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93岁了，不可能再来看你了

从小，我就感觉到我家和别人家不同。

最明显的一件事，每次寒暑假，其他小朋友都有亲友可以去玩一玩，或者去到农村亲戚家里面待几天。

但我们就没有。我不仅没见过其他亲戚，连听都没听过。

逢年过节，我更羡慕别人都是一大家子团聚，热热闹闹的。我们家平时几个人，过年还是几个人，显得很冷清。

有时候我们也会问起父亲，比如老家在哪里？爷爷奶奶呢？他从来都是闭口不谈，只是笑一下。

母亲还要好一点，问紧了她会告诉我们，老家是福州的，现在也都没有人了。

我更好奇了，福州那么远，母亲又是怎么来到的重庆？

母亲跟父亲认识，是在1949年的春夏吧。

她是来重庆投奔了一个福州的老乡，日子很苦，寄人篱下，也没有钱，把身边能卖的都卖了，能当的也都当完了。

走投无路的时候，把一枚最重要的戒指也给当了。

最后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有人介绍了我父亲。父亲叫李自清，在重庆警察局当警长。

认识母亲的时候，父亲的第一任妻子刚刚病逝，父亲每天的状态都不是很好，并没有续弦的意思。

但父亲的前妻有一帮姐妹，主动张罗要给父亲找一个，替她们的大姐照顾好姐夫，让姐夫早日走出丧妻之苦。

于是，才有了父母亲的见面。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虽然走投无路，但那时她也不想嫁人。但人总归还是要活下去的，还有很多没做的事，也只有活着才能去做。

更何况，父亲还是个很善良的人。

父亲的第一段婚姻里没有孩子，他就收养了许多小孩，我记事后见过的就有三个，他们都很爱戴父亲。

记得其中有一个姐姐，有一只眼睛不好，后来嫁到贵阳去了。离重庆挺远，但父亲临终的时候，她带着家人从贵阳赶来为父亲办理丧事。

父亲除了人好，工作也很稳定，是市警察局的警长，用现在的话来说，也算是“公务员”吧。

体面的工作，还算宽敞的住房。对形同一叶浮萍的母亲来说，父亲是她最好的避风港。

母亲长得很清秀，父亲大概也一见母亲就心生怜悯。相亲后很快就决定成亲了。

不过，成亲前还出了一个小插曲，差点没成。

父亲前妻的那些姐妹们，成亲前夕提了一个要求：要我母亲过门时从旁门进，不能走正门，进去后还要在堂上放一件她们大姐的衣服，让我母亲跪拜。

母亲一听当然不同意了，她郑重地告诉父亲，说：“你以前是以前的事情，现在是现在的事情。”

