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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许多学者认为“三足乌”起源于远古时期的太阳崇拜和图腾崇拜，即源于《山海经》中的“阳乌载日”神话，其实不然。从考古学和文献学角度论证最初之阳乌并非“三足”，“三足乌”是汉代儒学与阴阳术数相结合的产物。许多学者认为《山海经》中的“载日之乌”就是“三足乌”，事实并非如此。“乌鸦”物象在汉族民众的心目中是不祥的征兆，然而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三足乌”却一直享受着特殊的礼遇，被历代君王视为祥瑞之兆，以至于臣民争相贡献。笔者试图循着历史的足迹，探寻“三足乌”这一物象的起源，揭示其中蕴含的文化意义。从文献记载看，有关“乌”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然而文中并未有只字提及此“乌”为“三足”。《楚辞·天问》中也保存了中国古代大量的神话资料，只是以疑问的形式对神话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羿焉彈日，乌焉解羽？”如果当时“乌”已为“三足”，想必屈原是应该有所提及的。有据可考的文字出自殷商时代，殷墟中发现的大量甲骨文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用以了解久远的历史，然而直到汉代以前文字记载中也并未发现“三足乌”的痕迹。从汉代后文献上却屡屡出现“三足乌”。关于上文《山海经》中“皆载于乌”的注解，郭璞云：“中有三足乌”，《淮南子·精神篇》云：“日中有踆乌”，高诱注云：“踆，犹蹲也，谓三足乌；跋音逡”，以上皆为汉人及后人的注释。袁珂先生在《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中收录了丰富的有关“三足乌”的史料：《楚辞·天问》王逸注引《淮南子》（今本无）云：“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者，日中九乌皆死，堕其羽翼。”则三足乌当指日之精，又或传为驾日车者。《洞冥记》卷四云：“东北有地日之草，西南有春生之草......三足乌数下地食此草。羲和欲驭，以手掩乌目，不听下也。食草能不老，他鸟善食此草，则美闷不能动矣。”汉司马相如《大人赋》更谓：“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皓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则日中神禽三足乌，且为主给使之鸟。从以上的材料可以看出，汉代开始，“载日之乌”始成为“三足”，并且“三足乌”也取代了“三青鸟”的位置，供西王母驱使。“三足”本已是神秘非凡的现象，何况又与远古时期的太阳崇拜相结合，于是，“三足乌”便成了历代君王们奉为祥瑞之兆的座上宾。《玉历通政经》云：“三足乌，王者慈孝，被于百姓，不好杀生则来”，晋代崔豹在《古今注·鸟兽》中也说：“有虞至孝，三足集其庭；曾参锄瓜，三足萃其冠”，从汉代开始，“三足乌”的身上又被赋予了慈孝的伦理色彩，无怪乎人们视其为祥瑞。翻阅汉代及以后的史书，进献“三足乌”之事屡见不鲜，并且多将其列于“灵征”或“符瑞”之下，足见人们对“三足乌”的崇敬和喜爱之情。以下仅列举史书上的几例以兹证明：三足乌，王者慈孝天地则至。汉章帝元和中，三足乌见郡国。高祖太和七年六月，青州献三足乌。王者慈孝天地则至。然而，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却是最坚实的证据，有关学者所说的仰韶文化河南庙底沟彩陶残片上的“三足金乌图”（原载于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应如何解释？在仔细研究了大量的相关出土文物后，笔者认为许多学者用自己旧有的对于“三足乌”的观念去解读文物，造成了误读的现象，为“三足乌”的起源蒙上了远古时代的神秘面纱，也给原始文化的研究设置了误区。且不说从上古直至汉代这段漫长的历史中，并无其他有关“三足乌”的文字记载，单就出土文物而言，也仅存此一“孤证”，并且其真实性有待商榷。在这幅“三足金乌图”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只黑色的乌鸦的背影，伸展开的双翅下似乎为三足，但是我们从原始绘画技巧上分析，从大量的出土文物中都可以证明：远古先民缺乏透视的画功，画风古朴稚嫩，无立体感。因此，这幅“金乌图”应该是将乌鸦的二足与尾部放到了同一个平面上，造成了“三足”的错觉，殊不知这是先民画风稚嫩的缘故。在另一件出土文物中，笔者发现了与之相类似的现象。