自身而采用的一种巫术舆论。由于周的统治时间太久，遂使妲己的本事湮灭千古。妲己是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的人物。她一方面美色绝伦，另一方面又最毒妇人心。在明人许仲琳编撰的《封神演义》中，妲己的“恶”形象，更是臭名昭著。然而，这个“妲己”形象究竟陈述的是一种历史的铁的事实，还是一种被中国主流文化叙事生产的记忆之物，却从来没有人去刨根问底。关于妲己的文献记载很少，因而它在叙事上留下的破绽也就微乎其微，这恐怕是包括女权主义者在内的喜欢唱反调的当代解构主义批评都不愿涉足的原因。《史记·殷本纪》中有两处提到妲己：一处说“（纣王）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一处说“（武王）杀妲己”。而在中国民间记忆中影响重大的《封神演义》即本于这段“商周之争”，妲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与特洛伊战争中的海伦可以说非常相似，不同的是由于处于不同文化叙事中，她们的身后记忆却判若天壤。关于《封神演义》小说，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说它“似志在于演史，而侈谈神怪，什九虚造，实不过假商周之争，自写幻想……”这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封神演义》中的男性话语起到遮蔽作用。虽然表面上它神魔气息极浓，常给人荒诞不经之感，但不能忽略的是，这些“神话”无疑都是历史叙述者主观精神的投射、变形，如果不以“自写幻想”一笔带过，而是对这种“神话”的“创作心理”与“书写过程”进行更深刻的文化分析，则可以重新发现许多我们迄今完全意想不到的东西。在“妲己”形象的发生过程中，一个最引人注目、又普遍为人所周知的即《封神演义》第四回讲到的，妲己本是冀州侯苏护的掌上明珠，知书达理，“德性幽闲，举止中度"，但因在恩州驿馆为千年狐狸“借尸还魂”，从此沦为亡国的祸水。关于事件的本源，鲁迅先生曾指出：“妲己为狐精，则见于唐李瀚《蒙求》注，是商周神异之谈，由来旧矣。”（《中国小说史略》）妲己由狐精所变，这一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俗语说女人是狐狸精即源于此。但是人怎能变成狐狸精呢？一个最简单也最常见的回答即把它看做荒诞不经的“神异之谈”；倘若不拘于此，则会发现这种“神异之谈”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极其复杂的文化、社会、历史、伦理乃至审美趣味等背景因素，正是在它们的综合作用下，才产生出作为狐狸精的“妲己”形象。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把妲己看做是中国女性政治诗学中一个核心意象。正如再狡猾的罪犯也要留下蛛丝马迹一样，虽然关于妲己的形象与记忆历经几千年强化与巩固，但是仍然不可能把历史上那场政治斗争的血腥气彻底消弭干净。关于妲己的“本事”究竟为何，这里当然不能接着《史记》与《封神演义》的叙事语调讲，而是可以借助残存史料以及对于它们的精神分析，重新审视妲己与周朝的政治经济利益关系，这种关系不仅直接决定着妲己的历史真相，还曲折地决定着“说书人”的语调与讲述出的本文结构。从《封神演义》来看，纣王要纳冀州侯苏护之女为妃，苏护不允，题了“永不朝商”的反诗而去。在纣王与苏护的兵戎相争中，一个一直隐蔽的角色周文王姬昌出来，投书给苏护，恩威并加，迫使苏护送女入朝歌。于是亡国之祸自此开始。尽管“姬昌解围进妲己”时讲的都是“君臣大义”等，但由于它们实际上都可以而且应该被看做是“讳辞”，所以“进妲己”的实际用途倒恰好可以从相反的角度来理解，即这实在不过是一种“美人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计策在《史记》中有明确的记载，“纣囚西伯（姬昌）里。西伯之臣因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封神演义》中也有类似记载，不过人物变成散宜生收买纣的近臣费仲、尤浑。