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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 木 烧 炭 文/张 春 1964年11月初，我刚从重庆上山下乡来到大巴山农村的社办林场，就被选进了烧炭队。一起被选中的还有同时下乡的蒋孝祖、李龙骧。关于“烧炭”的知识，只知道张思德就是烧炭死的，具体怎么死的不清楚，但我不想死，不愿多想；还有就是读过的白居易《卖炭翁》——“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心忧炭贱愿天寒，晓驾炭车辗冰辙。……”可想而知，烧炭从古到今都是与砍树、灰尘、天寒、地冻、辛苦、危险这些关键词搅在一起的。
第一天，老场员李仕伦、李仕强两兄弟，带着我们几个从来没有真正干过体力活的知青，钻进林子里，选窑址、搭窝棚、建窑子。据说，窑址的选择十分重要。首先，地势要比较平坦，这样才好堆放木材，便于装窑出窑的操作；其次，周围要有足够多的、不用费力便能就地取材的树木，否则要把沉重的木材从很远的地方运到窑子边来将会累死烧炭的人。我们跟着李家兄弟，一步一滑溜、三步一小跌、九步一扑爬，弄了一身泥，在山坡上转了好半天。他俩不停地用弯刀砍倒杂乱的灌木丛察看地形，终于找到了一个他们觉得还可以的窑址。李家兄弟开始清理窑基地坪。我们什么也不懂，手里拿着准备砍树搭窝棚的砍刀，傻傻地站在他们选好的搭窝棚的地方，等待进一步的指示。这两兄弟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却力大无穷，从小就只知道埋头干活，从来不曾指挥过别人干活。见我们站着不动手就急了：“砍几根梢子把棚架子撑起来呀！”李仕伦叫起来。“什么叫梢子？在哪里砍？怎么撑起来？”我们几个一头雾水。李仕强比他哥哥头脑灵活，他知道说不如做，拿着砍刀就转进林子砍了四五根比拳头稍粗的小树，剔掉桠枝，拖到我们面前，说：“搭个手。”我们在他的指点下，七手八脚地截断树枝、挖坑、栽桩、架梁、捆绑，累出了一身大汗，居然搭成了一个勉强得到认可的棚架。随后，大家又跟着他割来一大堆茅草，按他的指点，把茅草从下向上铺到棚架上，终于搭起了一个像乱草堆似的窝棚。李家兄弟很不满意，但也许想到这个窝棚又不是他们住，也就勉强接受了这个怪物。搭窝棚是小儿科，但对我们这群没干过体力活的人来讲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原以为今天就到此为止了，结果根本不是我们想的那样，接下来才开始真正的工作。在我们搭棚的时候，李仕伦大刀阔斧地在窑基地坪上干起来。他先是平整了地面，并在地上画了一个船型土窑的平面图，接着就向下挖掘起来。我们的艰苦工作随着他挥舞有力的动作也就滚滚而来。他挖出来的土，我们要一筐一筐地从坑里提出来，运到不会影响今后工作的山坡下倒掉。农民常说“寸土一箢”，即地面一寸土挖出来就是一箢泥。打一个炭窑若是有上千寸土，我们就得提出并运走一千箢篼的泥土。等挖出一个40厘米深、近3米长、2米宽的炭窑基底时，山坡下边已经堆起了一个高高的土堆。加上搭窝棚、割茅草和与箢篼的摩擦，这一天我一双手掌冒起了十几个水泡，手掌、手指到处都是，最大的足有3厘米长、2厘米宽，疼痛无比、惨不忍睹。手臂疼痛不堪，腰腿肌肉兀自颤抖不停。我们几个知青都累得瘫在了地上，再也站不起来。第一天的工作就把我们彻底打趴下了。
