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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渡江侦察记》背后的真实故事:影片初映时,英雄们不买帐

 Loading69 2023-06-01 发布于四川

电影《渡江侦察记》是195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映的战争片,该片讲述了渡江战役前夕,解放军某军侦察连李连长带领侦察班偷渡江南,在江南游击队密切配合下,深入虎穴探明敌人江防部署,协助大军取得渡江战役胜利的故事。鲜为人知的是,这部著名红色电影的诞生,与第二十七军首任军长聂凤智还有一段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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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凤智

真实版“渡江侦察记”

1949年3月,华野第九纵队刚刚整编为三野第九兵团第二十七军,首任军长聂凤智就挥师安徽无为县境,在渡江作战中突击集团(谭震林指挥)编成内,展开渡江准备工作。

打仗讲究知己知彼,如何了解当面敌情以实现知彼?聂凤智在回忆录《战场——将军的摇篮》中写到:

“这次渡江作战的侦察工作,遇到个特殊情况。侦察兵历来是部队的眼睛。'兵马未动,侦察先行。’现在我军各级侦察分队被宽阔的江面所阻,'英雄无用武之地’。”

怎么办?聂凤智一时也无良计。

一天,聂凤智到江边指挥所检查渡江准备工作。临开午饭前,他看到作战科侦察与管理员叽叽喳喳,神秘得很,他也没往深处想。

饭菜端上桌,平平常常:一小碟韭菜炒鸡蛋,一小碟炒青菜,一大碗辣豆腐汤。他也不客气,端起饭碗就吃,边吃边招呼:“你们都吃啊!怎么把我当客人啦?”

作战参谋、管理员异口同声:“这是特地为你做的!”

聂凤智有点纳闷:菜只有两小碟,委实少了点。

这就怪了。三四月间,青菜、韭菜遍地都是,怎么变精贵了?

聂凤智心中有问号,嘴上不言语,看他们还有什么好戏演。

不一会儿,他们又端上热腾腾的两大盆菜,并没有新花样:一盆韭菜炒鸡蛋,一盆炒青菜。聂凤智也不吭气,都试了试,味道差不多。

作战参谋、管理员异口同声,说:“军长,你别吃我们的菜,你那个菜好啊!”

聂凤智不以为然:“好什么,是多搁了盐,还是多放了油?”

作战参谋、管理员揭开谜底:“这是江南的菜,他们刚摘过来的!”

聂凤智陡然一愣,筷子不觉停住了!

原来,接连几夜,军侦察科都派人试着过江侦察,可惜连连无功而返,昨天晚上终于有人登上江南,由于没有碰上敌人,抓捕“舌头”计划落空,天又开始放亮,就顺手在地里拔了一把韭菜、青菜,表明“不虚此行”!

聂凤智一拍大腿,“果然不虚此行”,他受到启发,立马行动。于是接连组织侦察兵过江侦察,偷渡10次,成功8次,捕捉俘虏30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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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凤智、何鸣

随着渡江作战任务迫近,聂凤智等军领导感到这种零打碎敲式的偷渡侦察,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们决心派遣一支侦察分队过江,与江南地下党取得联系,及时而周详地掌握当面之敌的变化情况,通过报话机不断向军部报告。

对于这一行动,第二十七军党委是掂量又掂量。聂凤智晚年回忆:

“在百万大军渡江前夕,单独由我们军派一支武装侦察分队潜入江南,决非轻而易举之事。不仅侦察分队本身,就连我们军党委在内,都要承担很大的风险。”

这风险就是,当时国共北平谈判还在继续,相当规模的武装侦察行动一旦失利,既会被国民党方面拿来作为破坏和谈的口实,又会给后续渡江作战行动蒙上阴影。

经过反复权衡,聂凤智认定:“从我们多次组织偷渡侦察看,成功的把握是有的。”

他们经过反复研究,将实施方案上报第九兵团部。

兵团首长考虑,虽然第二十七军只打算派遣一支侦察分队过江,但事关渡江作战全局,在全军没有先例,为慎重起见,他们又向三野司令部、渡江战役总前委请示。“经过一级一级上报,最后得到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赞誉和批准。”