这里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姬昌为着某种政治目的曾向纣王施用美人计，那么，妲己也就有可能是其中之一。因此妲己进宫后的所作所为在很多方面就有点像春秋时代吴越争霸中的西施。虽然由于历史叙述者的原因，前者因品德败坏、恶毒而更难获得人们的原宥，但两者所承担的政治功能实无质的差别。因此不妨大胆假设：妲己就是以姬昌为首的反商诸侯联盟中美人政策的执行者之一。而她虽为周王朝建了奇功，但因了“为贤者讳”的政治需要则不能不做出牺牲，以及在历史叙事中把她妖魔化为周王朝的敌人。妲己与周王朝的隐秘关系，还可通由其父苏护来进行窥探。从文本角度看，苏护与周的关系，主要可从两方面来认识：一是《封神演义》第三回所述，苏护反商，并杀得纣王之将崇侯虎大败而逃。这时姬昌书至，晓以利害，恩威并施，于是才有了苏护送女入宫。因此妲己入宫也就与姬昌的指示直接相关。倘能以冷静之眼透过种种政治诗学附会，甚至可以说妲己入宫乃姬昌主谋，而入宫究竟做什么，虽然于史书中不可得知，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它绝非为了什么“君臣之义”。在乱象已著、诸侯纷纷扩张势力的商代末年，其鲜明的政治目的自不待言。而妲己入宫后所发生的一切动荡，如皇后失宠、皇子被废，乃至忠臣纷纷遭殃，则可推断为妲己入宫时携带的政治使命之实现。二是《封神演义》中第五十七回至六十一回所写，苏护奉命讨伐西歧，这几回反反复复，只是要表明苏护对于姬发（武王）的忠实，所以他带着大兵一到，就急切地要阵前倒戈。“说书人”刻意强调的是这种倒戈的艰难不易：先有副将郑伦不肯降，眼见郑伦被哪吒的乾坤圈打伤，正自顾庆幸可以归顺时，偏又来了申公豹请来的九龙岛声名山炼气士吕岳及其门人，以及纣王大难不死的儿子殷洪等人。而且每次自己军中的抵抗派受伤时，苏氏父子都是大悦，恨不得赶快除掉这些绊脚石。在第五十七回，苏护劝受伤归来的郑伦（著名的哼哈二将之一）时，用了这样一番话：……昔尧帝之子丹朱不肖，尧崩，天下不归丹朱而归于舜。舜之子商均亦不肖，舜崩，天下不归商均而归于禹。……今主上失德，暴虐乱常，天下分崩，黯然气象，莫非天意也。我观你遭此重伤，是上天警醒你我耳。我思：“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不如归周，共享安康，以伐无道。这段话有两个基本意思，一是讲后人伪托的禅让制，它也是后世儒家解释周之灭商的基本理论。在孟子的《万章上》中还有更详细的解说。古代社会中政权的交替，本来都是充满血腥和暴力的，传说中的夏、商、周三代亦如此。但历史事实和历史叙事往往相反，虽然国家政权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残酷无情的，但在生产文化记忆的历史叙事中却必须通过粉饰与美化把它合理化，归于天意或归于必然性，这是中国历史叙事学的基本手段。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这一段“传贤不传子”的言论，也一直是历代政权交接中的不刊之言。二是苏护征引的“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虽始见于孟子《离娄下》，但其中的“顺天”思想，则于先秦典籍如《易经》、《诗经》、《书经》中皆可见到。这种天命论思想，也正是周革商命后的产物。它是整部《封神演义》总的道德原则，《封神演义》中诸多人物都是这个道德原则的体现者。然而它出现在苏护口中，却不能不说是大有深长意味的。且不管殷纣王是否真如书中所写那样荒淫腐败（因而作者是秉笔直书不隐善恶），抑或这一切全是出于周王朝的意识形态斗争之需要（因而作品中的纣王不过是作为一个失败者而必然产生的丑化形象，已非诸侯之门，自无仁义可言），从政治、经济与文化利益角度看，苏护显然是以姬昌为核心的革命维新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作为倒商派的中坚人物的苏护，送其女妲己入朝歌，究竟是迫不得已，还是将计就计，也就非常难说清了。在还原出妲己与周王朝这种可疑的历史联系后，《史记》中武王“杀妲己”的真实意图也就成为司马昭之心了。也可以说，倘若所谓的“美人计”坐实，那么这里“杀妲己”就难免有“杀人灭口”或“狐兔尽，走狗烹”之嫌。