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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底，天寒地冻、北风呜咽。 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室里，一名工作人员匆匆走到正在主持会议的教员身边，轻轻耳语了几句。蓦地，教员的表情凝固了，稍顷，他面容肃穆地缓缓站起，沉痛地说道：荣桓同志不幸去世了…….让我们默哀三分钟，来缅怀他、悼念他。 在其后的几天里，教员心情沉重，思绪万千，如烟往事奔涌心底，数夜辗转难以成眠，遂成诗一首《七律.悼罗荣桓》： 忆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鸱鴳每闻欺大鸟，昆鸡常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字里行间，追忆往昔的峥嵘岁月、缅怀曾经的袍泽故人，亦表达出对今后党事国事天下事的深沉忧虑。可谓是情谊满满，哀惋连连。 那么，诗中所称的国之“疑难”何指？——其密钥则为前句的 “战锦”二字。诗无达诂，各派注家对这两字的理解不尽相同。笔者认为，联系60年代初、特别是其后几年波云诡谲的国内形势，这两个字最可能的含义就是字面意思，即指辽沈战役中的“锦州之战”——这是一段大家熟知的公案。其时，在确定辽沈战役的关键战略取向，即先打锦州还是先打长春、掐脖子还是揪尾巴的问题上，林彪几经反复，甚至直接违拗教员意图、几乎导致中央“关门打狗”的整体布局落空，反映出其在重大战略视野上的偏狭和短视。罗帅时为第四野战军政委，自是极力规劝、晓以利害，苦口婆心、多管齐下，不排除关键时刻发挥我军政治委员在监督执行上的独特作用，使得林彪最后下定决心、挥师锦州，为辽沈战役胜利一举奠基。教员在接到以林罗刘（亚楼）名义发来的“打锦州”电报后，表示“甚为欣慰”。——笔者以为，在写下这首悼诗的时候，教员心中的“国之疑难”，一定是关于林彪的进一步使用、即接班人问题。教员对林，有肯定、有批评，更有为师者对佳弟子的偏爱与提携，但能否让他做为接班人、最终授以国之重器，也是犹豫的、彷徨的。毕竟，林在此前的历史上，是有过几次相似于“战锦”之类情形的。比如，在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期间，教员重新获得对红军的指挥权后，林困惑于行军时时而走大路、时而走小路，时而走弓背路、时而走弓弦路，有时又在走回头路…….认为“会把部队拖垮”，遂直接给中央写信，建议由彭德怀负责前敌指挥及行军路线等,教员只负责战略方针等重大问题的确定，被教员斥责“你一个娃娃，懂得什么？”再如，井冈山时期，林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提出疑问，这固然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敏感多思的青年革命者在向师长求教，但其疑虑的、忧郁的、不很坚定的情绪亦不时可见端倪。再此前，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利、朱德陈毅率余部转战湘南粤北等地时，林 也有过开小差后又返回部队的经历。诸般往事盘旋在心头，这其中的对与错、是与非、幼稚与成熟、本色与外观……饶是教员这等大政治家、战略家，阅人无数、算无遗策，也不禁心有所惑、徘徊不定。---而罗帅，偏又是对林知根知底、洞若观火的人。早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林、罗即在后来的红四军（不是朱毛会师时的红4军）搭过班子，分任军长、政委，后林任红一军团军团长、罗任政治部主任；抗日解放战争时期，林任八路军115师师长，罗任政治部主任（初为政训主任）、后任政委；解放战争时期，在第四野战军更是“林罗”并称。因此，罗对林知之甚深；林对罗，亦是尊重的。今罗帅久病辞世，教员大恸之下，由罗及林、追昔抚今，自然而然生发出“国有疑难可问谁”的哀婉与叹息，这当是情理之中的自然逻辑表达。故人已逝、疑难未解，但形势逼人，教员还是在数年后明定林为接班人并写入党章，历史的走向便不可逆转地出现了偏差。 当然，对“战锦”二字，还有一种理解，认为是取自李白诗“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意指胜利后出现的骄傲、奢侈、甚至堕落等现象。为了整治清理这些现象，需要问计于一直保持革命本色又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罗帅，遂有“国有疑难”之说。笔者认为，此种理解也不无道理，但综合来看，还是倾向于前说。 罗帅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杰出代表，亦被誉为政工“巨匠”。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后，即先后担任连、营、纵队（相当于团级建制）党代表，军政委、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八路军组建后，任115师政治部主任、政委，直至解放战争时期出任我军最大的战略方面集团——四野政委；建国后担任首届总政治部主任、总干部部部长等职。 