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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对民营中小微企业而言，可能是一个关乎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命题。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日前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占GDP比重升至41.5%。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彰显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果，也驱动着更多企业走上转型之路。 我国企业总数中占比超过90%的中小企业是数字化转型的重点，较之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仍处在转型的初期阶段，且持续受到资金、技术、人才等因素掣肘。业界认为，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性、复杂性工程，中小企业主应顺应数字化趋势。 时代变革背景下的“必修课”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数字创新的过程，也是企业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方式的一种变革。受访专家表示，从长生命周期看，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是企业适应时代变革所做出的梯度升级，“一个企业现代化的管理方式，一定会由信息化不断向数字化升级，最终实现智能化”。 “信息化时代始于上世纪50年代，以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应用与普及为代表；数字化浪潮开启于新世纪前后，以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带动数据流动、联通、累计，让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资源要素为主要标志；智能化时代的兴起则是近几年的事情，以数据为生产资料，以算力和算法为生产力，更好激发出数据资源的价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企业评价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周健奇向记者简要回顾说。 数字化转型无疑是当下的热潮。周健奇表示，在传统行业或新兴行业，实现信息化都是最基本的生存之道，目前中小企业也都具备了信息化的基础条件，数字技术引发工业经济时代变革后，中小企业身处其中无法不做出改变，因此当下或多或少都具有数字化基因。 “将数字化引入管理架构，会重塑企业的信息结构、管理方式、运营机制和生产过程，这种重塑打破了对传统管理模式的路径依赖，将改变企业经营管理的方向，及时对经营决策进行预判，解决诸多的信息不确定性问题。”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副院长王黎萤表示。 事实上，转型之于中小企业不仅仅是选择与否的问题，而是早已在潜移默化中发生。“餐饮企业已经接受并适应了网上订餐，不仅在整个工作流程中加入了网上订单处理环节，甚至将其作为重点业务优先处理。”周健奇举例说。在制造业领域，王黎萤在浙江省调研时也观察到，有的企业尽管整体上不能算作“智慧工厂”，也没有实现中枢生产大脑控制，但大部分生产流程已经由人工操作替换为机器代工，从元器件、毛坯进入到成品输出，原来生产一个产品的十几套工序用一个机器便可完成。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中小企业研究院副院长孙文凯看来，数字化形态并没有完全标准化的定义，在研发设计、战略执行、原料采购、生产制造、营销、运营管理等环节均可能涉及。“有的是企业购买设备后交由机器完成后续工作，有的则需要购买SaaS软件服务。” 孙文凯口中的SaaS是一种基于互联网提供软件服务的应用模式，这一普惠技术已成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切入口——企业通过“订阅模式”按需使用和付费，无需另购硬件，转型门槛大为降低。据艾瑞咨询测算，2021年中国企业级应用软件市场规模2592亿元，SaaS占比达28.1%；到2024年SaaS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201亿元。 基于15000余家中小企业数据，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编制形成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分析报告（2021）》显示，我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取得了积极进展，但转型之路仍然漫长。报告指出，目前79%的中小企业仍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初步探索阶段，12%的企业处于应用践行阶段，达到深度应用阶段的企业占比仅为9%。 王黎萤认为，大部分中小企业已经处在数字化阶段，“是不准确的”。周健奇也指出，中小企业千差万别，所处的行业和发展阶段不尽相同，看待数字化的视角、投入的资源、自身能力等的不同导致数字化程度差距悬殊。专家表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仍需作为专项行动推进。 需求多样，痛点多元 “一套大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和产品服务，一般费用在200万元到2000万元之间。只是购买一套小的标准化产品，预算可以控制在200万元以内，这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仍不算很低。”杭州数梦工场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数梦工场”）是一家大数据行业的独角兽企业，2015年成立后主要向政府和大型企业提供数据资源体系基础设施。“未来2—3年我们计划做大客户规模，产生边际效应后进一步压低成本和价格，把实践经验转换成性价比更高的产品方案和服务提供给中小企业。”数梦工场产品服务部部长唐波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转型并非易事，唐波提及的成本问题往往使中小企业在转型的第一步就备受限制。孙文凯向《中国报道》记者表示，只是使用普适性高的管理系统或软件，企业无论规模大小一般都能负担得起，如果需要个性化定制，面对收益的不确定性，中小企业就不敢贸然斥资转型。 “数字化改革涉及战略目标、组织人员、设备设施、数据资源体系、业务流程、经营管理等方方面面，持续时间长、预算大、短期内难以见效。”王黎萤阐释说，大企业容错机制多，利润能覆盖试错成本，中小企业普遍看重眼前的营销和收益，转型每前进一步都要依据成本与回报判断是否值得继续推进。 