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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066年9月18日，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召集诺曼底人齐集法国沿岸，之后成功进攻英国，成为英国国王。威廉一世将诺曼底传统的集权统治和军事立国带入了英国，是英国历史上一大转折。在此之前，英国一直是被入侵，被征服的对象，而从他开始，英国转守为攻，以后的战争主要只在别人的国土上进行。摘要：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格兰，揭开了英国历史的新篇章。与此相关的两个主要民族—英格兰人和诺曼人在此后120多年的时间里，即从威廉入主英格兰到亨利二世统治结束(1066—1189年)经历了一个从敌对、冲突到交流、融合的过程，从昔日的对手逐渐变成了一家人。有趣的是，作为征服者的诺曼人及其后裔最后融入英格兰社会之中，变成了英格兰人。本文重在论述英格兰国内两个民族在百余年间关系演变的过程及原因，并进一步探究诺曼人接纳英格兰人身份之因素。诺曼征服作为英国史上的一件大事，从发生的年代直至今日，国外史学界对其兴趣始终不减，但是长期以来研究者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它对英国封建化进程的影响方面，对英格兰人和诺曼人关系的专门研究可谓凤毛麟角。目前，对此课题研究最为透辟的当属H.M.托马斯的《英格兰人和诺曼人：民族敌对、同化和同一：C.1066—C.1220》。本文在此基础上对两个民族的关系进行深入浅出的剖析。“英格兰人”主要指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s)，系古代日耳曼人的分支，“他们以征战为光荣职业，在军事领袖的统帅下四出征战”。4世纪末罗马帝国崩坏，英格兰失去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庇护，北部的皮克特人、苏格兰人不断入侵，成为很大危胁。449年，不列颠人的一个领袖邀请大陆上的撒克逊人前来相助，撒克逊人乘船前来，其他部落也接踵而至，由此开始了英国史上的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约449—1066年)。据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所言，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定居英格兰后的一段时间里仍是野蛮、好战的异教徒，后来随着时间推移，他们渐渐放下武器，投入到基督教的怀抱中，享受和平给与的安宁和基督教信仰的沐浴。但是他们对学问和宗教的热爱逐渐衰退，而且世风日下，贵族沉溺于奢华、挥霍无度和变化无常，普通人饱受权贵的掠夺和奴役。聚众饮酒是普遍的恶习，堕落伴随酗酒而至。诺曼人(Normans)系日耳曼人北方支系，故在血统上与英格兰人有着相同的起源。诺曼人原来居住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日德兰半岛。“诺曼底”(Normandy)从“北方人”(Northmen)一词演变而来，后者也称维京人(Vikings)，其中多是丹麦人和挪威人。8世纪下半叶，一支诺曼人在首领罗洛的率领下占据了法国西北部塞纳河下游至滨海地区并定居下来，911年，法兰克王国国王“愚者”查理将此地划作公爵领授予罗洛，即诺曼底公爵领。此后，罗洛向外扩张，将巴约城及其领地增加进来。诺曼底在几代公爵的英明治理下逐渐强大起来，“诺曼人从海员变成了世界上最优秀的骑兵”。诺曼人身高体壮，勇猛彪悍，“是自豪、残忍的战士”。“征服者”威廉临终前这样描述他的族人：“诺曼人，当在一位仁慈而严厉的主子统治下是一个相当勇敢的民族，以出类拔萃、战无不胜的勇气面对困难，并努力征服每个敌人。但在其他情况下，他们自相残杀。”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指出，诺曼人“是一个习惯于战争的民族，没有战争几乎不能生存”。简言之，这是一个具有多面性的民族。