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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宝石婚”之《觅悦循踪:1983-05-31》

 张湘晋 2023-05-31 发布于山西

(高铁“晋中站”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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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宝石婚”之《觅悦循踪:1983-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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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不美润桑梓水  亲不亲欢故乡人

万难旅践双谐诺  一牵手尊百世忱

解释:

“桑梓”-桑树、梓树,借指故乡。“万难”-毛主席语录中有“排除万难”句,指无数困难。“旅践”-旅行实践。“尊”-敬重;推崇。“百世”-喻夫妻白头到老。“忱”-诚信、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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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假紧接上夜班  细心工友察我憨

一孔二钻三丢盹  石头准我早家还

解释:

       按计划本应29日到家后休息两天再上班,因上海挤占逾期,搞得今天才回来。虽然人困马乏,还得先去车间销假兼请示明天作息班次。没料到一进班组就被班长石克照师傅抓差赶工!当月最末一天,我的岗位车床上早没活儿干了,“石头儿(我们给石师傅的昵称)”见我白夜班交接时分赶来遂不由分说安排本人到末道工序的钳工钻床上帮忙。这下好,原以为销假后就可以回家休息,结果是在钻床上一边打孔一边丢盹,差点儿把孔钻到它二奶奶家去!工友竺凤宝女士见状赶紧找石头儿为我陈情(石师傅一开始真不以为我是乘夜车早上到家没做修整就来上班的),于是批准我赶紧回去休息明天来上二班(17时0分至0点59分)。“憨”-此处作精神“萎靡不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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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圈标记从左到右为几任班组长薛喜年王志清郑吉星(上图)

郑吉星薛喜年王志清(下图)

*(没有找到有老班长石克昭师傅的照片. 甚为遗憾)

(上图居中是我又一任班长张跃华先生  张班长已仙逝多年  笔者曾听信谗言当众责骂过张班长  但他对我却一直很照顾  每念及此不禁自惭不已)

拙作“个人图书馆”链接:《经纬留念》《经纬风云录》“伊甸园”的遐想《秋风秋雨'经纬’吟》(二)《秋风秋雨'经纬’吟》(三)《秋风秋雨'经纬’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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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火车西站是中国建筑史上最具特色的建筑之一,被誉为中国最美最文艺的十大火车站之一,至今都是游客争相拍照留影的旅行打卡旺地。该站由林徽因设计,梁思成审定。1928年建成站舍跟票房,1929年建钟塔,1930年建塔亭(高29米)。建成时命名吉海铁路总站,占地面积897平方米,是东北第一条中国人自建铁路的火车站。设计理念坐北朝南,造型如雄狮伏卧,狮尾被巧妙地设计成钟塔,结合了哥特式风格的尖形屋顶设计。与德国建筑师设计的济南火车站形同姐妹。现在济南火车站已荡然无存,而吉林火车站作为有文化历史意义的老建筑被完好保留下来供游客参观欣赏。两站命运迥异,令人扼腕嗟叹!(上下图)

  下图是济南老站大厅穹顶

(上列多图系山东济南火车站遗照。1981年和一帮文友曾到此一游。1983年蜜月旅行最后一站即从这座哥特式建筑内购票乘车回家。该站由德国建筑大师赫尔曼·菲舍尔设计,始建于1908年,耗时4年,于1912年建成并投入使用。该站曾是亚洲最大的火车站,登上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的建筑类教科书。二战后,西德出版的《远东旅行》将这里列为“到远东最值得看的第一站”。可惜 1989年,在对济南老火车站是保留进行改造,还是彻底推倒另起炉灶的问题上,高层人士和专家学者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992年3月方案最终敲定。当年7月1日8时5分,老站钟楼上精准的机械钟永远停止了转动,伴随着济南人走过80个春秋的老车站退出了历史舞台。钟楼上那口大钟,已被有关部门作为文物收藏。据说时任济南市长谢玉堂主持拆除<一说为市长翟永浡>。谢玉堂这样解释:“看到它(济南老火车站)就想起中国人民受欺压的历史,那高耸的绿顶子(穹顶)…就像希特勒军队的钢盔。”建筑拆除时遭到市民和学者的强烈反对,德国方面要求回收大钟,但未果。同时遭拆除的包括一直被当作殖民记号的日本宪兵本部大楼,德国电报大楼,瑞蚨祥老店甚至万竹园前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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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八图系榆次站今貌)