4月6日,第二十七军由军侦察科科长慕思荣、军侦察营教导员车仁顺等组成“先遣渡江大队”,第八十一师第二四二团参谋长、曾在皖南地区工作过的亚冰(现名章尘)担任大队长兼党委书记,慕思荣担任副大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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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思荣

当晚,先遣渡江大队兵分两队,分别渡江:大队长亚冰亲率一队,副大队长慕思荣率领二队。

渡至江心时,敌人就发现了目标,顿时枪炮齐发,“偷渡”就成了“强渡”。在枪林弹雨中,有几名队员牺牲,但是两个队几十艘船共二三百号人还是强渡成功,登上对岸。

部队为行动方便,不少人换穿了国民党士兵服装。上岸后,两个队顺利会合,很快得到地下交通员的接应,紧接着又与当地游击队会合。

在当地游击队的大力帮助下,先遣渡江大队迅速开展工作。经侦察,他们发现岸防守敌穿的是灰布军装,这表明这股敌人不是国民党的中央军,而是杂牌军,这为先遣渡江大队在敌占区穿插、迂回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在敌人“心脏”的14天时间里,先遣渡江大队基本摸清了敌人的兵力部署、江防敌军番号、地形、炮火位置以及沿江河流、水文等重要情报,及时电告第二十七军军部。

4月20日21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拒绝妥协,渡江中突击集团率先发起渡江战役,第二十七军3个师向对岸鲁港至荻港一线大举突击。

先遣渡江大队按照预定计划,在敌后山头、高坡,燃起一堆堆篝火,给江北我军炮兵指示目标。

可以说,先遣渡江大队既勇敢地完成了敌后侦察任务,又出色地策应了大军胜利过江的繁重任务。

结果,第二十七军仅用1个小时,即全线渡江,聂凤智当即口授一份电报,要求报务员用最快的速度拍发给党中央、毛主席。

电报内容是:“我们已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

“大家一听,打趣地说,聂军长在作诗了。这份只有12个字的电报,在我的军事生涯中,算得上是文字最短而且措辞奇特的一份电报。而它所包含的喜悦和豪情,又该用多少文字才能容纳得下呢?!”(聂凤智回忆录《战场——将军的摇篮》)

影片创作的基础——兵演兵的一部歌舞剧

1949年9月,第九兵团政治部、司令部在战评中,根据第二十七军侦察营第二连的突出表现,授予“先遣渡江英雄连”的光荣称号,并颁发奖旗一面(现存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二连指战员不仅是侦察上的能手,而且也多才多艺。在二连被命名为“先遣渡江英雄连”以后,连里的一些“秀才”们就动起脑筋来了:把渡江侦察的事写出来,来个兵演兵,不是更能激发大家发扬光荣传统,鼓舞大家斗志吗?

于是,连队文化教员于建民、连队文书于永信、战士王春林、王旭先这几个有些“文艺细胞”的人就凑在一起编起了歌舞剧。

这些同志都亲身参加了渡江战役侦察,熟悉情况,很快就写出了剧本。

剧本写出来后,接着就在连队中选“演员”。

最难选的角色要算剧中的女游击队员了,连队中没有女兵,只能是男扮女装。选来选去,最后选中了连长高锦堂的通讯员由克敏,小伙子不到20岁,长得白白净净,扮上装以后,有些女同志也赶不上他带劲儿。

剧中的首长、连长、指导员、战士、老百姓、国民党兵等角色,也都是由连里的战士扮演的。

这部歌舞剧每场演出两个小时左右,真实地反映了渡江战役发起时敌我双方的形势、连队如何接受任务,深入江南敌后的艰苦生活、依靠群众开展敌情侦察,等等。其中有些情节,时任 排长的修湘至今记忆犹新,有的唱段还能情不自禁地唱出来。