在定居诺曼底后，诺曼人原有的斯堪的纳维亚文化逐渐淡化，他们在新的家园改行农耕，皈依基督教，改讲法语，与当地居民通婚，采纳法国的习俗与制度，竟然“变得比法国人更像法国人”。虽然诺曼人几乎完全接受了法国文化的熏陶，但他们仍然保留了骨子里北方人的精神和能力，“来自斯堪的纳维亚血统的遗传，诺曼人形成他们的航海业⋯⋯可能最重要的是他们同化、采纳和适应的力量”。诺曼人的性情对英格兰人的命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二、1066—1100年英格兰人与诺曼人之间的关系英格兰与诺曼底的最初碰撞可以追溯到10世纪末，而1002年英王埃塞尔雷德(978—1016年)与诺曼底公爵理查(942—996年)之女埃玛的婚姻则成为两地关系演变的转折点。首先，双方联姻后，诺曼人和其他说法语的人开始进入英格兰，有的定居下来并担任重要职位。其次，英格兰王子们身上第一次携带了一半诺曼血统，而童年的不幸和此后在诺曼底的成长经历使他们更彻底地成为诺曼人。最后，联姻也为六十年后威廉公爵(1035或1036—1087年)提出对英国王位的继承权埋下了隐患。“忏悔者”爱德华(1042—1066年)是埃塞尔雷德与埃玛的次子，他称王后，为钳制戈德温伯爵及其家族的势力，将大量诺曼人引入宫廷参政，这是“诺曼人对英国的和平渗透”，并“预示着对英军事征服的即将来临”。爱德华国王大约在1051年指定年轻的威廉公爵为其继承人，并在1064年派哈罗德去诺曼底确认此事。据说哈罗德的船只途中被风暴吹离航线，他被威廉公爵的部属抓获并被转交给公爵。一般认为，哈罗德当时发誓承认威廉公爵对英国王位的继承权。1066年1月“忏悔者”爱德华去世，哈罗德被“贤人会议”推举为国王，即哈罗德二世(1066年)。哈罗德违背其誓言，几日内匆忙登上王位。威廉公爵立即备战，打算以武力夺取英格兰王冠。同时，挪威国王哈德拉达也觊觎英国王位，于是三雄逐鹿英格兰。先是在斯塔福德桥(Stamford Bridge)战役中，哈罗德击杀了入侵的挪威国王哈德拉达，四天后在黑斯廷斯战役中，命运的天平倾向了诺曼人一边，英格兰的“盾牌墙”被威廉的骑兵攻破，哈罗德遭受致命的一箭，许多支持哈罗德的英格兰贵族或被杀或逃离，失去领袖的英格兰军队溃散。同年圣诞节，威廉在伦敦加冕为英王，即威廉一世(1066—1087年)，“征服者”的美名享誉整个欧洲。英格兰人不甘心，各地相继爆发起义并掀起反叛的风暴，威廉一一给予无情镇压。到1071年底，整个英格兰已牢牢地处于他的控制之下，这便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诺曼征服”。从1066年到1100年，英格兰国内弥漫着浓重的敌对气氛。虽然“征服者”威廉粉碎了英格兰人的起义和反叛，但到亨利一世即位前这段时间里，两个民族的关系依然非常紧张，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各阶层英格兰人民在战争和冲突中遭受不幸的打击。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这样描述黑斯廷斯战役：“对英格兰而言这是致命的一天，是我们亲爱的祖国的一场令人感伤的浩劫。”威廉加冕后对英格兰北方的蹂躏，在几代英格兰人的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东西海岸之间满目凄凉，逃亡者躺在约克郡的森林密布的山谷之中，在饥寒交迫中死去，或者为了生存而卖身为奴。直到多年以后，人们还经常讲述当时饿殍遍野和其它凄凉景象”。诺曼征服给英格兰各阶层人民都带来苦难，首当其冲的是英格兰旧贵族。12世纪一个坎特伯雷人写道：“在他们著名的公爵、伯爵、大人、尊贵的人和各等级的人中，一些人被用铁器杀死了，其他人被监禁。在荣誉和世袭权上，某些贵族被剥夺了他们父辈的头衔和财富；许多人被赶出本地，其他人好像遭受公共奴役的压制。”在镇压英格兰人起义和反叛的过程中，“征服者”威廉没收原属英格兰旧贵族的土地并将之分配给帮他赢得胜利的诺曼人和其他外国人，在一代人(约30年)的时间里，英格兰大部分土地的所有权易主；在僧俗两界上层，他用自己人替换了英格兰本土人；可想而知，对土地和高级教俗职位的重新分配势必导致两个民族上层之间的尖锐对立。二是英格兰人与诺曼人的文化背景不同。诺曼人深受法国文化影响，具有法国文化的特性；而英格兰人代表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首先，语言制造了难以逾越的交流隔阂，英格兰人说古英语，而诺曼人说法语。