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新石器时代马家窑墓葬内出土了一个舞蹈彩纹陶盆，每组舞蹈者均为五人，手牵手，面向相同，请注意其下体，除两足之外还饰有一尾，由于远古先民的绘画技巧有限，不能处理好尾部与两足的透视关系，因而造成了所谓“三足”的误读。类似的画法还有迹可寻，此处不一一罗列。“三足乌”起源于汉代，在考古发掘的汉代画像砖中发现了大量的“三足乌”的遗迹，如：西王母（四川汉画像石）。同时，在汉代出土的文物中依然存在着“二足乌”，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一幅増画，在孙机先生的《三足乌》一文中也引证了多幅汉代出土的“二足乌”和“三足乌”的文物图片。由以上论述可见，汉代是由“二足乌”到“三足乌”的过渡时期，从此以后，“载日之乌”才变成了“三足”，以至于后人将“三足乌”视为太阳的代名词。 
“载日之乌”缘何在汉代变成了“三足”？孙机先生从古代的鸟形器的造型角度解析“三足乌”的来历，认为“及至汉代将日中的黑子幻化成蹲着的乌鸦以后，遂将这一古老的神话和三足鸟形器的造型结合起来，使太阳里出现了三足乌”，他也认为从汉代开始出现了“三足乌”，但是笔者并不赞同他的解释。三足鸟形器由来已久，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西周青铜器中也有这类器物，为何直到汉代才将其与日中之乌相结合？笔者认为，汉代出现“三足日乌”之说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这与汉代的学术思潮即儒学和阴阳数术的结合密不可分。“阳乌载日”神话是原始思维状态下的产物，在先民的眼中，普通的飞禽己经是非凡的神物，无需画乌添足，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世界认识的深入，逐渐认识到了人自身力量的伟大，曾经被视为神圣的事物重新回归到了平凡和普通，神话的式微，图腾的消逝，正是这一认识的产物。但是面对自然界中仍然无法解知的奥秘，人们便开始在历史文化的积淀下，寻求新的自认为合理的解释，“三足乌”之说便源于此，它是汉代儒学与阴阳数术相结合的产物。我们知道，战国后期齐国人邹衍创造了“五德终始说”，用以说明朝代兴废的原因，“认为一朝代兴起，天必先降象征其德的祥瑞，以示天下”，但是这种祥瑞说由于社会历史因素，在当时并未兴盛起来。秦始皇虽然统一中国，但是历史短暂，学术和思想领域并无建树。直到汉代大一统之后，国家相对稳定，社会经济发展，阴阳五行说在政治领域才达到了极盛，甚至和儒学并尊，垄断了汉代思想界，尤其是汉武帝时，釆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时的儒学已经不同于先秦时期孔子的经典，而是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以“天人感应”为核心，以至于后来的谶纬之学均源于此。另一方面，“三”字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神秘数字，《周易》一书中已有体现，每三爻为一组，两组叠加在一起构成一卦，八卦正是在“三”的基础上构建而成；《老子》中也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人被合称为“三才”；日、月、星被合称为“三光”；阴阳数术与汉代儒学相结合，使得天人感应观、谶纬之术在汉代尤为兴盛，这与汉代的政治经济和统治者的提倡密不可分。于是，象征着阳精的“三”被配予了“载日之乌”，《春秋元命苞》云：“阳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乌，乌者阳精。”张衡《灵宪》中也云：“日者，阳精之宗，积而成乌，象乌而有三趾。阳之类，其数奇。”“三足乌”之说产生于汉代，汉人对它的解释自然不可忽视，然而以往的学者认为其为附会之词，不予理睬，其实则不然，我们应该予以充分重视。当然，这里不排除汉代人受到了三足鸟形器的启发，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则是汉代儒学与阴阳数术相结合的原故，从汉代人所作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中符瑞之说、谶纬之术的兴盛，即可见一斑。文献资料中，唯有一种情况“三足乌”含贬义，即：“日中三足乌见”，此乃阴侵阳之象，为不祥之兆（《晋书》中有多处记载）。这应该算是“三足乌”文化象征意义中的一个特例，与前文“三足乌”的祥瑞之兆相矛盾，其原因与阴阳术数观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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