剧中有这样一个难忘的故事情节:修湘化装成国民党兵的侦察员(出于侦察敌情的需要而穿国民党士兵的衣服)到一个老乡家借碗喝水时,不慎将碗打破,主动掏钱赔偿,引起了老大娘的猜测,她唱到:“我越看越不像,他们不像是中央军(即国民党兵),他们说话好和气,是不是江北过来的(解放军)?”侦察兵接唱到:“叫声老大娘,实话对你讲,我们都是解放军,过江到这里。”大娘听了以后喜出望外,就接着问:“你们过来了多少人?”这是军事秘密,不能直接回答,但面对大娘的提问又不能不回答,于是我们的战士委婉地唱到:“长江发大水,后浪赶前浪,解放军几百万,都要过长江。”大娘确信是:“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就拿出锅巴给同志们充饥…….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情节,真实地再现了先遣渡江后的酸甜苦辣,把指战员们带回了处处面临着意想不到的惊险的境地。

影片真实性的保证——创作前的实地考察

1949年9月,“先遣渡江英雄连”被命名授旗以后,二连呼啦啦地一下子来了70多人。有三野、九兵团、27军政治部门的首长来深入了解和整理二连的事迹材料的,也有文艺部门的“秀才”深入连队体验生活,抓素材搞文艺创作的。

部队文化教员出身的编剧沈默君也在其中,他打算写一个电影剧本。

这队人马来二连以后,无论是了解情况,还是搜集素材,少不了都要找连队干部战士谈话,召开座谈会。全连才100多人,要应付这支70多人组成的“采访”队伍,真是太困难了,搞不好就会相互撞车。

为此,连队的干部每天晚上都要和这支编外队伍召开一次联席会议,对第二天的采访做出周密安排。当时,刚刚由排长提升为连队副指导员的修湘负责协调工作,忙得不可开交。

作为连队干部,修湘是采访工作的精心安排者;作为先遣渡江的参与者(当时任排长),修湘又是被采访的主要对象,一刻也闲不下来。

首长及采访者的要求都很“苛刻”,为了整理、宣传好二连的英雄事迹材料,他们不仅要刨根问底地询问细枝末节,还要追根溯源地“查问”当事者当时是怎么想的。

用语言表达不出来的,这些人就要求干部战士当场摆造型,做了一遍又一遍。几天下来,把干部战士搞得疲惫不堪,疲于应付。

而这些访问者呢,由于没有侦察兵生活的经历,任凭连队干部、战士怎么讲解、怎么描述,他们总感觉不够明白。

修湘看到这样下去,效果不会令人满意,就提议说:“我看咱们也别讲了,干脆领你们去现场实地考察吧。”

修湘的提议得到了首长的批准。

一支10多人的考察队伍很快组织起来了,他们是从70多人中挑选出来的精干人员,影片《渡江侦察记》的编剧沈默君也在其中。

修湘和另一名战士,带领这些人重走先遣渡江侦察的路线:登狮子山、去老庙、奔张家寺、走茅岭山、上黄连山。

在这些经历过重要事件的地方,边走边讲,这些采访者边走边看,边听边记。

修湘还请熟悉情况的老乡、当年的游击队员给大家现身说法,大家听了特别满意,小本子上记录的材料也越来越充实了。尤其是对侦察兵们各个活动场所的考察,采访者的现场感明显增强了。

比如,4月初侦察员们过江以后,曾经在江南岸的狮子山与追来的敌人周旋了一个白天,最后化险为夷安全转移。在连队给采访者讲述这一段情况时,由于采访者对狮子山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不够了解,在头脑中难以形成真实的现场感。而实地考察时,修湘就站在狮子山上,现场给大家讲述上山的行走路线,遇到敌情后在山上的什么地方与敌人周旋,甚至连哪个同志隐蔽在哪块大石头后面,哪个同志在什么位置迷惑敌人,敌人在山下的什么位置等细节,都讲得一清二楚,大家听了一目了然。编剧沈默君后来把这段故事情节写进了《渡江侦察记》剧本,增强了真实性和惊险性。

