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德希：弘扬传统文化必须加强语文教育

传统文化和语文教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弘扬传统文化，必须加强语文教育。要充分认识传统文化的不朽价值，才能更好地弘扬它；要从语文教学的实际出发，才能有效地加强语文教育。加强语文教育，要积极试验，集腋成裘，以求更大突破。

01

目前，弘扬传统文化受到普遍重视。在晨光熹微的校园里，我们欣喜地听到了年轻人诵读《论语》的琅琅之声，也高兴地看到，不少从旁边经过的人，向这些年轻人投去赞许的目光。但这并不等于问题已经解决了。据了解，这所学校“选修课”的报名情况是：西方现代文学45人，欧美经典45人，中华传统文化仅15人。我还遗憾地听说，某校一位“国学”教师竟然和学生厮打得不可开交，于是家长们纷纷不同意孩子学国学了。毋庸讳言，真正有效地弘扬传统文化，还存在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很长时期以来，传统文化被泼上的脏水实在太多。比如某节课教师讲到朱熹，立刻就有学生嚷嚷朱熹是“反人文”的，接着一些学生跟着起哄。又如你说传统文化哺育过无数志士仁人，立刻会听到反驳：我国历史上许多大奸大恶，不也是传统文化培育的吗？这种反驳虽然并不高明——大奸大恶各国都有，谁也不会因此就否定世界文化，但类似的糊涂观念相当普遍。再如你说林则徐是了不起的民族英雄，这本无可非议，但有人偏不认可，硬说林则徐“虎门销烟”不利于国际贸易。把鸦片走私和正当贸易混为一谈，如果不是故意强词夺理就是无知。倘若这仅仅是中学生的问题，倒不难解决，但严重的是，类似观点的背后，是一股汹涌的思潮，甚至个别专家也在推波助澜。我认为，必须端正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若听任传统文化被肆无忌惮地抹黑，势必无法真正弘扬传统文化；必须有坚定的民族自信，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让中华传统文化不朽的价值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发自内心的共识。

吴宓先生曾经说：“中国文化是最好的，而且可以补充西洋文化之缺点。”他这样批评西方文化的缺点：“西洋近世浪漫主义以下，以感情为煽动，以主观自私为公理定则。”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没有这种缺点。（《吴宓评注顾亭林诗集》）吴宓研究东西方比较文学，造诣极深，他半个多世纪前对西方文化缺点的批评可谓一语中的，遗憾的是，这些年很多人盲目学西方，把人家的痈疽当成了宝贝。近年也有人指出，某西方大国的枪支、毒品、暴力、犯罪、公共场所行为不得体等现象体现了公民社会的堕落，是一种以牺牲社会秩序为代价的“个人权力”膨胀的恶果。这大概可看作是对吴宓观点的补充阐发。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凝聚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哺育出中华民族无数的伟人。给传统文化扣上“封建主义”的帽子，一概加以否定，这是在抹杀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重视人生理想，重视社会道德，重视献身精神。如“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孟子》）；如“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如“杀身以成仁”（《论语》），“舍生而取义”（《孟子》）；等等。千百年来，这些论述，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不仅过去对凝聚中华民族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即使在今天，也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不可或缺的要素。传统文化需要扬弃继承。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内容，今天应倍加珍视。因材施教，循序渐进，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温故知新，博观约取，这样的精辟见解举不胜举，不管是今天还是今后，这些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近年来大家十分重视现代教育理念，其实其中很多东西与《论语》是相通的。如“四子侍坐”所讲的故事，难道不是对“学生为主体”观念的凝练叙述吗？如果不是专攻教育理论去与国际“接轨”，而是一般教师，那么了解“四子侍坐”的精神，对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也一样管用。我们祖先所创造的许多优秀成果，具有永恒价值。

尊重传统文化，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历史。前面说到的给朱熹扣上“反人文”帽子的论调，就缺乏起码的实事求是态度。