其次，虽然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但基督教习惯和行为上的细小差异有时导致英格兰人和诺曼人之间的关系极其紧张。最后，诺曼人与英格兰人在形象上也存在差异，尤其是发式和服饰不同。此外，二者在法律、军事及生活其他细节上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可想而知，这些不同会时时提醒人们民族的差异。战争和冲突引发的仇恨，剥夺和取代造成的紧张气氛，文化层面上方方面面的差异分化了这两个民族。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敌对和冲突没有永远持续下去，到亨利一世统治时期(1100—1135年)，两个民族的关系逐渐有了改善。三、1100—1189年英格兰人和诺曼人之间的关系在经历了1066年及随后几年的社会动荡之后，两个民族各个阶层通过种种途径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亨利一世与伊迪丝-玛蒂尔达的婚姻无疑是诺曼统治者在政治上的一大胜利。亨利一世是“征服者”威廉唯一在英格兰降生的儿子，英格兰人将他视为其父王的合法继承人，拥护他为王。玛蒂尔达是苏格兰国王马尔科姆和埃德加王子的姐姐玛格丽特之女，因此她在母系上具有古老的英国王室血统。这场婚姻实现了王室血统的融合，英格兰人和诺曼人都为之欢欣鼓舞，诺曼征服后王室中又有了高贵的古英王血脉，反过来增加了亨利一世统治的合法性。王室吸引了两个民族中最有权势的人，法庭是两个民族互动的另一重要场所。在贵族内部，英格兰人和诺曼人逐渐形成领主关系或同事关系，这自然而然地有助于促进两个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亨利一世与伊迪丝-玛蒂尔达的婚姻实现了王室血统上的融合，两个民族的贵族也通过异族通婚等途径不断交融。1086年以前，英格兰贵族父系后裔的地位极不稳定，即使他们与诺曼统治者合作，大多数人也发现他们被降到附属地位。然而到12世纪早期，这一局面改变了，英格兰幸存贵族家庭的地位与诺曼新贵同样稳固，只要他们能产生男性继承人。诺曼人推翻了英格兰旧贵族，建立了一个新贵族—盎格鲁—诺曼贵族，诺曼统治者们的兼容思想值得赞赏。城市是英格兰人和诺曼人交融的重要场所，大量诺曼移民先后从诺曼底来到英格兰，散布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中。城市很快变成民族融合的中心，这在伦敦得到很好的体现。早期的证书表明，到12世纪早期，伦敦的移民和本地人经常一起做买卖，彼此互卖物品；共同证明一些文件，一同坐在法庭上；作为城市官员，两个民族的人在城市管理中合作。此外，职业上的联系也有助于将诺曼人和英格兰人连接起来。12世纪早期一个关于诺曼人金匠拉尔夫的儿子伯纳德的证书被8个金匠所证实，这些证人从名字来看多数是英格兰人。国王和诺曼贵族需要英格兰人的技术和服务，而为王室服务也使城市里的英格兰人相应地获得丰厚报酬，他们有的被国王提拔到城市之外的重要职位上，如索尔兹伯里的爱德华，林肯的戈尔斯温，温彻斯特的奥多和牛津的亨利等人。牛津的亨利在沃灵福德任职，担任伯克郡和牛津郡的郡守(sheriff)，他甚至伴随王室军队到希农的安茹要塞。这些英格兰新人在高级职位上不可避免地要与诺曼同事接触、合作，他们从国王那里获取极为可观的土地报酬。牛津的亨利的大量财产中包括两个年收入分别为20磅和10磅的庄园，其土地总收入不可计数。市民之间还进行民族通婚。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声称：“看起来，到11世纪70年代，英格兰人和诺曼人生活在自治市和普通城市里并相互通婚。”总之，城市为两个民族的交流和融合提供了种种可能性，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诺曼移民中有一小部分及其后裔流入农村，然而，“如果从数量上算，那么农民是典型的英格兰人”。与此相反，在社会中层范围里，两个群体的人彼此交流更为频繁，有时可能作为以诺曼人为主体的贵族阶层和以英格兰人为主体的农民阶层之间的中间人。中层英格兰人虽然经济力量有限，但他们犹如池塘里的青蛙，在地方上的影响不可小视。