  

  

(一段时间治安很差  注意上图右侧两位手持警械的特警)

  

  

四十年前蜜月旅行出发与归来都是绿皮火车(上图)有利于节省住宿费. 下面快车则无此功效

(从这个牌示可以看出榆次“石太线”“同蒲线”“太焦线”交通枢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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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榆次有了高铁. 下图与题图同为“高铁晋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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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图片均系榆次老城景致  我们的“新房”就在老城中“城隍庙”后面的“庙后街”一个大院中. 属于“公经产”. 那时的年轻人是不存在因没有房子结不起婚这个问题的)

  

(上图就是“城隍庙”建筑群)

  

  

  

  

  

  

  

  

  

  

我和小伴儿共同母校榆次第二中学的大门牌楼“棂星门”. 现已恢复前身“文庙”(上下图)

  

与“棂星门”隔“龙王庙街”相对的是这个年轻的石牌坊(上下图)

  

(石牌坊南面有了年轻的“六龙照壁”)

  

  

  

(图片大多采自网络  特此致谢佚名作者  如侵告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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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个人图书馆链接榆次》

笔者有关榆次的小不点拙作:《榆次方言》《榆次俚语》《故乡榆次》《榆次小五台一览》《榆次老城雪后游》  藏头诗《故乡榆次》《七言“一、两”榆次》《榆次火车站》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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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有关榆次的大作:榆次历史   历史中的榆次   榆次地名传说   榆次老街故事   榆次趣闻轶事   榆次老城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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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次历史”节选:

       榆次县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发生过一次撤销和一次搬迁。北魏太平真君九年(448年),榆次被并入了并州太原郡的首府晋阳县。与此同时,将原本位于平遥的中都县迁置榆次县城东八公里处(今南合流村)。原榆次县的辖境等于是被晋阳县和中都县瓜分了。但仅仅两年之后,又恢复了榆次县,从此,原榆次县的辖境分由榆次、中都二县分治。

       古代的行政建制往往因人而设,从这一系列分分合合,大致可以推测出,在北魏中前期,很可能在榆次境内发生过较大规模的人口格局变化,原先的县城很有可能因战争或者官方的移民而人口锐减,而在县城东十五里的山麓下,因为便于军事防御,或因官方的人口迁移,很可能聚集了大量人口,甚至有可能就是从原中都县(平遥)迁至此处,这才有了移治中都县的必要。后来仔细翻检史籍,这一推论果然大致不错,在同治《榆次县志》中提到“信都城,在榆次县东十八里,北魏时侨置”。当时的信都县位于河北,是冀州的首府,榆次城东的这个“信都城”应该就是信都人逃到榆次境内后设立的侨县。这个侨置的“信都”据中都城不远,可见城东由于其特殊的地形,易守难攻,又位于交通要道处,确实是当时的移民聚集的地方。

       北魏中都故城的遗址我曾多次寻访,那里已是太行山麓,地势较高,丘陵环绕,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且为潇河、涂河交汇之处,水量充沛,但平地狭窄,难有大的发展。距河过近,且处于河流落差较大之处,易受水患威胁。

       二县分置的格局直到北齐文宣帝时,中都城被改道的潇河冲毁,北齐政府将中都县移入了榆次县城内,并且撤销了榆次县,二县重新合二为一,北魏之前的榆次县的全部辖境此时便称作中都县了。隋开皇十年,又恢复了古名榆次。自此以后,榆次城址和名称再无调整,县域内部格局趋于稳定。金大定年间,将四周的部分村落划入周围各县,此后榆次的县域范围也再无大的变更。

       顺便提一点,由于“中都”的屡次迁徙,不同时期的中都究竟在哪儿,也成为了历史上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对于其他时期和地域的中都城,我所关注的并不多,但历史上榆次境内的中都当如我前文所述无误。清人高士奇的《春秋地名考略》依据杜预作注的行文特点,推测《史记·秦本纪》中的“伐赵取中都”即是指榆次的中都:“今太原府榆次县东十五里有中都城,与界休之中都相去甚远也,此县晋时仍在。如果在界休,杜预即当直云今县,如野王、长子之例,乃云中都在界休东南,便知非一地也”。这一推论实在是于史无据,主观臆断。榆次中都城在北魏时始置,前文俱已表述。不论别余,只“中都在界休东南”一句,即可从地理上断定这里的中都非榆次之中都。而马保春《晋国地名考》赞同高说,反倒质疑正史:“北魏这一迁,不知何据”,实在是犯了历史和地理的双重错误,这才是真的“不知何据”。