朱熹是宋朝人，朱熹和程颐等所开创的宋代“理学”，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人文主义，都是基于现实需要所产生的文化思想，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前后少说也差着三百年。说朱熹“反人文”，比说“关公战秦琼”还要滑稽可笑。当然，对程朱理学今天究竟应怎样全面评价，仍可作为专门的学术问题继续研究，但在宋代，朱熹等人的文化思想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宋代立国，牢记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最大限度限制了藩镇坐大的可能，北宋民生的繁荣也可圈可点，至今犹存的“清明上河图”，便真实反映了当时的兴盛。但宋朝立国不足百年便迅速走上了下坡路。顾炎武认为，“自（宋）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日知录》卷十三）。“黩货之风日甚”就是贪污腐败之风越来越严重，“国维不张”，指官员与知识分子不讲“礼义廉耻”。官员贪腐，是导致北宋衰败的重要原因。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与推行变法的官员们自身贪腐有极大关系。施耐庵一部《水浒传》，写的是北宋上层贪腐、“乱自上作”所造成的“官逼民反”。施耐庵的小说和顾炎武的史论，反映的问题是相同的，都符合历史实际。这就告诉我们，宋代学者，如程、朱等人讲“理学”，不是纯学术问题。朱熹对当时读书人“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做贵人而不要做好人”（《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的风气痛心疾首。与朱熹差不多同时的罗仲素，对风气问题从三个层面阐述得极透彻：“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这些谈的都是当时尖锐的政治问题。宋代并非都是“昏君”“佞臣”，但始终没有严禁贪腐的有效机制与措施，打造不出良好的社会风气，从官员贪腐到读书人无德，到社会上丧失淳厚风俗，这就是顾炎武所说的“人心大坏”，也是北宋无力抗金，南宋偏安而日趋没落的根本原因。

如果实事求是地分析，对朱熹等人的文化思想就不应一概否定。前面还说到有人对林则徐的否定，甚至对走私鸦片的犯罪行为都要翻案，更是匪夷所思。

林则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他不仅是震动世界的民族英雄，也是开风气之先、第一个翻译外文著作的中国人。但有的专家却说：“林则徐'居然’开始注意到国际法，组织了对瑞士法学家《各国律例》的翻译。”为什么是“居然”呢？难道林则徐闭目塞听才对吗？我看，这个“居然”所显露的诧异之感，源于对传统文化太不了解。《尚书》说“有容，德乃大”，林则徐那副著名对联里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即从此而来。林则徐所接受的传统文化，把“平天下”（使天下太平）视为大德，他以此律己，胸怀广阔，兼容并蓄，这难道有什么不可理解吗？

近日读到一则材料，说道光皇帝查办林则徐后，林则徐的继任者一味媚外，立刻派人到英国军舰上报喜，向敌人表示庆贺。结果人家说什么？人家说，我们跟林没仇，林有血气，有才华，是个了不起的好总督（见梁廷楠《夷氛闻记》）。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的中国人，自然急于讨好外国人，但这难道能让人家看得起吗？

中华传统文化的文明之花、智慧之树、摩云之峰，遍及寰宇，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比比皆是。中华大地滋养了无数文化伟人。先秦诸子、左丘明、屈原、司马迁、班固、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柳宗元、韩愈、苏轼、欧阳修、陆游、辛弃疾、朱熹、关汉卿、罗贯中、施耐庵、顾炎武、黄宗羲、曹雪芹、蒲松龄、吴敬梓等，哪一个不是“世界级”的文化巨匠。如果把“体制内”的人物，如刘彻、刘秀、诸葛亮、李世民、岳飞、文天祥、康熙皇帝、林则徐等加在一起，那么我国文明史上了不起的人物实在太多了，他们哪一个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哺育出来的？我国历史上的众多伟人无不个性鲜明，成就杰出，影响深远。中华传统文化对人类文明史的积极影响不可磨灭！

人们过正常的生活，在精神层面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是什么？是讲道德，讲仁爱，讲礼敬，讲担当，谦恭和谐，诚信守义，胸怀博大，奋发向上。这些都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精神元素，也是几千年中华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做人的基本道理，不仅早为世人所公认，且已融入中华民族血脉。如：仁爱之心、厚德载物、敬业乐群、礼尚往来、心忧天下、精忠报国、刚正不阿、勤政爱民、与民同乐、急公好义、重义轻利、勿以善小而不为、纵万千人吾往矣、出淤泥而不染、淡泊明志、和而不同、见贤思齐，等等，无不彰显着国人对“美德”的认同。如果没有这些美德，也便没有了健康的社会。试想，如果我们周围，全是些“老子天下第一”的人，没同情，没责任，没礼貌，没廉耻，只会损人利己、放任私欲，这样的畸形生态，难道还适宜正常人生存吗？如果说现代文明社会是“公民社会”，那么，我国的“公民”就绝不能没有健康社会所需要的美德。中华文化积淀下来的传统美德必须发扬光大。

凡中国人都应当有民族自信，应当充分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多姿多彩，它像长江黄河一样哺育着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也必将成为我国继续走向强大的重要基因。我们要坚信传统文化的不朽价值，正本清源，克服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的新、老教条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加强语文教育，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努力多做些切切实实的事。我相信，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语文教育将迈出更坚实的前进步伐。

02

在中小学弘扬传统文化，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育人问题。开怎样的课，设哪些科目，进行怎样的教育，都要从属于这个大前提。