像这样由事件的经历者亲自带领编剧等进行实地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影片创作,在电影创作史上是极为少见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修湘带领大家去现场考察,还给当年并肩作战的皖南游击队带去了战马、枪支等慰问品,带去了当年侦察员借粮等应该付给老百姓的银元,这些事例对采访者们更是一场现实的教育。这为后来在影片中真实地反映侦察员们与游击队员休戚与共的紧密联系,与老百姓的军民鱼水之情,都提供了难得的素材。

导演汤晓丹尤其擅长刻画战争环境中的人情与人性

这时,根据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关于多宣扬军区部队(三野时已撤销番号,所有部队归华东军区领导)光荣战绩的指示,沈默君的电影文学剧本《渡江侦察记》完稿,聂凤智给予赞赏、鼓励。

1952年底,上海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工作。这时,聂凤智已经从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岗位调任中朝联合空军司令员,正指挥对美空战。当他听闻此事后,建议亲历过先遣渡江侦察的慕思荣、高锦堂参加剧组,把先遣渡江大队的艰苦奋战告诉演员,确保影片真实。不久慕任军事顾问,高任顾问助理。

对于慕思荣、高锦堂参加拍摄工作,主演孙道临兴奋不已,他回忆说:

先遣渡江大队了不起!对这样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应该用电影来完整记录,并告知后人。可以说,电影《渡江侦察记》真实、生动地记录了那场难忘的战斗。你们不知道吧?当年,拍摄电影《渡江侦察记》时的军事顾问,就是先遣渡江大队的副大队长慕思荣(原二十七军侦察科科长)、高锦堂(原二十七军侦察营第二连连长)。这两位都是全国战斗英雄,作为亲历者,他们与我们谈起先遣渡江大队的情形,至今仍历历在目。这里面,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电影原来打算拍两部,后来陈老总说,我们的经费紧张,就拍一部吧!作为当事人,慕、高两位还手把手教我们穿军装、打绑带、背行李、扛枪、射击、投弹等动作,我们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1954年春天,在慕、高两位的带领下,我们专门来到先遣渡江大队的出发地——安徽芜湖荻港去体验生活和拍摄外景。我们一行人扛着铺盖、行李下了卡车,在泥泞的道路上走到各自寄宿的农家。春天的芜湖阴雨连绵,走在泥泞的山路、小道上,我们的鞋子常常被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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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影制片厂组成了以汤晓丹为导演的创作班子。

作为一部文艺作品,根据事实进行适度的改编是完全必要的。看过电影《渡江侦察记》的人对片中的女游击队长刘四姐一定印象深刻。其实,刘四姐的原型——安徽老游击队队长毛和贵原本是个男的,为了使剧情更加生动,沈默君在写作中将其改成了女的。事实证明,他对这个人物性别所做的调整对全剧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汤晓丹对剧情的控制很有经验,经过他和编剧数次大刀阔斧的改动,整个故事情节更加曲折惊险、扣人心弦。正如我们后来在片中所看到的那样:侦察小分队的船刚到江心,即遇敌舰;登岸不久,又被敌军追踪搜索;好不容易摆脱对手,又面临着如何突破封锁线与当地游击队会合的难题。此后几经险关,终于搞到了敌军的江防图,却又被十分狡猾的敌情报处长紧紧盯住……

剧本完成后,下一步就是挑选演员了。作为剧本的主人公,连长李春林是整部戏中的关键人物。剧组在这个演员人选上也是格外的谨慎。起初好几个人选,都被汤晓丹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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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晓丹

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汤晓丹竟然看中了大家都不看好的、以扮演知识分子而出名的孙道临。原来,汤晓丹曾与孙道临在一个小组学习过,发现他善于接受新鲜事物,不但形象好,而且戏路很宽,可塑性很强,完全能够演好剧中的李连长。