诺曼贵族因与英格兰普通农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太大，需要一些中间人沟通他们和农民之间的联系，这些中间人往往是英格兰人。地方官员(reeves)精通地方管理，“他们很可能是清楚当地情况并知道什么是可能的当地人”。中层英格兰人通过土地租赁、参与法庭和地方管理以及家政服务等途径与诺曼人发生广泛联系，他们之间还进行通婚。最后，教会在两个民族的交融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世纪西欧社会中，基督教文化占统治地位。教士自不必说，即使是俗人，其从生到死也都与教会发生密切联系。教会中存在大量英格兰人和诺曼人，这意味着教会为两个民族的交融提供了重要场所。诺曼征服后，英格兰人或被免职或自然死亡，其教职被外国血统的人占据，诺曼人在教会上层占了主导地位。而在教会底层，英格兰人则占了多数。也有少数英格兰人在教会中担任修道院院长、副院长、助祭等较高职务。教会的特殊性质及英格兰人和诺曼人在教会中的共存甚至共事，为二者的相互交流与融合提供了重要条件。综上所述，各阶层的英格兰人和诺曼人在王室和地方的各个场所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英格兰人和诺曼人的交流与融合有着深层原因。首先，基督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要素，共同的基督教信仰有助于促进两个民族的和解。象征着“王权神授”的涂油加冕典礼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就已确立，1066年圣诞节这天，由奥尔德雷德大主教按照传统仪式为“征服者”威廉举行涂油加冕典礼，“这一措施有力地树立了新兴诺曼王权的神圣地位。从此，威廉公爵就以上帝授权的英王威廉一世的身份而出现于历史舞台”。中世纪社会盛行神明判决的观念，人们认为威廉的胜利代表神明的判决，黑斯廷斯战役的结果“显然表明上帝支持威廉的要求，并接受他为国王，因此，忠于新政权不仅是权宜之计，而且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道德上的选择，甚至很可能是一种责任。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种观点，正如许多反叛所表现的，然而正是反叛遭到镇压反而支持了上帝站在威廉一边的观点”。总之，神明判决的观念使英格兰人相信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因而许多人转而忠于“征服者”威廉和他的儿子们。这样，诺曼国王和他的英格兰人民达成了统治和被统治的共识，为两个民族的和平共存和交融铺平了道路。更重要的是，“征服者”威廉及其子孙们继承了盎格鲁—撒克逊的国家机构和社会传统，并在某些方面予以加强，从而保留了英格兰的社会根基，使英格兰的发展具有延续性。诺曼国王们不仅借此实现了自己的统治权，而且把自身打扮成英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体现了他们出自昔日的盎格鲁—撒克逊的直系后裔。这种持续性的保持避免了更大的社会动荡，使英格兰人和诺曼人在战争、动乱过后很快地安居乐业，为两个民族关系的改善奠定了基础。综上所述，亨利一世统治时期，英格兰人和诺曼人关系开始改善；到亨利二世统治结束时，英格兰人和诺曼人的融合已经基本完成。二者的交融主要由于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以及英格兰社会根基的保留。两个民族融合的结果是诺曼人融入到英格兰社会中，整体上接受了英格兰人身份，这是更为漫长的过程，远远超出了本文的研究年限。在今天看来，这样的结果多少有些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征服者”威廉摧毁了英格兰旧贵族，英格兰幸存下来的不多的要人们对诺曼统治者俯首称臣。那么，胜利了的诺曼人怎么肯接受英格兰人的身份呢?第一，“征服者”威廉以武力夺得英格兰王位，声称是“忏悔者”爱德华的唯一合法继承人，从而继承了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英王的衣钵。更重要的是，威廉非但没有打破征服前英格兰的国家机构和习俗，而且继续使用并在某些方面予以加强。