       北朝时期榆次建置混乱,网上常有榆次在“北魏、北齐两度易名中都”的说法,这是错误的。梳理史料可以得出结论,从北魏开始到隋朝初年,公元448年到公元590年的时间段内,中都县在榆次境内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在北魏到北齐时期,中都县只管辖榆次的一部分,县城也在南合流村一带;北齐到隋时期,中都县并掉了榆次县,榆次全境都属于中都县管辖,县城也搬到了榆次城里。后人误读史料,认为榆次曾两次改名中都,这是不对的,只能算改过一次——也就是北齐。

封建社会榆次的两个发展高潮

       从隋代榆次基本定制以来,内部的格局变化已经基本结束,但外部的环境却会引起榆次的起伏波动。在唐宋和明清两段时间内,榆次迎来了两个相对繁荣的发展高潮,都是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有着深刻的联系的。

1、唐宋时期。

       这一时期榆次的兴盛主要是依托于太原的兴衰。

       从尔朱荣、高欢、杨广到李渊、李世民父子,再到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石敬瑭、刘知远、刘崇,皆以晋阳城为大本营,或遥控中央,或直取关洛,或割据一方,太原也因此而得到了“龙城”的别号。自北朝后期开始,晋阳成为北魏、东魏、北齐的实际上的政治、军事中心以后,太原地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地位不断上升,由两汉时期经济人口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的“幽、并苦寒之地”,变成了大唐的北京,李白诗云“天王三京,北都其一”。横跨汾河的晋阳三城,周回四十余里,面积是明清太原城的四倍。作为太原畿县的榆次,自然迎来了一个繁荣的机遇。从人口上看,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北京太原府人口为“七十七万八千二百七十八”,共有十三县,平均一县五万左右,这个数字不仅高于当时的平均数字(据《旧唐书》数据当为三万左右),更要远远高于西汉时期的人口,而此时的全国总人口数(“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却和西汉极盛时相比更少。足可见农业经济的长足发展。此外,唐初实施府兵制,在榆次即设立两个军府(长宁府、洞涡府),亦可窥其地位。

       北宋在灭亡北汉的过程中,晋阳城的坚固顽强激怒了赵光义,为了防止再次在山西出现割据政权,赵氏火烧晋阳,千年名城毁于一旦。并且降太原府为并州,将并州的州治移至榆次。大批的太原难民和赵宋官吏涌入榆次,不难想象,此时的榆次一时人员辐辏。可惜当时的史料比较缺乏,未能详尽描述。三年后,潘美营建了新太原城,榆次结束了作为并州首府的历史。在宋代经济发达的大背景下,太原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此时的榆次人口,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据《宋史·地理志》,崇宁元年的全国总人口数仅为“四千五百三十二万四千一百五十四”,但太原府就有“口一百二十四万一千七百六十八”,共十县,平均一县十二万余人。对汉、唐数据,北宋太原地区社会的繁荣,亦可略见一斑。

2、明清时期

       榆次更为繁荣的发展高潮是在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中后期。这一时期榆次的兴盛主要是依托于晋商的繁盛一时。

       晋商这一庞大的商业群体内部往往以县为单位存在着不同的小商帮,各有特色,面向不同的经营范围,存在不同发展的状况。榆次商帮是晋商中举足轻重的一支,和其他商帮相比,主要有一下几个特点:

一、巨贾和中小商人齐头并进。车辋常氏、聂店王氏、王村郝氏等等一大批鼎盛时期资产上百万的巨商家族层出不穷。而全民皆商的情况在榆次更为明显,乾隆年间,风调雨顺,物阜民丰,榆次素以农业发达著称于晋,商民竟已占总人口的十分之六,自不必说道咸以后。比如,民国时期,兴县的商铺有本地帮和榆次帮之分。宁夏的商铺大抵皆是榆次、平遥、万荣、临猗四县商人操控,这些都可以看出榆次中小商人的势力。