尽管大家一再提出擅长扮演知识分子的孙道临未必能够胜任“军中英雄”这个角色,但汤晓丹却认定李连长非孙道临莫属。

后来的事实证明,汤晓丹这一选择是正确的。

拍摄《渡江侦察记》时,正遇长江流域发大水,但这并没有影响摄制组的渡江”计划。

当汤晓丹一行到达外景拍摄地安徽繁昌时,突发地震,两天后,江水倒流,来时还看得见的桥墩此时只露出了一个桥顶。

为了不耽误拍摄计划,汤晓丹当即租了一条小船在浊浪翻滚的江水中四处寻觅拍摄时机。当他看见远处有稀稀拉拉的芦苇在水中飘摇,断定那里地势比较高,兴许能抢几个镜头。临近一看,果然不出所料,乐得他手舞足蹈。由于江水很猛,再加上这场戏分量比较重,拍摄起来难度也比较大。只是长时间泡在水里,大家的脚都肿了,但没有一个人离开,坚持将戏拍完才休息。

汤晓丹拍电影很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渡江侦察记》通过故事情节激起观众的紧张心理的同时,更注意刻画人物的内心情感。该片深刻而细腻地塑造了战斗生活中的人物,刻画了他们丰富而鲜明的内心世界。沉着干练、精明机智的李连长,幽默风趣的吴老贵,活泼稚气的小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的杨威,美丽勇敢的刘四姐,这一个个人物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汤晓丹拍电影还非常擅长造型元素的运用。如为了塑造好吴老贵这个人物,他在拍摄中特别突出了他的一把络腮胡子、一个盛白酒的军用水壶以及一双由他妻子亲手做成的绣着“渡江胜利”四个字的布鞋。

看过影片《渡江侦察记》的人对于吴老贵在江边牺牲的那场戏印象一定很深:身负重伤的吴老贵在弥留之际用微弱的声音对小马说:“记着,小马,写一封信给我老婆,告诉她,我没有白穿她给我做的布鞋……”随后,片中出现了一个吴老贵的鲜血与他那把水壶中剩余的酒同时流淌的长长的特写镜头,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

汤晓丹在拍摄中还设计了一条情感副线,即李连长和女游击队长刘四姐之间朦胧的爱情关系。如片中描绘李连长再次巧遇刘四姐的那场戏很是亲舒可人。经过8年战事离分,当年的新四军战士、如今已是侦察连长的李春林隐约认出了刘四姐正是当年冒着生命危险救过自己的小姑娘。“你就是那个同志?”“你就是那个小姑娘?”两人的对话也充满了惊喜。这一设计不仅使得影片的紧张节奏得到了舒缓,而且触动了人物的内心,使英雄的形象更加可亲可信。

影片的成功与演员们到位的表演也是分不开的。其中,尤以孙道临扮演的侦察连长李春林最为突出。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孙道临深入侦察部队体验生活,与战士同吃、同住、同训练,努力从精神气质、外型动作等方面缩短自己与角色的距离。

在拍片过程中,孙道临不幸得了重感冒,连续发高烧。但为了不影响拍片进度,他坚持带病拍摄,这使大家感动不已。

经过一番磨炼,孙道临终于在影片中将一个机智勇敢的侦察连长塑造得生动真实。

自《渡江侦察记》之后,孙道临便走上了“革命之路”,先后在《永不消逝的电波》和《革命家庭》中塑造了李侠、江梅青等许多革命者的光辉形象。每每回顾这段创作历程,孙道临总是感慨不已:“李连长是我花费力气最大的一个角色,也是我整个演艺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渡江侦察记》正面人物的塑造可圈可点,反派人物的塑造也是很有特色的,尤其是陈述扮演的敌情报处长可称得上中国电影史上反派人物的经典之作。他将剧中敌情报处长的狡黠阴狠刻画得入木三分,令人过目难忘。

银幕上的陈述,尽演“坏蛋”——眼镜后面隐藏着的那双眼睛流露着凶光,陈述塑造的反角形象狡猾奸诈,心狠手辣,观众对他恨之入骨。陈述饰演的敌情报处长,一言一行,恰如其分,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了国民党机要人员阴险奸诈的丑恶嘴脸。

1974年重拍此片,陈述再次出山,又以情报处长的身份在银幕上连连“作恶”,再一次唤起了观众的“愤恨”。数年后再演同一影片中的同一角色,这在我国电影史上是少见的。就这样,他与“坏蛋”结上了缘份,在与人民为“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日本军官、演土匪头子、饰大地主、资本家,脸上常露凶相,手上常沾人民鲜血,“坏”的形象在银幕上频频曝光。这充分说明,陈艺术功力的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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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饰演敌情报处长