她是明媒正娶进门的，走什么旁门啊。能行就行，不行就算了。

尽管当时母亲的处境已经很糟糕，也没有太多的选择了，但她依旧坚持不妥协。

最后是父亲去说服这些姐妹们，母亲光明正大地从正门走进了我们李家。

谁也没有想到，父亲这个避风港塌了。

父母刚刚结婚，重庆迎来解放。

新政府根据审查，继续聘用了一些老警察，父亲是可以留任的，但他主动离职回了家。

父亲是湖北人，家世成谜，还有前妻的一大群江湖姐妹，要深究起来估计也经不住审查。

做了大半辈子警察的父亲，离开警察局，其他什么也不会做。但生活还得继续，思来想去，父亲决定去贩卖水果。

那时候交通不便，父亲每次去郊区采购水果，当天不能回来，要住一晚。没钱，住的很差，每次父亲都会招一身的虱子。一到家，母亲就得给父亲又是洗又是烫的。

这还不算，每次好的水果都被邻居先挑走了。卖给邻居，价格又不好要得太高。剩下的父亲再拿到街上摆摊儿，品相不好，常常烂在手里也卖不出去。

坐了大半辈子办公室的父亲，就不是做生意的料，水果生意属于白辛苦折腾一趟。

父亲能挣钱的时候，就拿回来交给母亲，不能挣钱的时候也不多言不多语，母亲做什么他吃什么，从不说好与不好。

后来，赶上綦江县要修一条煤矿铁路，父亲就去志愿修铁路了。

修铁路是一件耗体力的事情，文弱的父亲也不太能胜任，所以也挣不到什么钱。

他对母亲讲，去修铁路自己的温饱问题能够解决了，但就是无法解决家里面的负担。

特别我出生后，家里更是快要揭不开锅。大人饿了还能忍住，三张小嘴一饿，家里此起彼伏都是哭声。

没办法，我大概两三岁的时候，父母把我过继过一个邻居，他家里做酒馆的，条件比较好。

人虽然送过去了，但母亲心里还是不舍得我。一到晚上她就偷偷跑去邻居家窗户下面去听，就听我哭了没有。

送去了没几天，见我也不哭不闹了，邻居过来找母亲，要签一个契约，表示正式把我过继过去了。

母亲拿着契约，思来想去在里面加了一句：“共同抚养”。对方一看不答应，母亲也不愿意妥协，说不肯就算了，就又把我给抱了回来。

母亲和我们三兄妹

这样艰难地持续了一段时间，母亲不得不去做了保姆。

雇主姓朱，也是我们的邻居。母亲爱干净，又不多言多语，主人家很喜欢我母亲，对她很好。

这个朱先生一家人呢，都喜欢看戏，看了戏回来经常一家人激动交流。我母亲有时候听他们聊到错误的地方，就会委婉纠正一下。

朱先生家一听，不得了，这个保姆怎么知道的比自己这个戏迷还多。

再问，母亲只是笑笑，说自己也喜欢戏剧知道一些。朱先生是个好人，没有追问母亲的身世，谁还没有一些秘密呢？

只是他们家再看戏时，就会多买一张票送给我母亲。我当时还小，母亲为了方便照顾会带上我。

我看不懂，觉得吵吵闹闹的，去了就直接睡觉，等到结束了已经很晚了。

只依稀记得，一个个深夜，沉浸在戏剧中的母亲，用温热的背把我背回家。

当时我还不知道，人生如戏，比如母亲的一生。

父亲不在家的那段时间，家庭对内也好、对外也好，都是由母亲承担。

我虽然还小，但也能明显感觉到自己与别人是不同的。

最明显的一件事，我跟哥哥姐姐还在读书的时候，每次寒暑假，其他的小孩子都有亲友可以去看一看、玩一玩，或者去到农村某个亲戚家里面待几天。

但我们就没有。

那时候我们很羡慕其他有亲戚的小朋友，因为除了父母，我们都没见过其他亲戚，听都没听过。

特别是逢年过节，人家都是一大家子高高兴兴的，我们家里没有任何亲友，平时几个人，过年过节还是我们几个人，就显得很冷清。

有时候我们也会问起父亲，比如老家还有哪些人啊，他从来都是闭口不谈，只是笑一下。母亲还要好一点，她会告诉我们，她老家是福州的，现在也都没有人了。

那时太小，父母说什么就是什么，也不懂追问。

时间就这样流淌着。

父亲修铁路回来后，就被分配到日杂公司，负责卖碗筷、茶壶、口杯这一类陶瓷的门市，工作总算稳定了一点。

但父亲旧警察的身份无法摆脱，我们家还是很受别人轻视。

母亲后来和我说过一件事，有一次一个老街坊家里办喜事，就找到母亲，说请父亲帮忙买一些碗筷，正好我父亲在日杂公司卖餐具。

母亲很高兴就去帮她买了，送过去之后，母亲好意说，办事有需要帮忙的时候就讲一声，都是邻居嘛。

结果邻居回母亲说：“李大姐，我们身份不同，办席的时候我就不叫你了。”

这话如刺刺痛了母亲，她二话没说转身就走了。从那以后母亲就再也不和这个邻居打招呼了，就算邻居叫她她也视而不见。

母亲说，既然别人觉得高攀不上，那就自己去挣自己的饭钱。

那个年代一切都以出身成分论，如果母亲没有文化还好一点，她体会少一些。

问题是，母亲有一点文化，这种心理上的感受就更深，更难受了。

因为谜一样的父母，我们也从小受到轻视，那种滋味很不好受，说不清道不明。

我们心里多少也明白，家庭出身是无法选择的，只能面对。所以我就只有跟其他同学保持一定距离，尽量少给家里添负担。

后来母亲也参加了工作，在一家叫红港的运输公司做苦力。母亲的工作就是抬棒棒。

当时重庆还没有修这么多的大桥，交通不方便，厂家需要货，要从市区的仓库，一路用人力抬过去。

一般是两个人一组，互称“联手”，一单货一个人承担大概120斤，两个人200多一点，再重就不行了。

这是我瘦小母亲的日常工作。

记得，有一年母亲生病动了手术，住院了好多天。

住院不仅要花钱，工作也耽误了，一段时间没有收入。母亲心急，还在康复阶段就提前去上班了。

她的联手知道母亲身体还没恢复，就会把绳子重心往自己这边移一点，让我母亲的肩上轻松一点。

我也跟去帮母亲的忙。有时候一单货不是整件的，是几件组成的，这种情况我就可以帮着分担一点，用一个小背篓，里面装一点货，母亲的担子也就轻一点。

这个工作母亲一直做到了1977年退休。二三十年的辛劳，有两件事让母亲刻骨铭心。

有一次，她在抬货物的途中，遇到一个熟人，这人是个远房亲戚，她刚到重庆时来投奔她的。

母亲成家后，就让我的父亲把他安排在一个派出所当跑腿。虽然多年不见，对方也一下认出了母亲。

母亲这时才知道他已经是个派出所的所长了。他问我母亲这些年过得好不好？

拿着扁担的母亲说，现在的日子说好不好，说不好也能够过。

所长没有追问，寒暄了几句就离开了，以后也没联系过。

母亲说自己过得再不好，也绝对不会去求他。虽然之前自己帮他也是举手之劳，但凡他有心，都会深入关心问一下。他没有问，就是没这个心意，自己也就没有必要去跟他讲太多了。

母亲就是这样很要强的性格。但另一次，要强的她，真的不想活了。

当时她正要往轮船上运东西，有一个登船，是固定的，轮船是游动的，她就踩在登船上。

两艘船之间有个缝隙，随着浪的大与小，缝隙也跟着变化。母亲就是在一个大浪来的时候，一不小心掉下去了。

结果她掉下去以后，那个缝隙又很快靠拢，两条船之间的压力就把母亲挤了下去。

母亲又不会游泳，只能手忙脚乱地乱抓，船上的人也在积极营救。

母亲被浪推出了一段距离，幸好在靠近船尾的时候，母亲一下子抓到了船上挂下来的一个杆杆，这才终于得救了。

母亲湿漉漉地回家，像淋了场大雨一样，脸色很不好，垂头丧气的。

她看见我们也一句话没说，默默把衣服换了，就自己上楼去休息了。

晚年她才和别人说，当时是真的绝望，想直接沉入江底。但她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她，她一下子又挣扎着浮了上来。

这声音，就是母亲心底的秘密。

虽然日子很苦，但母亲从不叫苦，在教育子女上也很有智慧。

无论我们做对还是做错，她不会只从结果、现象上看，她会从我们的出发点来看，看我们做这个事的动机对不对，要是动机是对的，过程有些波折她也能理解。

所以从小到大，我跟母亲交流起来很融洽。我也经常好奇，母亲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又会有怎样的童年、青春？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我中学毕业后也到农村去，之前哥哥姐姐已经下农村去了。

母亲对我说，每个月家里收入好一点，她就给我寄8块钱，如果收入不好就给我寄5块钱。

当时母亲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二三十，我跟母亲说不用寄钱了，我在农村也用不到。

母亲还是每个月给我寄5块钱，给哥哥、姐姐也是资助5块钱，这一下就用掉了一大半，她还得应付家里面的开支，能够想象有多辛苦。

那年代父母跟子女的相处，跟现在很不一样。父母没有办法安安静静教我们读书，也没有和我们做过什么思想上的交流。

他们要应付自己的生计，自己心里的苦都还没办法说出来。比如我的父亲，一生都是沉默寡言的，平常的态度、表情也都比较严肃，不好接近。

每天下班回来，就是泡一杯茶，看看报纸，其他的任何事，邻居的事也好，家里面的事也好，他一概不闻不问。

其实父亲的内心是很温柔的，也很细心。

记得六十年代的时候，姐姐考上了中专，我父亲就亲自为她置办上学需要的东西，新书包、新的文具用品。

当时很流行那种塑料包包，那时候塑料才刚刚开始流行，塑料包包很时髦，也不便宜，家里条件也不好，但父亲就舍得给姐姐买了那个包。姐姐原来的旧书包就淘汰给我用了。

父亲的档案

1983年父亲去世了，也是病逝的。

现在回忆父亲，依然记得他有一点很注重，就是不管衣服、鞋子、帽子多么陈旧，一定要干干净净的，绝不会有一点脏的东西在上面。

他每次出门前都会前后照一下，检查一下，这可能是他之前穿警察制服留下的习惯吧。

说来惭愧，我们一直都不知道父亲的真实年龄，他没说，我们也没问。甚至我们连他一张照片都没有，他在我们家像个重要的隐形人。

直到晚年，我才去查到父亲的档案，看到档案中父亲年轻的样子，我们兄妹都哭了。

我们都错过了了解父亲的机会，他的秘密随着他永远消失了。

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就更孤独了，每天都感觉她心事重重的。母亲把家里的房间收拾出来，开了个家庭旅社。