我军政治工作的实质，一言以蔽之，可以概括为；凝心聚魂、思想建军——这一思想，毫无疑问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下的无产阶级建军思想，这是有别于国内外一切军队的根本标志。罗帅是这一思想的倾力践行者。早在井冈山时期担任连党代表时，即创造了艰苦环境下所在连队无一人“开小差”的奇迹，彰显了政治工作直指人心的伟力。红四军九大即古田会议召开时，罗帅受邀出席，以一个基层政工干部的切身感受发表真知灼见，教员惊叹：“罗荣桓是个人才，我们发现晚了。”窃以为，从井冈山时期开始，年轻一辈里得到教员真传的，军事上首推林彪、政治上则罗帅为第一。几十年革命生涯中，罗帅为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探索实践了一整套理论和方法，包括：“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是提高部队战斗力”“政治工作的基础在连队”“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在干部教育”“战斗力不仅取决于军事技术的高低，而且主要的是取决于政治工作的强弱”…….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政治工作从无形到有形的重要载体和支撑。 通过以上论述，如果直观地认为，罗帅仅仅是“政工元帅”或者仅仅擅长政治工作，则又有失片面了。我军十大元帅，每一人均在军事、政治、根据地建设、地方工作等方面广有建树，换言之，均可军政一体、经略方面。于罗帅而言，展现这一特质的自然是山东根据地大发展时期。 1939年3月，罗帅和时任八路军115师代师长陈光率115师师部及主力一部挺近山东。其时，山东地区已有八路军山东纵队，黎玉任政委、张经武任指挥；八路军第一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委；在党的领导上，中共山东分局由朱瑞任书记，罗帅等为委员；在协调党政军民各类关系上，又有山东军政委员会，朱瑞为主任，罗帅、徐帅等为委员（1941年罗帅为主任）；此外，还有我党领导的其他武装力量不一。这一格局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1943年3月，中央决定在山东施行“一元化”领导，由罗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八路军115师政委兼代师长、新组建的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统一领导山东根据地党政军工作——这一情形，与大约3年之后由林彪任中共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从而扭转东北局势的一幕极其相似。 自此，山东局面有了一个大的改观。教员不无欣喜且自豪地评价说：“山东换上一个罗荣桓，整盘棋就下活了；山东活了，全国也就活了。”这是一个极高的评价，充分表明山东根据地当时在全国局势中的极端重要性。那么，山东这盘棋是怎么“下活”的呢？ ——在总的策略上，罗帅提出“插、争、挤、打、统、反”的六字方针。插，就是插入敌方及多方势力的空隙地带，继而由边缘插入腹地；争，就是广泛发动群众，争取一切抗日力量；挤，就是挤掉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顽固势力；打，就是坚决打击日军和汉奸武装；统，就是同积极抗日的国民党军疏通团结，保持统一战线；反，就是反“扫荡”、反摩擦。 ——在军事斗争上，罗帅根据山东地区敌我力量对比，坚持化整为零、大规模发动游击战。带领山东军民创造了“麻雀战”“车轮战”“地雷战”“蜂窝战”“神经战”等战斗实践，创造了人民战争的新范例；针对日寇“铁臂合围”及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提出“敌人打到我这边来，我就打到敌人那边去”的“敌进我进”和“翻边战术”策略，成功粉碎历次日伪大规模围剿。——写到这里，也就是在涉及这一时期罗帅的军师思想和斗争实践时，我不禁想起一个朋友的讲述：他的父亲当时是山东根据地的基层军事干部，他说罗帅当年定下的指标是，一个区中队每个月只要能干掉一个日本兵就可以，就算完成任务。——什么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就是了。 ——在政治和群众工作、根据地建设上，罗帅明确部队的重要政治任务是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提出“游击战的普遍开展，不仅是军事的，而且是政治的；不仅是军队的，而且是人民的”。