从这种意义上讲，这与一般政治斗争中的叙事模式可以说如出一辙，因而《封神演义》整部小说也绝非什么“自写幻想”，它是一种有着深刻的历史悲剧内涵的政治寓言。从以上对历史文献与“说书”话语的精神分析来看，历史中的妲己很可能是沉冤千载的的红颜人物，虽然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对妲己的形象构造和记忆种植，使其真实“本事”已经湮灭无闻，无可稽査，但在透过历史上种种“大声”喧哗的背后，还是不难从中感受到一种无力然而却一直未曾灭绝的“小声”呻吟。正是循着这种“小声”的唠叨，终于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妲己这个“千古罪妖”的身上。在商周之际，妲己一定是一个十分难以处理的有争议的两难人物。一方面她为周王朝兴起立下汗马功劳，从内部击败了强大的商王朝，但另一方面，她又是以在任何主流意识形态看来都极不道德、极大的恶的手段来完成使命的。因此新兴王朝不仅不可能兑现曾经许下的奖赏，而且还要拼命斩断妲己和自身的任何关系以告慰天下。书中有两个残酷的细节十分值得重新解读。一是苏护在准备投向西歧前，曾摆酒与家人语：我不幸生女妲己，进上朝歌。谁想这贱人尽违父母之训，无端作孽，迷惑纣王，无所不为；使天下诸侯衔恨于我。……我明日意欲将满门良眷带在行营，到歧归降周，共享太平，然后会合诸侯，共伐无道，使我苏护不得贻笑于诸侯，受讥于后世，亦不失丈夫之所为耳。（第五十七回）这段冠冕堂皇的话与其说是对着“家人”所说，倒毋宁看做是周灭商后，苏护为洗脱妲己带给自己的阴影而编就的套话。不仅苏护要划清界限，曾劝苏护进妲己的姬昌似乎也对此耿耿于怀，更有洗清他与妲己之联系的必要。按照这种政治需要也就叙述出这个编织得过于笨拙的故事，文王被禁羑里，其长子伯邑借进貢身分企图劝谏纣王：愿王远色兮再正纲常，天下太平兮速废娘娘。妖氛灭兮诸侯悦服，却邪淫兮社稷宁康。陷邑考兮不怕死，绝妲己兮史氏传扬。（第十九回）伯邑终于惹恼纣王，这时妲己又献出一条堪称最歹毒的计策，将邑考剁成肉酱，做成肉饼送姬昌吃。俗谓“虎毒不食子”，而姬昌“明知子肉，含忍痛苦”，吃了下去。编造这个故事目的很明确，妲己连姬昌的儿子都害了，且让父食子肉，他们之间的对立关系还不昭然若揭么？但是且慢，透过这层感情化的诗学叙述，其中还隐藏着这样一个与政治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实：正是姬昌吃了这由妲己献计做的“鹿饼”，以及由于妲己对姬昌“无能”的贬损，才使纣王放弃戒心，“打开枷锁走蛟龙”，这就为周王朝的诞生迈出最关键的一步。假如没有妲己献计进言，且不管其具体内容，那么姬昌也许要老死羑里。从这一点上看，妲己不仅是周朝诞生的最大功臣，甚至可以说她是姬昌的红颜知己也毫不为过。——这里引用的材料固然真伪莫辨，但考虑到这部书是在民间长期流传中而成，故其中一些最精彩的故事，都可当做“商周旧谈”，当做当时人们街谈巷议、因而也比较真实的东西来看待。在某种意义上，它们甚至比正史更加可靠，因为后者都是苦心经营的政治修辞，直接再现的只是某种政治经济利益，而与客观陈述的历史文本可以说相去更远。还有一个重大的破绽是，苏护、姬昌为什么在与妲己的关系上，费这许多脑汁，下这样多的功夫？正是所谓的欲盖弥彰。因为最初处于劣势的姬苏联盟，为了政治上的考虑，把苏护之女送入宫中，其目的显然就是从内部败坏殷朝。作为一种政治机密，这件事情的底里，显然为时人所不知。但由于姬、苏“进妲己”又是其时众所周知的事件，况且妲己在灭亡殷朝过程中手段的残酷，因此假如不能洗清与妲己的关系，那么整个舆论也就对姬、苏不利。而且那些殷商旧族以及与周有隙的诸侯，也肯定会在这一问题上大做文章，所以妲己事件已成为其时政治牌桌上一张黑桃皇后。由此还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些基本事实的存在在当时无法回避，所以就作为“商周旧谈”遗传下来，并为历史作者与小说作者所本。这些基本事实就是：一，妲己是苏护之女；二、妲己进宫而姬昌是主要参与者甚至决定者；三，殷纣王释放姬昌与妲己进言有关；四，妲己对殷亡负有重大责任。