那时期，有香港学生到重庆来，他们一般就会选择这种家庭旅社，可以跟房东交流，了解一些抗战时候的情况。

这时候，母亲就开始悄悄写信，托这些学生带去香港，再从香港投递到台湾。

是的，在我们已经长大，知道事情轻重以后，母亲才小声告诉我们，说我们还有一个外婆和一个舅舅，都去了台湾。

当时，父亲的身份已经压得家里喘不过气了，当然更不敢提在台湾还有亲戚，也不敢深问。

现在是两岸关系缓和了，开始有台湾老兵回老家了，母亲这才敢去跟外面的人说，自己还有亲人在台湾。在这以前是一点都不敢讲的，一讲就要有麻烦。

母亲托香港学生转寄的这些信，自然是石沉大海。

大概在1987年前后，母亲终于收到了舅舅的来信，信是四川荣昌县台办转交过来的。

为什么会是荣昌县？母亲不是福州人吗？

来不及深究，全家人都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欣喜中，母亲的精神状态立马就不同了。

母亲就把舅舅寄来的照片拿出来，一一展示给左邻右舍看。长久的精神压抑，母亲终于可以抬头说话了。以前是不敢讲，现在敢讲了。

因为各种原因，我们家的条件一直不太好，家里面不仅没有安装天然气，就连自来水管也安装不起，父亲的骨灰都还在殡仪馆里没有入土。

母亲给邻居们看照片，就是想说，这些年尽管自己很苦，但是自己的家人过得好。

外婆和家人

母亲想把这些年失去的一些体面，挣回来。

邻居们的态度反差也很大，都说现在的李大姐不是曾经的李大姐了。

联系上了舅舅，也算了了母亲的一份心愿。但同时，也再度激活了她心里另一份更沉重的心愿。

那份心愿隐藏得更久、更深，也是促使母亲留在重庆，支撑母亲在无尽的苦难中，依旧坚强活下来的心结。

1987年的一天，母亲把我们都叫到了一起，正式向我们讲述了她的隐秘往事。

这是自打跟父亲成亲以后，她第一次提起。

我的母亲叫张淑英，福州人，小时候家里是经商的，生活还比较富足，那时候好多女孩子都没有学上，但外公外婆还是把母亲送去念了私塾。

母亲14岁那年，到了适婚年龄，家里安排去相亲，对方是个军官，大了她十几岁。

一开始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母亲心里是很忐忑的，有些害怕，因为她觉得军人嘛，都是比较威严的、不苟言笑的，而且对方还大了她那么多。

但父母之命不可违，母亲还是跟着外婆去了。

到了地方见面以后，母亲一看那个人，心里是很惊喜的。那人身高一米七五左右，在当时也算是大高个了，长得斯斯文文的，有点书卷气，待人也温和，跟我母亲说话都是微笑的，也有军人的那种挺拔和坚毅。

对方见到我母亲也很满意，他问我母亲念没念过书，会不会写字，外婆说会，他就递了个钢笔给我母亲，母亲在一张纸上写了“洋头口”三个字，当时母亲一家就住在那里。

母亲写字很好看的，很秀气，那人喜欢我母亲有文化。就这么两个人的亲事就定下了，一个月以后办了喜事。

那个人叫钟崇鑫。

接亲那天场面很大，当时开始流行西式的那种婚纱，钟崇鑫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个头纱给我母亲，母亲就穿着一身大红的中式旗袍，头顶戴着雪白的长头纱，脚上是一双深颜色的高跟皮鞋。

钟崇鑫也弄身了西装，坐在汽车里，车上一边站着一个勤务兵。母亲说，当时街上围了好多人在看，那些街坊邻居，还有她的一些小姐妹都羡慕母亲，说外公外婆找了个好女婿，母亲嫁了个好丈夫。

他们俩婚后是很幸福的。

钟崇鑫对自己很节省，他抽烟，给自己一个月也就舍得买一包烟，但他很舍得给我母亲花钱，经常带我母亲上街去买东西。把自己每个月的军饷都交给母亲，从来不限制她消费。他还不让母亲洗衣服，说手会变糙。

母亲结婚后就没再去上私塾了，但钟崇鑫鼓励我母亲要多读书，多学习文化知识，常常亲自教她读书。

有时候钟崇鑫会问她最近在读什么书，她就把书拿过来给他看，他捧着书，指着上面的字，一句一句地教母亲读，俩人就坐在家门口上，邻居们都在，钟崇鑫也不避讳，倒是母亲不好意思了，不理他，就那么听着他教。

钟崇鑫是四川荣昌县人，婚后一直按照母亲老家福州的习俗，叫我母亲“阿妹”，我母亲年纪小不好意思叫他，就管他叫“哎”。

钟崇鑫是军人，经常就是跟着部队移动。我母亲也跟着他四处走，都来到了南京、常熟还有江阴那一带。

钟崇鑫在江阴的郊区给母亲租了间大房子，得有200个平方，他平时都是待在部队，每周才回来一次。

母亲那时候才十五六岁，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感觉害怕，尤其晚上一下雨风一吹起，墙上的树枝都跟着哗哗地响。

钟崇鑫了解了以后，特意把外婆、小舅舅、小姨从福州接过来陪母亲住。

外婆很喜欢这个女婿，经常煮点心给他吃，钟崇鑫对舅舅也好，一点不生分，一见面就是“弟弟，弟弟”地叫，每次回家也都是笑嘻嘻的，舅舅说从来没见过钟崇鑫发脾气。

结果安生日子没过两年，突然有一天，钟崇鑫匆匆地回到家里，歇都没歇一下，就跟母亲说他马上要走，要去上海。

那天还是农历七夕。看到丈夫急匆匆的样子，母亲都没怎么反应过来，就说了：“我送你嘛。”

俩人就这么仓促去了常熟汽车站。

七月份的天气，很热，路上母亲特意给钟崇鑫买了一套新的内衣裤，让他洗澡后好有换洗的。

母亲记得那天汽车站人特别多，天气还热，临分别的时候钟崇鑫突然从后面抱住了母亲，跟她说：“你自己保重，阿妹你等我，我晓得回来，你不要担心我，你等着我，我晓得回来。”