目前不少学校开设“国学课”。但对什么是国学，还存在不同见解。是经、史、子、集，还是“三”“百”“千”？小学学了《弟子规》，初中还学《弟子规》，妥不妥当？是不是要按照某种系统的“国学知识”框架来编一套国学教材？这些问题都应当深入研究，否则很容易费力不讨好，或者“跑偏”。

我觉得，国学知识系统化问题，适合作为高校的研究课题。对外国人讲“国学”，如果有这样的系统，也许更便于大面积推进。至于国内基础教育，则不必太追求国学知识的系统性。半个世纪的语文教学，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值得深思。60年前，语法知识开始进入语文教学，那时我上高一，学的是第一本系统讲述汉语语法知识的课本，但效果很差。几年后，中央文件里有“学一点语法、学一点修辞、学一点逻辑”的提法，不强调“系统”讲，而强调学“一点”。这种提法比较符合大多数学习者的实际。但接下来年复一年，这个“一点”又向“系统性”发展，不仅现代汉语如此，古代汉语、文体知识莫不如此，脱离实际的问题越来越多。张志公先生是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的奠基人，但他认为这个知识体系主要供大学语法教学参照，至于中学，教师如能掌握系统的语法知识诚然很好，但对学生来说，则不必学什么系统的语法知识，而贵在知识的“精要、好懂、管用”。今天，中小学讲授国学知识，应借鉴相关教训。

“邃密群科济世穷”。属于人文学科的教学内容，在基础教育阶段要防止学科知识过于“邃密”。过多过细的“系统性”知识，对讲授者来说可能是一种享受，但对广大的学习者来说，除不堪重负外，实在没什么好处。

基础教育阶段，一定要加大弘扬传统文化的力度，但一定不要把追求什么系统的国学知识看得太重，不要追求什么轰动效应。牵动面大而准备不足，欲益反损，这样的教训已经不少。教育发展有自身规律。有些问题可以通过行政命令解决，比如废除科举，清政府一道“圣旨”就废除了；比如恢复高考，邓小平同志坚决拨乱反正就恢复了。但涉及课程、教材、教法的变革则不同。我以为，大概有“三宜三不宜”——宜渐进，不宜骤进；宜科学试验，不宜搞行政命令；宜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滚雪球式地拓展，不宜完全自上而下搞“一刀切”。否则不仅难收实效，甚至适得其反。也就是说，涉及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变革，想在大面积上齐头并进，是不符合规律的。不同学科的教学，其自身规律都应得到充分尊重。不同地区不同学校教学的自身规律，也应尊重。

加强语文教育，当然要尊重语文学科的实际。语文学科，是一个各方面的人都很容易发表意见的学科，但真正解决语文教学的实际问题，还得靠在第一线的教师和学生。作为一名老语文教师，我对当前加强语文教育的看法，可用三个“更好”来概括。如做到这三个“更好”，弘扬传统文化的实效就很了不起。

第一，更好地把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这件贯穿语文教学始终的事情抓好。汉字的正确书写不光是小学的事情。不能乱写简化字，也不能乱写繁体字；要高度重视常用字的正确书写和正确使用。大量的错别字，源于写“别字”，源于不明“字义”。只满足对“词义”囫囵吞枣的理解，忽略了“字义”，很不利于文化传承。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国家的语文政策，坚持语言的规范化。

第二，更好地贯彻“文以载道”原则，把阅读写作教学与育人教育紧密融合起来。不要把关于阅读方法、鉴赏方法、写作方法的知识搞得太繁太细。要把学生阅读写作的兴趣激活，使学生确有感悟，确有成就感，从而乐读、乐写，这是最重要的方法。深化学生对生活的感悟、对美好事物的情感、对社会的认识、对人生价值的理解，是提高阅读写作水平最重要的保障。

第三，更好地让古典诗文教学起到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作用。读古诗文应强调“三要”：一要在“读”上下功夫，熟读成诵；二要重视积累存储，扩大视野；三要重视读“人”，从经典作品、名言佳句中读出感悟。要使学生感悟，教师要先感悟。可参考本文第三节的“习作例文”。

这三件事都是关乎语文教育质量的大事，比一套又一套系统的、近乎专业化的知识重要得多。语文教育必须重视“文化常识”的积累，但不要脱离阅读文本。离开阅读文本的“知识”，如有一点，会是好佐料，可增进兴味；“知识”太远太多了，就无法做到三个“更好”了。