然而由于只有有权力的语言才能发出“声音”，才能把这些“历史事实”转换为关于历史的“原本”和“记忆”，所以如何重建这些历史要素之间的“意义关系”，也就成为比历史本身更加重要的诗学工作。借助于周朝意识形态在中国轴心时代的主流性，它根据种种现实需要完全曲解了妲己与姬、苏之关系，也就使之成为一笔至今无法了结的千年旧账。但是，不管怎样解释，妲己毕竟是苏护的女儿，“进妲己”毕竟有姬昌一份功劳，或许在当时还有更多割舍不断、董理不清的诸多问题，于是，当时周朝谋士就拿出了他们赖以看家的杀手铜，这就是《封神演义》第四回所写的，妲己本来是好的，知书达理，贤淑幽静，这才配是苏护的女儿，也才配由贤人姬昌来“劝进”。但在恩州驿一夜之间，这个妲己被一个千年狐狸吞食并借尸还魂，谁能为这个狐狸精负责呢？于是全部责任一推而光。而殷商之际相当浓郁的巫教迷信之风，又使这个故事极易被接受和传播。当时周王朝的谋士属阐教，阐教即道、释两家，倘若此计出自姜子牙，这位昆伦山上的道教子弟之手，那就更顺理成章，因为驱病避邪、降妖捉怪本就是他的老本行。令人惊喜交加的是，在《封神演义》中，恰以隐喻的方式提供了这条信息。妲己被姜子牙捉到后，两人曾有一番对话。妲己俯伏哀泣告曰：妾身系冀州侯苏护之女，幼长深闺，鲜知世务，谬蒙天子宣招，选择为妃。不意国母薨逝，天子强立为后。凡一应主持，皆操之于天子，政事俱掌握于大臣。……恳祈元帅大开慈隐，怜妾身之无辜，赦归故国，得全残年，真元帅天地之仁，再生之德也。望元帅裁之。这段话的背景颇像三堂会审。不过这一次妲己似乎学乖了，不像对女娲那一次还有邀功请赏之心。这次似乎谁也不敢株连，只是一方面把别人的责任都推掉，另一方面又尽力推卸自己的责任，希望由此能“得全残年”。但这不过是一种女性才有的幻想而已，没有哪一个统治者会容忍一个知道自己太多秘密而已一无所用的人。但正如书中所写，“众诸侯听妲己一派言语，大是有理，皆有怜惜之心。”这种紧要关头，似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于是子牙笑曰：“你说你是苏侯之女，将此一番巧言，迷惑众听，众诸侯岂知你是九尾狐狸在恩州驿迷死苏妲己，借窍成形，惑乱天子？其无端毒恶，皆是你造业，今已被擒，死且不足以尽其罪，尚假此巧语花言，希图漏网！”命令左右：“推出辕门，号令斩首”。（第九十七回）这里的问题很多，首先是苏护等与妲己有直接关系的人都“回避”了，个中滋味，当非常复杂；其次，全书所谓妲己为狐狸精所变，实本于此处姜子牙之口。而此言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且丝毫不给妲己等反驳、申诉的机会。再次，就是书中接着所述雷震子等不忍杀害妲己，虽然姜子牙斥之为贪婪女色，但也很可能与对妲己不幸命运的同情相关。或许斩杀妲己的士兵还听到她临终前说些什么秘密，或看到了被杀死的只是一个女人而没有显出狐狸形，所以姜子牙竟残酷地要杀那些行刑的士兵，也可能真的杀了。于是妲己死后是否化为狐狸这个谜底也就成为永劫，而只有关于妲己的政治诗学话语流传下来，并最终成为《封神演义》中那些“都付笑谈中”的渔樵夜话。由上述考辩可知：妲己本是一位王侯之女，并很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一次美人计的主角，但在功成之后，却又由于政治需要而被诬作狐狸精以灭口。从这一点上看，她与后来的西施差不多，尽管西施的结局被美化为与范蠡泛舟五湖，但那只不过是中国政治诗学叙事方式进化的结果。真正的西施命运其实可以想见不会比妲己好到哪里去。而西施之所以没有变得像妲己那样声名狼藉，实依赖于纷乱的春秋时代中越国的很快灭亡，以及勾践实际上不能控制整个意识形态的结果，否则很难想像有哪个君主会承认自己竟然是借助女性的身体充当“国之利器”。西施的结局虽然“不知所之”，但毕竟没有像妲己那样受到人格的剥夺而沦为妖孽。而妲己的本事，在高度专制且统一的周代意识形态及其长达八百余年的统治下，也就只能以彻底扭曲的方式被深埋在中国文化记忆的底层。这些纯洁而幼稚的红颜知己，陷身于最残酷的政治倾轧中，因此其归宿只能是“不知所之”的“谜”，也只能给后人空留下一些诗文话题或酒后茶余谈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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