这一下让母亲也多少感受到了点异常，平时他们在街上连手都不牵，经常是一前一后地，中间隔着一拳的距离。

钟崇鑫就这么走了。

第二天，淞沪会战就爆发了。

母亲晚年的时候，一遍遍跟志愿者和记者回忆起那天分别的情况，语气里还是后悔。

虽然一直是跟着丈夫的部队在走，但是那时候母亲都还没见过打仗，不知道真实的战场是什么样子。

她懊悔地说自己当时都不知道担心，以为钟崇鑫又是像平常一样地走了，过几天又回来了，她也没看过打仗，没有过这种经历，完全没注意到这些事情。

直到有一天，母亲也亲身经历了日军的狂轰乱炸。

那天母亲正走在街上，突然头顶上有密密麻麻的飞机飞过，母亲吓坏了，赶紧往家跑，当时他们的家挨着县政府附近，刚一进家门，母亲就听到旁边有炸弹炸开了，那一下母亲吓得整个人都跳了起来。

从那以后母亲就知道了战场上的样子，她想到钟崇鑫就是在那种炮弹里跑来跑去、吃饭睡觉，担心得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白天连话也不说了。

尤其她一想到自己现在吃的、穿的、用的，自己花的每一分钱，都是钟崇鑫在前线拿命换来的，就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他。

她在心里想，等钟崇鑫再回来，她一定要好好照顾他，要对他好。

钟崇鑫刚走的一段时间还陆续有信寄回家，大概半个月一封，工资也在里面。

信里面会提到一些战场上的事，一开始还有好消息，比如打了胜仗之类的，后来经常就是哪个他们都认识的战友又牺牲了，这样的事。

其中有一封信里写道：“你的表弟，四川老乡，袁营长，两个勤务兵已经阵亡。你还年轻，万一我牺牲了，你就随便吧。”

再往后母亲收到信的间隔就变长了，不固定，信也越来越短，字迹也更潦草了，有时候都不是写在信纸上的。

母亲越来越害怕，她都能想象到丈夫是如何在打仗的间隙，匆忙地随手在一张皱巴巴的残纸上给她写信的。

母亲每天都提心吊胆。

那是1937年，母亲才16岁，如果钟崇鑫就这么阵亡了，她都不知道自己一个人，在这乱世怎么活下去？

再后来钟崇鑫彻底没了消息。

好在过了不久，钟崇鑫的勤务兵找来了，是特地过来接母亲的。

母亲收拾行李扶老携幼，跟着勤务兵一起上了船离开了常熟。他们一行人先到了扬州，到那里母亲终于跟钟崇鑫通上了电话。

钟崇鑫在电话里还埋怨自己，说让我母亲担心了，现在他请不到假，没办法回去看母亲，让母亲不要担心，照顾好自己。

钟崇鑫还提到自己已经升任了71军87师259旅的中校参谋主任。

通话最后他跟母亲说，叫她到武汉去。队伍要去武汉补充人，他们约好在那里见面。

有了这个电话母亲心里就安慰多了，一刻不停地直奔武汉去。

那时候已经是1937年底。

到了武汉，母亲没见到钟崇鑫，找不到他人，打听到师部在武昌，母亲就跑去武昌打听消息，见到了师部的一个长官。

这时候母亲才知道，钟崇鑫所在的队伍离开上海后并没有来到武汉，而是去了南京。

那段时间日军天天喊着要在三个月内快速占领中国，气焰嚣张得很，钟崇鑫参加的那场淞沪会战打得非常惨烈，但也活生生拖住了日军三个月，日军的气焰受到了打击。

攻下上海以后紧接着日军就转往了内陆，钟崇鑫的队伍也跟着被派去了南京，参加了南京保卫战……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余名将军相继阵亡，1937年12月12日，南京城沦陷，日军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很多人都没出来。”那位长官就是这么对我母亲说的。

长官的话很委婉，但意思很清楚了：钟参谋阵亡了。

长官问我母亲接下来做啥打算？

母亲一下子心都沉底了，16岁的她万念俱灰，她知道自己这一生的好日子都结束了。

最后想了想，决定回钟崇鑫四川荣昌老家。心想万一呢，万一钟崇鑫逃出来了，他找不到她，起码还能知道回自己的老家，去找他自己的妈妈。

长官问母亲需不需要钱，母亲想到外婆还有舅舅，确实钱不够用，长官就让母亲写了个条子，拿了300块钱给母亲。

从师部出来，母亲就啥也不怕了，死也不怕了，再遇到飞机轰炸，她也不躲开，随便它吧。

要不是外婆、舅舅照顾，母亲估计也活不下去了。

一家四口，老的老，小的小，正准备从武汉出发时。小妹妹却感染了疟疾，连着高烧几天都不退。兵荒马乱中，生病了也没钱去医院，也买不到药，就只能这么耗着。

最后没办法了，四口人也不能一直这么留在武汉，武汉马上也要开战了，到处人心惶惶。

实在没法子了，只好将妹妹托付给一个福州老乡照顾。正常小孩子在被陌生人抱走的时候，一定会嚎啕大哭、挣扎不肯，可老乡从旅馆里抱走小妹妹的时候，她既没哭也没闹，面无表情、痴痴傻傻的。

很可能连续的高烧，小妹妹的脑神经当时已经受损了。

临去四川的前一天，母亲姐弟曾去到老乡家里最后看望过一次妹妹。那位被托付的老乡住在汉口，是武昌一家华兴旅馆里的账房先生。

舅舅不记得门牌号，但一直记得老乡家那一带的人行道上都摆满了刚做好的筷子，摆在那里晒太阳。

看完小妹妹，母亲、外婆、舅舅，又从武汉出发了。

辗转到达重庆时，还未成年的舅舅去投奔了一个老乡，被介绍到中央造纸厂工作，外婆也就留在了重庆照顾舅舅。

母亲一个人去了钟崇鑫的老家，去等那战场上消失的爱人。

母亲到达荣昌县是在1938年的春天。

荣昌县只是一个小县城，母亲人生地不熟，消息就更闭塞了，也没个主心骨，日子过得很难熬。

钟家在镇子上条件算是很不错的，很富裕，家里有田有地。从一开始钟崇鑫去参军的时候，他母亲就是不同意的，因为钟崇鑫是独子，他要是出了什么事，那钟家就算是绝后了。

然而钟崇鑫却对他母亲说：“娘，儿是你生的，但人是国家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有国才有家，你莫要担心我。”