经过全摄制组半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渡江侦察记》的拍摄任务。由于这部片子在拍摄之初就已引起军委和文化部的重视,电影送审也显得格外隆重,罗荣桓元帅以及文化部长周扬、电影局局长陈荒煤等许多重量级人物都前来审看,这使剧组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同时也充满了期待。

结果是令人振奋的。军委老帅老将军们和文化部电影局对这部影片都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部片子不仅情节紧张生动,人物形象也很精彩。

但由于经历不同,将军与文化人对片中的某些场景看法自然也有些不同。

片中结尾处有这样一个场景:胜利来临,部队又要出发了,李连长握着刘四姐的手动情地说:四姐,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再见面的。”刘四姐则深情地望着心爱的人,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说:“不管时间长短,我永远等着你……”

陈荒煤看了后,认为这场戏爱情还不到位,提出应将片中李连长与刘四姐的爱情线索加强一点才好。

但罗荣桓却认为两人的爱情戏有些过分了。

作为导演的汤晓丹最后采用折中办法,将“我永远等着你”这句话保留下来,再加上两个男女主角无声对望的镜头,并配以抒情的音乐,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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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初映的风波-英雄们不买帐

1954年,影片《渡江侦察记》摄制完毕,编剧沈默君等带着影片到27军侦察营试映。

从朝鲜战场载誉归来的侦察英雄们陆续地看到了这部影片。

虽然这部影片描写的主要是二连指战员先遣渡江的英雄事迹,但英雄们看了以后不满意。在他们看来,看影片没有当年看那部小歌舞剧过瘾。

大家议论最多的是说影片“漏洞百出”,“弄虚作假”

“先遣渡江侦察时,我们明明去了一个侦察连,为什么只主要反映了一个班?”

“影片中的老班长吴老贵,看上去有40多岁,满脸胡子拉楂的,当时连队中哪有一个这么大年纪的老班长?”

“上敌人的榴弹炮营侦察,是我们押着国民党俘虏兵开汽车上去的,影片中却描绘成是我们自己开汽车上去的,那时侦察兵中哪有一个会开汽车的?”

更让英雄们难以接受的是,影片中有一段女游击队长给受伤的连长送鲜花山的情节,英雄们看不惯,有的战士批评说:“这简直是资产阶级生活情调!”

朴实、憨厚的侦察英雄们,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影片中的故事情节一一“对号入座”,横挑鼻子竖挑眼,不买影片的帐。急得前来征求意见的沈默君一个劲地和大家解释。什么“电影是一种艺术创作,可以突破真人真事的限制“啦,什么“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啦,道理讲了一大堆,战士们才逐渐消除了怨气,这些摆弄惯了枪杆子,经历过无数次枪林弹雨的英雄们,才慢慢懂得了艺术创作与实际生活是怎样一种关系,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等等,并渐渐地喜爱了这部影片和影片中塑造的人物角色。

《踱江侦察记》在全国上映,并引起轰动。同年,该片在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评选中荣获一等奖,汤晓丹、孙道临、沈默君分获导演、表演及编剧一等奖。

1953年12月聂凤智从朝鲜归来后,历任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军区空军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军区空军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每到下部队遇到放映电影《渡江侦察记》,他总是悄悄地带个小马扎,坐在官兵中间默默观看。

当官兵们嘀咕“这个渡江侦察是老首长决定的,当年百万雄师只有第二十七军渡江侦察了”之时,一向虚怀若谷的聂凤智总会露出欣慰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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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凤智全家福

资料来源:

《电影渡江侦察记与聂凤智》夏明星 徐晓丹 《文史春秋》2019-10-10

《电影渡江侦察记诞生始末 》袁成亮《党史纵览》2008-02-15

《影片渡江侦察记趣闻》 修湘口述 张捷整理《党史纵览》1993-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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