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山东根据地已有正规部队27万人（约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民兵上百万人，为支援东北解放及此后一系列重大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部队基层政治工作上，反复强调“基础在连队”，要求对战士们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应有“充分的现实内容，切忌任何抽象”，连队军政主官要像“老师教学生、兄长带幼弟”那样对待战士，使他们逐步提高觉悟。最终把山东部队建设成为了“铁一样的党军”。 以上种种，不一而足。正是在这一时期，罗帅充分展现出经略方面的文韬武略，使山东成为稳固的“老解放区”。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进军东北，调派兵力的基本规则是按照部队所处区域位置就近梯次叠替，例如，山东方面派主力部队入关、江南华中部队再依次填充山东地区，以此类推。在这一过程中，罗帅亲率山东军区主力部队6万余人及若干个“基干团”、6000余名地方干部分海、陆两路挺近东北，这些部队成为后来公认的东北野战军主力。山东部队余部则组建为山东野战军，后与华中部队合并成为实力强大的华东野战军（三野），另有部分划入中原野战军（二野）。 罗帅久病不治，在十大元帅中辞世最早，享年仅61岁，令人唏嘘不已。其病症为肾衰竭、病因则起自1929年。其时，年轻的罗帅身为红军连队指导员，在攻打梅县的战斗中身先士卒，腰部中弹、右肋贯穿，限于当时医疗条件简陋及戎马倥偬、工作繁忙，医治效果自是有限。40年代初，罗帅已出现便血、尿血等症状，腰痛不止，只能以手抵腰、几至行走困难。万般无奈之下，罗帅致电中央，请予准假治疗、休息。教员接电后踌躇再三，回复说：“如果您的病不是很严重，暂时难以得到休息的机会。”并旋即协调指派当时在新四军军部的奥地利医生罗生特赶赴山东为罗帅诊治，因没有必要的医疗检测设施，罗生特只能诊断罗帅右肾严重病变并予保守治疗，使病情稍事缓解。以上，说明在当时极为严峻的斗争形势下，罗帅之于山东不可或缺，教员也只能忍痛作出暂时不能休息的决定；后局势稍缓，即安排罗帅先暂寓朝鲜治疗，当获知他右肾癌变时，又即拨“巨款”并亲笔致函苏共领导人，将罗帅转至莫斯科医治。 1946年，罗帅在莫斯科被摘除右肾，医生在伤口破裂再度缝合后，叮嘱要至少休养三年，其时东北战事吃紧，罗帅待病情稍缓即返回国内，至1947年，仅剩的左肾亦出现病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罗帅强忍病痛坚持工作，主持东北土地改革，开展大规模剿匪斗争,稳定了有1400余万人口的东北根据地，继而扩建了庞大的二线兵团，彻底改变了东北各方势力格局，为前线提供了充足的兵源和物资保障，从根本上保障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在此期间，罗帅不仅抱病忘我工作，展现了共产党人的伟大奋斗和牺牲精神，还在一系列非关键“小事”上以身作则，展现出我党我军领导人的高贵品质，例如：从苏联返回后，即将教员批给他的医疗“巨款”作为抚恤金发给烈士们的家属；在哈尔滨看到自己的住房是一幢二层别墅时，即搬到肖华处同住，说自己不必住得那么宽敞；在前期率军挺进东北时，进军途中遇见先期入关的其他地区部队，该部首长不知道罗帅身份，在罗帅向其了解情况时反而成了“汇报工作”，罗帅不以为忤、而是向他详细介绍山东部队特点；自己病情反复，需要长期医护照料，却不愿麻烦组织和他人，尽可能维持最一般的医疗条件……这些点点滴滴，都是共产党人精神、情怀、境界的真实写照，罗帅由此被当时东北同僚誉为我党我军的“圣人”，这一称呼后被教员引用，并补充说，罗帅是老实人、实在人——我理解，这里的“老实”“实在”，都是指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对工作、对事业的孜孜以求、无私奉献。 罗帅之“圣”，还表现在很多方面。 比如，注意工作方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林彪是党内军内公认不太好共事的领导人，但罗帅和他长年搭档，相处总体融洽，以至于在红军初期，教员感慨地说：“谁说林彪不好共事，你们看，罗荣桓就和他共事得很好嘛。”从多年的实践看来，罗对林尊重但不盲从，日常工作上照顾林的特性、顾及林的权威，在东北时即支持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事上、并称之为“林总的重点主义”，而自己则全力抓政权建设、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干部配备甚至后勤、兵工等——但又能常常在关键时刻对林及时提醒提示、发表不同意见甚至行使政治委员的特殊责任；林对罗亦是敬重的，基本能以同僚、搭档、战友相处，没有明显的不满表示和“内卷”现象，罗帅逝世后，林默默流泪、亲往守灵，题写挽联“良师益友”，并在《解放军报》上发表挽辞悼念： 六亿人意气风发，日月重光，万里长征，方期任重道远； 数十年风雨同舟，肝胆相照，一朝永诀，痛失挚友知心。 笔者认为，这“良师益友”“挚友知心”数字，当是林彪内心对逝者的真情流露。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罗帅善于从大处着眼待人待事，讲究方法，懂得进退攻守，得到多方面认可和拥戴。 