现在，这个家里就剩下两个女人，一个等儿子，一个等丈夫。

用母亲的话说，就是“一日如三秋”，每天盼望着一个人，白天也在望，黑天也在望，天黑盼天亮，天亮盼天黑，真的是一天盼一天，越盼越久。

母亲她天天夜里睡觉都要惊醒好几次，但是怎么都梦不到钟崇鑫，她就只有哭。哭也只能自己躲着哭，怕惹婆婆伤心，她自己背着婆婆偷偷地哭。

母亲还把之前特意给钟崇鑫准备的衣服料子拿了出来，去找人缝了身旗袍穿身上，拍了张照片。

她觉得这样穿上钟崇鑫的衣服，就感觉像是看到了他在穿。

穿旗袍的母亲

这种没有尽头没有希望的日子，一直过到了1944年的春天。

一天，母亲在镇上的一家杂货店，突然看到有个穿军装的人迎面而来，母亲一眼认出对方。

母亲高兴得都快说不出话，那人是钟崇鑫的战友，叫方维新，之前见过。

母亲在钟崇鑫老家待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跟外界接触过，也不认识什么朋友。终于见到了熟人，还是钟崇鑫的战友，这种激动难以言表。

方维新也认出了母亲，说不出话的母亲，看见对方就哭了。

好巧不巧，方维新只是路过这里，没想到出了车祸，随行的女儿就这么没了。兵荒马乱的，他来店里买蜡烛纸钱给女儿办丧事。

看到母亲的反应，方维新也大概明了，他问母亲，崇鑫兄没写信吧？

母亲哽咽着回答说没有。

因为太过激动，母亲一边邀请方维新去家里坐坐，一边就带着对方一路小跑。

她想快一秒告诉婆婆：钟崇鑫的战友来了。

两个苦等了7年的女人，终于从战友的口中得出一个更加确切的消息：钟崇鑫阵亡了。

这么多年过去，她们心里比谁都清楚，人肯定是不在了。可还是在等一个正式的通知。

方维新的出现，戳破了这个希望的泡沫。

两个女人不得不真正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聊着聊着，谈到抚恤金的事情，方维新告诉她们，可以写个申请，他带回去给申办。

方维新走后，婆婆开始张罗着给儿子办追悼会，她就一个宝贝儿子，没了，总得做些事才能缓过去。

婆婆平时很节约，但这次她把镇上的人都请过来了，学校、社团、商会、街坊邻居，都来了。

追悼会开了几天几夜，把家里的猪都杀光了，又跑去外面买猪、买粮的，她们需要忙碌。

忙碌才能暂时忘记痛苦，直到一切尘埃落定，婆婆才痛心说，没想到自己会是这么个人财两空的结局。

1945年抗战胜利，街上好多当初一起去参军的人都回来了。人家家里父母妻儿像过年一样，添置东西，一家子高高兴兴的，打完日本人回家团聚了。

只有钟崇鑫没有回来。母亲就只能默默地回到堂屋里面，和婆婆面对面坐着，一句话也不说。

婆婆受不了打击，第二年就去世了。

隔了两年，战友方维新帮忙办理的抚恤金下来了，一大笔，母亲实在不忍心用这个钱，那可是拿钟崇鑫的命换来的，母亲就一直把钱放在家里。

结果这事被一个远房亲戚听说了。那亲戚也是没安好心，他跟我母亲说这钱放在家里也是放着，不如拿给他，他给母亲存起来，每个月还能拿利息给母亲。

母亲想着反正自己也不忍心用，能得点利息也是好事，没考虑那么多就给了亲戚了。一分钱没用，就这么给出去了。

婆婆在，母亲还有个依靠，婆婆一走，母亲也失去了主心骨。母亲没能给钟家留下一儿半女，复杂的族群关系，她哪能应付得来。

有权势的人开始出面劝母亲改嫁，母亲严辞拒绝了，她说就算要改嫁，也一定不会在钟崇鑫的老家改嫁。

不得已，母亲只能离开荣昌前往重庆。此时，舅舅工作的造纸厂要迁到台湾去了，临走前特意来找母亲，叫她一道去。

母亲没有去，她有事未了。

和舅舅分别的那天，母亲一直忍着泪，没有哭出来，她把自己最珍视的照片给了外婆。

这张照片中她所穿的旗袍，就是她穿着用给钟崇鑫做衣服的料子所做的。

已经经历过三次生离死别的母亲也知道，母女这一别，何时再见就不知道了。

舅舅离开重庆的时候没有买到船票，只能带着外婆改乘四川公路局班车，经川陕公路离开。

车子开起来以后，外婆在车厢里面嚎啕大哭，邻座的人都来关心怎么了，哭成这个样子，外婆就说是舍不得女儿……

多年后，舅舅的信里还特别提到过这个场景。

年轻时的外婆

当时，母亲在重庆已经没有亲人了，身上也没有钱，她为什么不和舅舅一起离开呢？

很多人问过母亲，我也问过。

母亲沉思了一下才回答我，尽管当时已经明确知道钟崇鑫这个人不在了，但他是怎么阵亡的还不知道，安葬在哪里也不知道。作为他的结发妻子，她要不去了解，就真没人去管了。

但我想，也许实在是钟烈士生前对母亲太好了，钟烈士尸骨还在大陆，她又怎么可能独自去台湾。

母亲的秘密终于讲出来了，我多年的困惑也得到一些解答。我心想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母亲讲出来也好，就当是一种感情的宣泄吧。

但没想到，母亲的心愿并未了。

母亲讲出来，是希望我们兄妹三个，能帮她寻找一下，看看钟烈士阵亡的详细情况，以及葬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信息没有。

在以后，母亲每次一讲到钟崇鑫，就抹眼泪，反复念叨着自己对不起他，没给他生个一男半女，生前也没有照顾好他。

母亲还说钟崇鑫死得太可怜了，他是为国家牺牲的，我们应该找找他，我们都不找，这个世上就更没人管他了。

母亲说得都没错。

但我毕竟不是钟烈士的后人，心里也觉得找钟烈士，有违自己的父亲，更何况这些事也过去了几十年了，找到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听听也就过去了。只是知道大哥在帮母亲过问，过程也很困难，很曲折。

大哥去了南京的档案馆，从里面找到一本旧书，叫《淞沪抗战暨南京失守纪实》，作者叫仇广汉，是当年87师少校师部的参谋。

书里就讲了钟崇鑫参加过的两场战役，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大哥在里面翻到一段文字，提到了钟崇鑫的名字：

“城外部队苦战三日，打到十二月十二日上午，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七师的三个旅已伤亡殆尽，二五九旅旅长易安华、参谋主任钟崇鑫和旅部直属部队官兵全部阵亡于雨花台。”