长期关注民营经济发展的专家周德文向《中国报道》记者强调，无论是疫情影响未消还是经济形势有待提振，很多中小企业仍然首先面临着生存难题，专注于开源节流、增加盈利，数字化转型并不具有优先级。 用“需求多样，痛点多元”形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不为过。除了前述资金短缺导致的“不敢转”，“不会转”“不能转”“不愿转”问题也属老生常谈。 有调研数据显示，中小微企业采取ERP和CRM方案的仅占20%，在生产、运输、销售及管理等环节使用大数据分析技术为决策提供支持的企业仅占5%。来自中国信通院《数字经济就业影响研究报告》的一组数据，量化了我国数字化人才的缺口规模：2020年，数字化人才缺口接近1100万，数字化核心技术人才缺口417万人，涵盖数字产业化创造的数字技术、数字研发岗位和产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数字技能人才。 “对数字化转型一知半解，缺少人才、技术和成功案例的指引，大部分企业在观望。”王黎萤表示，路径不清晰、基础不坚实导致企业“不会转”“不能转”。 她进一步阐释，设备上云、业务系统向云端迁移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即便可以选择第三方机构运营数据平台、推广数据业务，问题也会接踵而至，比如对于如何培育自身的商业模式、颠覆式的创新如何发掘、如何寻找差异化的蓝海等，企业往往无所适从。她认为，这本质上由于中小企业大多扎根传统行业，以生产原始、低档、利薄的日常消费品为主，原材料门槛低、分工粗糙、业态雷同、竞争激烈，不足以支撑起转型。 “传统领域里经营相对平稳、利润水平尚可、市场预期较好的中小企业，更加不愿意主动挑战，转型不力反而会成为负担。”周健奇说。在王黎萤看来，“不愿转”背后更多是转型的体验感不佳。 和企业接触时王黎萤了解到，一些企业的数字化基础能支撑其日常运营，在对业务流程进一步改造后，可能面临数据传输时同一数据上报多次的情况，反而需要更多的时间和人力打理。“也有一些企业花费了很多精力和成本进行数字化改革且效果明显，一旦涉及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合作时却发现无法打通，又被带回了转型前。”王黎萤说。 数字化转型不能“单枪匹马” 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国家密集出台了政策文件帮助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既有《“十四五”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这样的顶层设计，也有《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关于推进“上云 用数 赋智”行动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等专门文件，尤其工信部在2022年11月印发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指南》，给中小企业转型提供了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 “引导更多市场主体参与数字化转型，本质上要靠激励。”孙文凯和王黎萤持同一种观点：政策不在于数量多少，要因势利导优化政策环境，落实奖励补贴、财税优惠、首台套采购等激励政策，让企业受惠精准、可持续地发生。此外，进一步因地制宜加大分级分类指导，4G、5G基站建设和网络技术测试等后方工作也需要政府打好基础。 “靠政策引导触及不了根本。”孙文凯表示，数字化转型在前期投入阶段要依托大的企业或者平台走在前面做技术支持，提供更低成本、更简化的产品和服务，否则转型很难覆盖大量中小微企业。这其中，服务供给方要重视企业财务、技术等商业机密数据的安全问题。 “我们的企业客户群体目前以大中型为主，未来会覆盖更多的中小企业，让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性价比越来越高，产品操作也会越来越简单。”唐波向《中国报道》记者透露了数梦工场的任务目标，“今年计划卖掉一万套软件产品，明后年逐年翻倍。我们也正进行开放、合作、共赢的数据生态系统构建，让更多渠道商参与进来，实现规模化销售之后，中小企业将会从更低的价格中受惠。” 对于差异化需求，唐波表示，数梦工场新成立了企业业务部，吸引曾在中小企业供职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加入，请他们分析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围绕经营战略目标都遇到过哪些痛点，再通过数据资源体系建设、数据资产梳理和数据价值挖掘，进一步优化产品和服务。“我们也在跟踪用户满意度梳理用户画像，了解已有的产品和功能哪些可以沿用，哪些需要优化，哪些差异化需求需要添加，从而对软件产品做一些定制化修改，去更好适应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目标。” 中小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仅仅是被动融入还远远不够，更要主动作为。“构建数据资源体系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基础，覆盖企业所有数据资源的全生命周期管控。我们能提供企业数据资源体系构建过程中的咨询、服务、产品技术支持，但也需要企业配合提供自身业务需求并与数据资源体系结合进行流程重构。”唐波表示。在周健奇看来，中小企业“船小好调头”，要利用好业务聚焦、机制灵活、决策高效的优势，积极拥抱转型。 “存在部分企业的内部管理人员水准、素质参差不齐，意识不到数字化的隐形价值，如综合成本下降，周转率、运营效率、资源配置能力提升，品牌影响力增强等。”孙文凯说，对于这类企业要加强宣传培训弥合认知差。 在更为重要的转型方向和路径选择上，并不存在一个通用模式。在周健奇看来，中小企业自身主动甄别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要找准切入点，选对路径，利用好自身的有限资源，借助产业链供应链上大企业的生态带动力和平台服务，赋能自身转型，同时争取并用好政策，能够承接得住政策的引导效应。 “大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绝不是自己转好就行了，如果只是明哲保身，其自身难以真正实现数字化。”王黎萤从供应链的角度补充说，“链式”数字化转型趋势明显，产业链中链主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要走在前面，建设企业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与链上中小企业的数据实现互联互通。“政府也要看到链主企业的重要性，制定政策鼓励大型企业带动链上企业一起转型。”
专题策划、编审：赵珺、徐豪 撰文：《中国报道》记者 陈珂 新媒体发稿：张利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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