在中考、高考方面，要认真总结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稳步推进改革，防止偏、难、怪的烦琐测试练习对语文教育根本任务的冲击干扰。要坚决克服本末倒置的倾向，比如，一篇很好的文言文，课上翻来覆去所探究的重点竟然是这个“之”那个“之”、这个“而”那个“而”，要求学生细致入微地区分它们的语法功能究竟有什么不同，搞得学生昏昏然兀自不休。问老师为什么这么搞，回答是要“考”。这种情形不应再继续下去。

如果有条件，我主张在现有语文教学框架不做大改动的前提下，适当穿插点试验性的“专题教学”。现有的语文教学框架，问题很多，但若骤动大手术，弊大于利。所以“专题”试验要穿插进行，认真试验。所谓“专题”，即围绕弘扬传统文化、以读“人”为主旨的专题。比如：“读'百世之师’的孔子”，“读'忠君爱国’的屈原”，“读'名山事业’的司马迁”，“读'鞠躬尽瘁’的诸葛亮”，“读诗仙李白”，“读诗圣杜甫”，“读'精忠报国’的岳飞”，“读'天下情怀’的顾炎武”，“读'有容乃大’的林则徐”，等等。

（1）关于课程安排。高中阶段，一学期开展一个这样的专题教学试验即可。可以连续搞几个学期。如把它看作若干相连的教学模块，便也具有“课程”的意义。但试验阶段不必把它独立出来，可在常态语文教学中穿插进行。通过试验来检验效果，摸索经验，锻炼教师。有效果，有经验，有骨干教师，试验就有了生命力，课程上的进一步改革也就有了基础。

（2）关于教材。每个专题可编一本小册子，由三个板块构成：①相关“作品·文献”；②若干篇对学生有引导性同时也是学生可学习可借鉴可超越的“习作例文”；③一组“思考探究”题目。（见本文第三节示例。）这么编，与以往教材编法有些不同。主要是最大限度为各类学生参与学习创造条件，打破“精读”“泛读”的严格界限，突破原先所谓“语文知识”的僵硬框架，让各种水平的学生都可以读可以写，都可以受益，给学生思考留下较大空间，留下充分发散余地，同时也便于借助网络互动优势来优化学习效果。比如相关的思考探究，相关的讨论作业，都可利用网络平台进行。

（3）关于教法。大致可用“精讲—讨论—分享—提升”的四个环节来概括其教学模式。即：①课上“精讲点拨”引路；②以较多的可供选择的思考探究题来引导学生课下讨论、切磋，充分发挥学生间相互激励的作用；③课上进一步分享、碰撞、启发，然后课下进一步完成写作作业，并讨论切磋、评改提升；④课上共享成果并进一步总结提升。如果利用网络“异步实时互动”的功能，对讨论、再讨论过程实施持续引导，效果一定更具震撼力。

（4）关于教学时数。这样一个“专题”，把学生自学时间包括进来，可用4~5周，而课上时间，能保证5课时即可。为了保证试验效果（特别是自学、讨论、作业的效果），这5课时可以不连续使用。比如，第一环节精讲点拨，用第1、2课时；讨论，再讨论，则主要在课下，也可利用网络。待讨论、切磋到一定“火候”再用第3课时，课上碰撞、分享。然后再在课下进一步完成写作作业，互评、修改、提升。当作业达到一定质量，再用第4、5课时共享专题学习成果，进行总结提升。至于第2与第3课时之间，第3与第4、5课时之间，究竟间隔多长时间为宜，则从实际出发。我们过去的语文教学，不容易使学生的自学实现有效突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给学生个性化学习以充分的时间，只想着怎样把学生纳入教师自己解读作品的既定轨道，学生的巨大潜力没发挥。而一旦学生有了较充分的时间，教师因势利导到位，学生主动学习的潜力必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效果定会很好。所以在专题教学试验中要改变过去一课时或一单元教学在课时使用上的旧常态。不一定这节课的作业下节课就交，不要写什么都限定一课时、两课时内完成。真正解放思想，学生就会令我们刮目相看。间隔的时间如果需要长一点，比如需要一周、两周，怎么办？这很好办。按原有教学计划，该学哪篇课文学哪篇就是。按原有教学计划学课文，同时穿插进行“专题教学”试验，这就是原有教学框架不做大改动。这种“多元化”学习，完全可以成为新常态。

类似上述的做法，几年来已经有不少教师试过，效果是好的。主要好处：①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可更充分体现，学生和教师都更有成就感；②保持现有的语文教学框架，可操作性强，易于实施试验。

当然还可以进行其他类型的试验。

总之，教学中的创新，一定要经过试验，不断总结经验，集腋成裘。不集腋，不仅缝制不成漂亮的皮袄，弄得不好还会缝成“皇帝的新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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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木铎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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