这是第一次找到关于钟烈士阵亡的描写。

母亲看到特别激动，她立刻就写信给了作者仇广汉，想说了解更多关于钟烈士的事。

仇广汉老先生也很快给回信了，还联系上了当年87师的旅长陈颐鼎，他俩各写了个证明给母亲寄过来。

陈颐鼎还特别提到了钟崇鑫升职的事，这和当年在扬州那通电话里，钟崇鑫跟母亲说的一样。

后来在仇广汉老先生的帮助下，大哥联系上了重庆的黄埔同学会，大哥和母亲去了同学会那边，找到了一本《黄埔同学录》，里面记录有钟崇鑫当年的入学信息，还有哪年毕业的，其他就没有更多信息了。

那天在同学会里，母亲捧着同学录哭得很伤心。

母亲和舅舅通上信的第二年，外婆就去世了。母女俩还是没能见上一面。

自从通上信，外婆就一直让舅舅给母亲寄吃的，穿的，她心疼母亲这些年受的苦。

但母亲却一直觉得自己对不起外婆，都是因为她，外婆才会去的重庆，都是因为找钟崇鑫，才把小妹妹给弄丢了。

那些年，舅舅除了找母亲，也一直在找这个小妹妹。他在台湾认识了一个湖北人，跟对方说起了这段往事。

那人一听就确定，当年寄养小妹妹的地方应该是在筷子街，街上住的人大多都是以制作筷子为业的，把筷子摆在街上就是要晒出里面多余的水分。

两岸通信联系上母亲后，舅舅还写了一则寻人启事，登在武汉的报纸上，上面留了母亲的电话。

然而直到现在，母亲也没有收到过任何关于妹妹的消息。

外婆临终前，让舅舅把母亲的旗袍照片给寄了回来，母亲拿到照片，自然又想起了钟烈士。

就在外婆去世的那一年，母亲第一次去了台湾。我那时在做香烟生意，事情太多走不开，就把母亲送到了广州，委托旅行社带她去了台湾。

这一次，母亲在台湾待了三个月。

舅舅后来给我写信说，他这一生最难忘的就是两个场景：一个是当年他去往台湾，母亲在车上的痛哭；另外一个是姊姊到台湾拜祭外公外婆，跪在灵位前的痛哭。

两个女人的痛哭，隔了半个世纪，那是她们颠沛流离的半生。

舅舅的信

我劝过母亲，再苦再难也都是过去的旧事了，要自己放下，我想母亲能安度晚年，不要为这个事过多地操心。

可母亲每次提到这些陈年旧事，都会哭。

那时候我们家条件已经不错了，但还是明显感受到母亲精神上的不愉悦。大哥和我说，他夜里看见过母亲在偷偷地抹眼泪。

我们都知道，她还是想找到钟烈士。

到了2012年，母亲已经90岁。一天母亲突然病倒了，送到医院的时候全身颤抖，站都站不稳。我扶着她，把她紧紧抱住。

母亲眼神直勾勾地看着我，那眼神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就是很不舍，我能明显感觉到她强烈的求生欲，一种想办的事情还没办成的遗憾。

医生检查完建议最好做手术，但风险比较大，开始征求我们子女的意见，要不要做。母亲在病床上听见了，就直接告诉医生，说不要紧，你做就好了。

手术之后母亲病情稍微好了一点，她就躺在病床上，跟我讲，钟烈士这个事情，还是要我过问一下，要我来帮她操办一下。

我心里清楚，母亲一般是不会轻易开口要求我的，因为她也知道我工作忙，分不开身。如今她跟我提到了这个事情，我马上就答应了。

我说好，我替你办。

但是我也说了，因为还有工作要忙，所以可能空闲时间不是很多。

母亲听了就对我讲：“我不是一定要你马上办，你心里面要有这个事，有时间就帮我办这个事情。”

陪母亲生死走了一遭，我深感作为母亲的儿子，从尽孝的角度讲，我是应该去做这件事情的。

尤其钟崇鑫还是一名抗日的烈士。

母亲的这一个心愿，告诉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我相信都会乐意帮助母亲的，帮她去完成这个心愿。

以前我总觉得自己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心里难免还是有些不好受的地方。但是这一次，我自然地心无芥蒂去帮母亲了。

虽然答应了母亲，但其实我心里是没有底的。因为办这件事情，找不到切入点，我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着手，这是最困难的事情。

目前只知道书上有一段关于他的记载，有黄埔同学会的记录，但还是无从下手。

我去了区民政局，通过跟经办人交流，叫我去市民政局找一个人。

我去市民政局找到了那个人，他告诉我，如果我在南京第二民事档案馆能够查找到钟崇鑫的档案资料的话，他们就可以依据相关政策予以申办烈士。

从市民政局回来，我告诉母亲，可能有一点点希望，要看天意了。如果能查到就好办，如果查不到，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当即就买了第二天的机票去南京。

去南京的头一天晚上，我去母亲家里。

我叫她把能记起的跟钟烈士相关的、有价值的信息，都写上给我。比如他的部队番号，还有身边的战友，无论是哪一位，只要知道姓名、部队番号的，就告诉我。

母亲很认真，很快给我写了好多，上至军长，下至勤务兵的名字，她都写在一张纸上了。

母亲说，她跟钟崇鑫在一起时，除了读书写字，他还教她用指南针，教她怎样识别部队里面的章号、官衔这些，她都记忆很深。

去南京前夜母亲写下的名字

拿着母亲的纸条，第二天我就飞去了南京，去了第二档案馆。

然而过程并不顺利。

在档案馆的门口，我讲明来意后，值岗的几位女士很不配合，明显在敷衍搪塞我。

我解释我来这一趟也不容易，我姓李，不是钟烈士的儿子，他是我母亲的前夫，我只是为了尽孝，帮母亲完成一个心愿。

“你们都是妇女，比我母亲也小不了几岁，应该能体会这其中的心情。”我说得也算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吧。

几位的态度好了一点，至少眼神里没什么敌意了，语言上也要客气许多，开始帮我查。

根据母亲写的信息，我一查就查到了易安华，他是钟崇鑫阵亡时候的旅长。

南京保卫战中，易安华担任中华门左翼阵地防务，多次负伤仍不下火线，在激战中壮烈牺牲。

战事惨烈，由于易安华的遗体一直未被找到，家乡的父老以灯草束装作为衣冠冢，葬于化成岩南麓之侧，供人瞻仰。

2014年9月1日，易安华被民政部公布为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

按理来说，钟崇鑫跟易安华，应该是在同一片战地上牺牲的，但不知道为何，就是查不到钟崇鑫的资料。

虽然没有查到，我心里还是认为这个档案馆应该是有记录的，只是我不能长期留在南京，一时半会查不到。

我当时设想，最好通过南京黄埔同学会帮我介绍一位学生，专业学历史的，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帮忙查，我可以给他一些费用。