此举意义非凡，不仅将诺曼国王们打扮成彻头彻尾的英格兰国王，而且保留了英格兰的根基，使这个岛国在短暂的动乱之后重新焕发勃勃生机。第二，不可否认，诺曼人和其他外国移民将大陆文化带到英格兰，首先是法语，其次是艺术，此外还有学者及其他人才。大陆文化事实上给英格兰社会带来了诸多文化上的变化，最显著的是建筑风格急剧改变。然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被小心翼翼地保留下来。中世纪教会垄断教育和文化，诺曼征服没有把教会中的英格兰人驱逐出去，这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得以保存的前提。第三，英格兰丰富的文学形象对诺曼人产生了某种吸引力，精神上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英格兰人在政治上的劣势。对英格兰溢美之词的根源来自8世纪比德对不列颠的描述，而在整个12世纪，英格兰的诺曼国王们以比法国卡佩王朝的国王们更富有而闻名遐迩。英格兰的富有给诺曼统治者们带来极大的荣耀，由此产生了对英格兰的喜爱之情。第四，居住地和身份之间有内在联系。居住地与人的身份没有绝对的关系，但一个人对其居住地尤其是出生地的爱恋是不言而喻的，犹如孩子对乳母的依恋。此外，第三只眼睛可能将英格兰异族血统的人看作英格兰人，从而在外部环境上使具有诺曼血统的人承认并接受英格兰人的身份。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后，诺曼底原有的缓冲作用不复存在，英法直接相对，围绕着领土和利益的争夺使两国关系逐步恶化，英格兰民众的民族意识日益加强。综上所述，诺曼人几乎完整无缺地继承或保留了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国家机构和习俗，教会中的英格兰人和其他具有部分英格兰血统的人保存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英格兰的富庶、对居住地的依恋导致诺曼人对这个国家日久生情，英格兰之外的人可能将英格兰的诺曼人和其他外国人都同样视为英格兰人，英法关系恶化带来的影响，这种种因素都促使诺曼人最后从整体上接受了英格兰人的身份。在1066年黑斯廷斯战役中，诺曼底威廉公爵打败了短命的哈罗德政权，摧毁了盎格鲁—撒克逊旧贵族，建立了强大的诺曼王朝(1066—1154年)。在此后六七年时间里，“征服者”威廉残酷镇压英格兰各地的起义和反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建立了一个以诺曼人为主体的新贵族集团。威廉一世和威廉二世统治时期，由于战争、民族文化上的差异等因素，敌对主导了英格兰人和诺曼人之间的关系。然而到亨利一世时期，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逐渐改善，诺曼人和英格兰人在城市、农村及教会中结成领主关系、同事关系或姻亲关系，交流日益增多。在亨利二世统治时期，两个民族的融合基本完成。“征服者”威廉和他的子孙们沿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国家机构，英格兰的文化通过各种方式得以保留，英格兰人的精神财富在不经意间熏陶着移居于此的诺曼人和其他外国人。在英格兰人的文学作品中，英格兰的美好形象犹如细细的涓流滋润着英格兰人和诺曼人的心田，英格兰的富有使诺曼国王们洋洋得意。上述种种使诺曼身份逐渐失去了吸引力。诺曼移民对这片新家园日久生情，尤其是对两个民族异族通婚产生的后代来说，他们往往将英格兰视为他们的祖国，对自己的出生地有着强烈的依恋。在英格兰出生的具有诺曼血统的人往往被英格兰以外的人看作是英格兰人，加之英法关系的变化，诸多因素促使诺曼人接受了英格兰人的身份。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转变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因为诺曼身份在一定时期内因政治上的优越性仍具有某种吸引力。历史证明，“英格兰人没有变成诺曼人；而诺曼人的确变成了英格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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