二、经营地域以北路的内外蒙古、东三省、京津、俄罗斯为主。

三、经营范围杂。榆次商帮长期在茶业、盐业、烟铺、杂货、银号、钱庄、票号等领域广泛涉猎。

四、以经营贸易为主,制茶贩茶业居于龙头,票号业相对不如祁、太、平商帮发达。榆次商帮更多地是经营运输贸易行业,所以从南方贩茶加工转销俄蒙的制茶叶随之较为兴盛。在清中期,恰克图的100余家茶庄基本上皆是榆次、太谷、祁县三县茶商开办,车辋常家是其中当之无愧的领袖。而在票号领域,榆次商人却极少涉足,或仅仅是浅尝辄止,可能是贸易行业占据了榆次商帮的主要精力。

五、对外贸易领先。最具代表性的即是车辋常氏,常氏经营对俄贸易二百年,极盛时期垄断中俄贸易十分之四。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一度被称作“人参财主”。

       在这样商旅往来的繁华喧嚣中,榆次随同平遥、太谷、祁县、介休、汾阳这些晋中不起眼的县城,一道成为了全国最为富庶的地方。

三、历代榆次人口数据对比(略)

四、当榆次成为“晋中”

       顾名思义,“晋中”即山西中部,这显然是一个地理区域的名称,而不像是一个城市的名字。今日的“晋中”一词却被赋予了四重涵义:

1、城市意义上的“晋中”。即榆次。
2、行政区划上的“晋中”。即地级的“晋中市”,包含所辖一区(榆次)、一市(介休)、九县(太谷、祁县、平遥、灵石、寿阳、昔阳、和顺、榆社、左权)的范围。
3、狭义的地理区域上的“晋中”。即太原盆地,主要包含太原、晋源、榆次、太谷、祁县、平遥、介休、文水、汾阳、孝义、交城、清徐等县、市、区。
4、广义的地理区域上的“晋中”。包括行政区划上的太原、晋中、吕梁、阳泉四个地级市(有的观点认为还包括忻州)。和“晋北”、“晋南”、“晋东南”等概念相对。

       把一个地名搞得如此复杂,自然会引起民众的怨声载道,当年榆次改晋中的时候,就受到了极大的情绪抵制。

       其实这样的地名性质的变化,晋中并不是特例,古代的太原、现代的吕梁都是如此。以太原为例。“太原”,顾名思义,“大之甚者谓之太,高而平者谓之原”,即大平原的意思。从春秋时期开始,专指太原盆地,是一个典型的地理区域名称。但随着晋阳城的兴起,晋阳成为了太原地区的核心,“太原”这个地名也逐渐地落在了晋阳的头上。秦统一后,正式在晋阳设立太原郡,从此“太原”成为了晋阳的固定名称,发生了由地理区域名称向城市名称的转变,而她原本的名字晋阳反倒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其实,我发现这是伴随着一个地区中心城市的逐渐凸显带来的一种必然。行政区划的中心一定会设置在该区域的中心城市,久而久之,行政区划的名字也自然“由面到点”地“浓缩”到了它的治所。比如扬州、徐州、青州、冀州等等皆是如此。

       但如此复杂的“地名学”话题,普通“草民”自然不会买账,除非特定的历史大变动,他们一般都习惯于沿用祖祖辈辈以来一直使用的惯称。“晋中市”成立十二年了,除了官方的、正式的场合外,本省人几乎不会称其为“晋中”,就连火车站至今仍赫然写着“榆次站”。

       问题的起源似乎得上溯到1958年,那一年将榆次专区改为晋中专区,而专员驻地,却仍叫“榆次市”,造成了专区(地区)名和专区驻地城市名的分离,这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少见的,可能是领导们认为榆次历史上只是个县城,不足以代表整个晋中地区吧。1999年地改市的时候,又将这样的情况机械地延续了下来,将晋中地区改为晋中市,形成了今天的局面。看似符合“理论”,却造成了不少尴尬。

       其实例外也比比皆是,河北的石家庄,河南的焦作,山西的阳泉,原先都是一些极小的村、镇一级的地名,随着他们的地位崛起也并没有被改名。

       归根结底,一个城市叫什么,还是应当顺应城市主人的意愿,在社会领域内,一切没有民意基础的科学“理论”在民众的集体意志之前都好似无根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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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湘晋 2023年5月31日 于晋中蜗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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