但同学会一下也没有合适的人选，我只有先回重庆了。

回家以后第一时间我就到了母亲那里去，我只能跟她讲实话，说情况不是很好，没有找到。

母亲很平静，一边打毛线一边点头，说：“没找到就算了吧。”

看来母亲也是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我在南京这几天，全程她都没有多问过，最多关心一下我落地了没有。

估计是既希望找到，又害怕希望落空。

事情就这么再一次搁置了。

母亲一天天衰老下去，偶尔她还是会跟我聊起这些往事。

有一次她问我，不知道当时在阵亡的前线，钟崇鑫心里面有没有想过她，还有想他自己的母亲。

“怎么不会想呢！想肯定是会想，但也只是那一瞬间。”我这么回答她。

尽管找寻受挫，之后我也还在留意关于老兵的一些信息，我答应过母亲，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两年后，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

一天，我在电视上看《焦点访谈》，里面有一个南京的政协委员在会上，发表对抗战老兵身份认证的看法。

他说，我们在对待抗战老兵的身份认证上，应该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如果当中出现了少数的偏差，也该人性地对待，没有大问题。

就当帮助了一个老人。

我突然预感到，找钟烈士应该是时间到了，因为马上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

我在书桌前写材料

我又重新联系了重庆的黄埔同学会，对方听声音应该是个岁数比较大的人。

我跟他讲了钟崇鑫的部队番号，他对这段历史很熟悉，也很重视。

第二天我就接到了他们的电话，询问钟崇鑫的详细情况。

我讲了之后，结果对方说，他们现在比较关心还健在的，这种去世的就……

他话也没说完，比较婉转。

我也只好叫他帮我留意下，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去办这个事情，可以把我的电话给那个人。

大概隔了三四天吧，重庆的一个女志愿者打电话给我，说她对这段历史很熟悉。

我跟她讲了一下情况，她就一口答应，说马上给我办。她是重庆关爱老兵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之前我都不知道有这样的协会。

他们查消息很快，第二天的晚上就跟我联系了，说找到了找到了。

很快，他们传真过来钟烈士的一张照片。

照片很小，大概一寸的样子。这是钟崇鑫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非常年轻，一身戎装。

看到这张照片，想到母亲这一生的苦寻，我的心情也很复杂。

我把照片送过去给母亲后，她用放大镜盯着看了一阵，就把脸转过去了。

母亲也没有想到，这辈子还能够看到钟崇鑫的相片。母亲很伤心，也很激动，一直拿着照片在哭。

母亲说，钟崇鑫以前总是穿个马靴，马靴上面有条粗链子，他一个年轻军官，走路很用力，老远地，母亲听到脚步声就知道是钟崇鑫回来了。

几十年了，母亲从来没有忘记过钟崇鑫的样子。

我安慰她，事隔这么多年，能够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看到钟崇鑫的照片，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对于钟崇鑫来说也是一样的。他阵亡了七十多年之后，还有人惦记他，已经是很值得的了。

没想到，事情还有新的转机。

黄埔同学会的人说，既然钟崇鑫是参加了南京保卫战的，而且有一定的级别，那应该会出现在台北忠烈祠里面。

他们跟台湾的黄埔同学会取得了联系，经过查实以后，确定了，台湾忠烈祠的排位上的确有钟崇鑫的名字。

很快志愿者就上门告诉了这个重大好消息。

有个志愿者特别细心，她把母亲穿旗袍的那张照片，跟找到的这张钟烈士的证件照放大，合成到了一起。

他们还特意打印出来用相框裱好了，郑重交到我母亲的手上。

自打1935年结婚到现在，这还是母亲和钟崇鑫的第一张合照。

志愿者为母亲合成的照片

知道了钟崇鑫在台北忠烈祠有牌位以后，母亲就坚持要过去祭拜。

这时候母亲都93岁了，还刚做了手术不久，我们都担心她身体受不受得了。

其实在心理上，我是最支持母亲去的。我理解她。我知道这么多年，她内心有多煎熬，多痛苦。

有时候她闲静下来，沉思的时候，我能明显感觉到她精神上愉快不起来，总有事情压在心头。

但我不能一意孤行，如果母亲真的在路上出了什么问题，那我就是姊妹里面永远的罪人了。

最后还是母亲自己说。

她说她已经这么大岁数了，总是要死的，只要晓得钟崇鑫有个安身之处，有个归宿，她就什么都不怕，死了也不怕。

她说，如果她在去台湾的路上走了，带着她的骨灰去见钟崇鑫也行。就算是回来的路上走了，她这一辈子，也够本了。

就这么，2014年11月23日，我们跟母亲一起，从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出发，坐飞机去往台北。

出发前，她交代我们子女，如果路上遭遇什么不测，后事一切从简。

因为经历过日本飞机轰炸，母亲对坐飞机一直是有阴影的。前几次我陪她去看舅舅她都很紧张。

但这一次去台北，母亲克服了自己的恐惧，她一点没有害怕，反而脸上全是兴奋和期待的表情。

到了台北我们一刻也没有耽搁，直接就去了忠烈祠。

志愿者给我母亲准备了一束鲜花，上面写了“妻，张淑英”，交给母亲亲手献上去。

那个牌位就是一个木牌，上面整整齐齐写了好多人的名字，第四排右数第四列刻着钟崇鑫。

母亲一只眼睛蒙着纱布，佝偻着腰，贴上去看钟崇鑫的名字。

她用手就那么摩挲着，一遍一遍地，来回地摸着那三个字。我们在旁边看着，心里很不好受。

母亲在牌位前痛哭，身体又瘦又小的，缩成了一团。她一边哭一边倾诉这么多年的不容易。

等了这么多年，盼了这么多年……

当初两人在车站里分别的时候，话都没说上几句。后来只说是阵亡了，仍旧是死不见尸的，怎么死的都不清楚。

母亲在钟崇鑫牌位前

我们一共在台北住了6天，中间去了忠烈祠3次，每一次母亲都是痛哭失声。

最后一天要走了，母亲就对着牌位说：“我找到你了，但是我不能一直留在这里。我已经93岁了，这一次回去，我就再也没有见你的机会了。”