再如，在大的是非面前有担当、敢作为，一切出以公心，不讳言、不饰非。50年代初，我军全面学习苏军，在是否施行“一长制”、将政治委员改任同级军事副职一事上有较大争议，且一度被提上日程，罗帅对此结合我军光荣传统和革命历程，力陈保留并发扬政治委员制度的极端重要性，得到教员和中央认可，这一制度遂在建国后更加定型，并被写入50年代中期制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50年代末，林彪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前，教员征询罗帅意见，罗帅从林的性格、身体状况及当时国防部长的职位要求等角度出发，坦言林不适宜担任这一职务，教员虽未采纳但几年后也认为罗当时的意见是对的；60年代初，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提出学习毛泽东思想要走“捷径”、找“窍门”、“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等意见，对此，罗帅提出应慎重考虑，不能庸俗化地学习，要重在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及其精髓、要义和活的灵魂——实质上是抵制了军队思想政治建设上庸俗化、功利化的主张和做法。 又如，公而无私，不计个人名利，善于为别人着想，保持坦荡家风。55年我军首次授衔时，罗帅是具体主持者，当他得知中央确定自己是元帅人选之一时，则以自己参加革命晚、贡献小以及有利于评衔工作开展等为由，主动向中央请求不要授予自己元帅；50年代中后期，罗帅肾病加重并伴随高血压、心脏病等，为不影响工作，又主动向中央请辞总政治部主任等要职，都没有得到中央同意。教员回复说，身体不好，可以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几个干部谈谈话、批阅少量文件，就会好些。后来病情更重，他不要公家照顾，自己出资400元订做一个特质卧床，便于在床榻上工作、治疗。60年代初，罗帅尿毒症已是晚期，那时技术水平不高、也没有经验，每次治疗需要向病人身体内注入1000毫升生理盐水、过半小时后再抽出，导致腹部肿胀如鼓、苦不堪言，但罗帅始终不吭一声、反而鼓励医务人员自主放手治疗；尿毒症后期病人皮肤瘙痒难耐，只能以热敷稍事缓解，因掌握不好“火候”，有时候皮肤被烫出水泡，罗帅强忍痛楚，不向医务人员说一句重话。在久治不愈、弥留之际，罗帅想到的是让家人在自己去世后搬出现在的住所，不要给组织添麻烦，唯一叮嘱孩子的是“要永远跟党走”。 罗帅走后，教员悲痛不已，除作诗悼念外，还陆续评价了30个字：无私利、不专断，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清、做得完，撇得开、放得下——在这里，就以这30个字作为导师、统帅、战友对罗帅之“圣”的盖棺论定吧。 综观罗帅一生，同教员相知甚深、始终如一，深得信赖，被称为“可以共事一辈子”的人。笔者以为，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得炉火纯青、入脑入心，重要的一点，就是像罗帅那样，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身先士卒、向我看齐，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箴言真信、真学真做，推功他人、诿过自身，默默奉献、甘居人后……这些，罗帅确是典范和楷模，不愧为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这些优秀品质，对共产党人而言，当为后世法、应为百世师。在我党我军开国元勋中，罗帅声名并不太为普通民众、特别是后来年轻人所熟知，很大一个原因是他的低调、谦逊、朴实无华。他从不表白，却每每于无声处发出黄钟大吕之音，金声玉振、经久不绝；他说到做到，却总是把成绩和顺达归于别人，把过失和委屈留给自己。这，就应当是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圣”、人格之“圣”、德行之“圣”、境界之“圣”吧！正是： 政治建军，吾党所宗。筚路践行，罗帅首功。 学思悟做，卓成系统。直指人心，乃有大成。 井冈浴血，草上飞鸿。红四军中，林罗并称。 长征路险，黄河水浓。挥师太行，盘活山东。 敌进我进，翻边对攻。人民战争，遍地英雄。 进军东北，捷足先登。经武整军，首在政工。 稳定后方，我党声隆。物阜民丰，泉源无穷。 辽沈决战，迭挫顽凶。力挺战锦，方得始终。 经年累月，夙夜在公。克勤克俭，主义是从。 思政工作，杜绝空洞。切中要害，重在基层。 虚功实做，风虎云龙。于无声处，大吕黄钟。 以身作则，甘苦与共。不计名利，我自从容。 识人善任，目力如炯。甘于奉献，揽过推功。 浩荡春风，允公允能。人而无我，曰仁曰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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