她说，我们这辈子永别了两次，一次是77年前，你赶赴前线；一次就是77年后，也就是现在。

不只是与钟崇鑫。离开的时候是台湾的表弟送我们到松山机场的，舅舅舅妈都来了。

包括母亲在内，所有人心里面都很清楚，这一次见面，就是母亲和舅舅，姐弟二人的最后一次见面了，不会再有了。

临别的时候在机场，三个老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我在旁边看着，心里很难受。

三个老人都知道，这一次分别今生都没有机会了。

他们岁数都大了，舅舅身体还不好，母亲身体好一点，但是岁数实在太大了。

母亲和舅舅年龄相差不大，打小感情就很好。舅舅还记得从小过节的香包，都是我母亲缝给他的，姐弟分开后他就再也没有挂过香包了。

刚联系上时，舅舅是公务员不能来大陆，他冒着受处分的风险悄悄从香港转道来看我母亲。

回去后，心里更是时刻想着对方，舅舅的女儿之前在美国读书，不时寄一些花旗参、保健油、维他命什么的给舅舅。舅舅每次收到，就特意分一部分出来，再寄给我母亲。

亲情这东西，是什么都斩不断的。

从忠烈祠回来以后，母亲在自己的屋子里也摆上了钟崇鑫的牌位，放上他们的合照，每天都上香祭奠。

有时候我在，母亲就冲着照片说：“钟崇鑫，这是我的儿子也是你的儿子，你喜欢打牌，我儿子也喜欢打牌，你要保佑他哦。”

母亲也是逗我开心。

牌位找到了，祭拜过了，剩下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为钟崇鑫申烈。

这件事不太容易，一个是时间比较久远了，另一个是材料证明还不够清晰。我几次往返民政局，既耗时又费神，自己心里也很委屈。

我跟母亲说，既然台北忠烈祠里有他的牌位，也就算承认了他是烈士，我们也没必要再勉强去申请。

我就说申烈的事情，我可能准备放弃了。

母亲从台湾回来后，心态已经很平静了，她跟我说，办不好就算了，等机会。

“2012年的时候我们怎么找也找不到，现在不是也找到了吗。机会是可以等到的，我们就等一下。”母亲淡淡地说。

现在，母亲是一门心思织毛衣，给那些帮助过她的志愿者织。

之前母亲左眼做过一次手术，整个眼球都摘除了。如今她就用剩下的一只眼睛在织。

她盯着细细的毛线绕呀绕的，有时候白头发掉在毛线上了，她也没发现，就那么把白头发一起织进毛衣里去了。

母亲一辈子不求人，不欠人，她知道自己即将走到生命的终点，她拼命赶，想用这个办法感谢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

每次看到灯下织毛衣的母亲，就想起母亲以前常教导我们，做人一定要地道，要讲情义。你不地道，人家嘴上不讲，心里也是明白的。

母亲的情义也感动了很多志愿者，直到后来她已经卧床了，也还经常有志愿者来看望她，给她带吃的、用的，陪她说说话。

我知道母亲卧床很难受，时间也不好打发，就跟表妹讲好，约个时间，让母亲和舅舅两个老人视频聊天，说说话。

视频接通，舅舅听力很差，只能看看画面。母亲一讲话就会难过，话题不自觉就扯到生生死死上面去了，她说自己真的是活够了，大家听着都不好受。

每次视频完，母亲一夜都不能睡，我也担心她的身体，后来就跟表妹说算了。

最后那段日子里，母亲前后住过两次院。她自己知道恐怕情况不是很好，也很坦然，她自己跟我讲，走了之后，她要穿什么衣服。

母亲说不要那些传统的黑乎乎的寿服，鞋子也是黑乎乎的。她选了一身自己平时穿的，觉得好看的衣服，是彩色的。

遗照也是她自己选的，包括墓地，也是她自己决定的。

当时母亲从台北回来以后，有很多媒体报道了这事。

重庆一家陵园就赠送了一个墓位给钟烈士，说可以赠送两个，另一个给我母亲。母亲跟我讲了这件事，我们姊妹几个就商量了一下。

母亲心思很细，她感受到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些犹豫，毕竟还有我们亲生父亲呢，当然是希望父母能在一起。

我们没明说，母亲主动就没要自己的那个墓位。但她心里还是没放下，两年后又来找我商量。

说她还是决定要跟钟崇鑫葬在一起。

按照传统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旁人没有这种经历，就不能体会，有些闲言碎语的，听到耳朵里也不太舒服。

我们知道母亲的经历，了解她的感情，自然能理解她。最后我们兄妹都觉得，闲言碎语这些都不是很重要，只要让母亲开心就好了，就按照她的意思去办。

母亲一听我们同意，马上表态，说这件事不要我们拿钱，她要自己拿钱。

几天后我带母亲去看了那个位置，就在钟崇鑫的对面，相隔不过七八米的距离。

2021年，刚过完百岁生日不久，母亲安详离世。现在她就安息在自己选定的地方，和钟崇鑫对望着，再也不会分开了。

母亲这一百年，吃了很多苦，但因为心中的信念，完成了别人不敢想的事。

她生前唯一的一个遗憾，就是钟崇鑫申烈的事情。我现在也退休了，有更多时间，我将继续努力下去。

经常有人质疑我们，我都会一遍遍地解释，我们不是为了争这个荣誉，更不是想获得什么待遇，我们都不姓钟。

我跟母亲的想法一样，就是想为烈士正名，想让后人都能知道有这么个人，知道这个名字。

这个过程是很困难，可能也很漫长，但总得有人去做。

我也一直在等，等待母亲说的那个机会。

当我决定要写淑英奶奶的故事时，让伙伴先去查查之前有过的报道。

伙伴看着视频里的白发老人娓娓讲述时，也跟着一遍一遍地掉眼泪。她说心疼奶奶，理解奶奶，但很难认同奶奶。

伙伴是个95后，在她看来，奶奶是个琼瑶剧女主似的形象，是自己不放过自己。

我听完很诧异，这就是年龄的差距、时代的鸿沟吗？

直到我带着她和长贵叔详聊了三天，每天两三个小时，奶奶的形象才在伙伴的脑海里立体了。

伙伴说，奶奶身上的标签不再只有“苦守” “忠贞”，她是一个能在战乱里孤身活下来的女人；是一个能在丈夫失意后，一手撑起一个家的母亲；更是在所有人都不看好时，坚持让万千国人记住钟崇鑫这个抗战阵亡将士。

奶奶没有想那么多的家国大义，她只是在坚持她心里认为对的事情，无所谓值不值得，有没有意义。

这份纯粹和坚守，我想无论放在哪个时代，都是值得被珍视的。

编写：霞姐 佳汇

（照片由讲述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