老场员说，用头发丝刺破水泡，把水放出来，水泡蔫了，第二天就没有事了。这么大的水泡，这么大的面积，一夜之后就没事了？打死我也不信！夜里辗转难眠，火辣辣红肿的手掌疼得钻心，腰干痛得翻不了身，让人根本无法入睡。第二天，我们三人都躺在床上没有起来吃早饭。暂时代理林场场长的公社谢书记是一位好心人(他儿子谢世顺后来和我一起修襄渝铁路成了好朋友)，见我们伤痕累累，就让我们休息了两天。其实，在当地世世代代农民的眼里，手上打几个水泡根本不算伤。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不知不觉地也不认为水泡是什么伤了，因为双手早已布满老茧，不再是城里小白的细嫩手掌。对第二批来林场的知青因一两个水泡就叫苦连天，我们也很不以为然。炭窑子有40厘米在地下，是窑基，就是我们用打满水泡的双手挖出来的地坑。坑的前端中央，离底部20厘米的高度斜着打出一道通风的烟道。在我们休息的两天里，李家两兄弟伐下了一大堆木材，我们在李仕强的指挥下，用斧头把这些木材按需要截成长短50-160厘米不等。用斧头截取木材的工作看似简单，实则不易。首先，烧炭的木材要求都是碗口左右粗细，太粗怕烧不透，太细可能出炭时在剧烈氧化燃烧中化成灰。炭场满山都是胸径(与人胸部同高处的直径)三四十厘米的大树，每根树至少有五六米长的一段需要一破二、甚至一破四，我们哪有这种体力和本事？其二，我们从没有用过斧头，要按规定的尺寸截取木材根本做不到，截取的木材要么长、要么短。李仕伦在土坑里不停地提出要求：“短的、长点、再长点儿……最长的……快点儿……”我们三人无所适从，我心想：“明知不可为，何苦强求之！”干脆傻傻地瘫倒在地上。李家两兄弟无可奈何，只好慢慢来。第二天，李仕强一个人几乎完成了备材的绝大部分工作，我们主要就是把备好的木材按李仕伦的呼叫声，一根一根地递到他的手头。李仕伦把它们一根一根依次紧密直立地排列在地坑里，木材之间不留缝隙。当地坑里不再有间隙时，无论从哪个方向看过去，木材堆的顶部都呈现出一条条基本流畅的抛物线。我真的很佩服这两弟兄！我们按照他俩的指挥，在木材上方和周围覆盖上一层土，用准备好的扁平木棍对覆土进行反复的拍打，然后再盖上一层浮土，又反复地拍打。反复几次以后，夯实了约20厘米厚的覆土，窑顶就完成了。整个炭窑子犹如一座坟墓上的封土，窑顶最高处离窑底大约1.8米。沿着窑顶的中线，大约每隔60厘米左右开一个直径10厘米的通气口，并在窑尾用斧头砍开夯土留出一个点火口。在预留的操作面一侧，沿着地坑的边沿呈90度的方向，向下挖了三个用于开窑出炭的槽子，炭窑子就完成了。累虽然累，但有一种兴奋和成就感。杠炭原来就是从这个坟墓似的窑子里烧出来的！李家两兄弟开始在窑尾点火口点起火来，并说：从今天起，你们每天晚上必须留住在窝棚里，每人值班两小时，跟着我们学习观察窑盖的变化(出现裂口好及时封补)和出气口的控制。啊——原来窝棚是为我们准备的！恰有一股寒风刮过来，我一连打了几个寒颤：这寒冷的冬夜怎么熬啊！夜里寒风刺骨。窝棚的地面铺了薄薄的一层茅草，我们三人薄薄的垫絮重叠铺在茅草上面，即使如此，躺在上面仍然像躺在冰面上一样。寒风无视整个窝棚上的茅草，野蛮地钻进来，如同刀子一般在脸上肆虐；身上的铺盖好像薄纸一张，丝毫无法与寒风抗衡，与其说是在睡觉，倒不如说是在受罪。
李家两兄弟的家就在不远的山上，一个上半夜来，一个下半夜来，轮流带着我们观察窑子的动静，控制着通风口的开闭。他们在窑子和窝棚之间燃起了一堆篝火，给我们带来了一丝暖意。这一夜，是我有生以来最难熬的一夜。杠炭是由木材在炭窑里几乎封闭的环境中碳化后，再经过在空气中短时间氧化燃烧、高温炼炭，然后迅即埋入沙土中隔绝空气闷熄而成。这些理论，是以后才从书上看到的，当时什么也不懂。点火后第四天的夜里，该开窑出炭了。按照李仕伦的吩咐，我们在操作平台挖了几个大土坑，准备了一大堆松软的沙土和几把自制的长把火钳。窑门，就是事前挖好的三个与窑壁相连接、用于开窑出炭的地沟槽子；开窑门，就是把与地沟槽子相连接的窑壁打开一个洞。洞打开后，黑黑的碳化了的高温木碳接触到空气，立即燃起了明火，火花四溅、噼里啪啦，就像过年小孩手里的烟花一样。随着火花的溅放，一幕色彩斑斓、变化无穷的大戏出现了：窑门处，黑色木炭在慢慢地转红，逐渐由暗红变得通红，随着温度的不断上升，又由通红向橙红过渡——金色！变成金色了！温度还在不断攀升，金色的木炭显得发白刺眼，最终变身为玲珑剔透的“黄金条”！我们被如此迅速的色彩变化惊呆了。“出炭!”李仕伦一声令下，兄弟两人各自手持一根3米多长、比手臂略细的梢子，伸入靠近窑门的杠炭根部向外掏引。你一条、我一条，一根根黄金条般的杠炭，乖乖地随着梢子的移动进入出炭槽。我们按照预先交代好的步骤，用长把的自制火钳，从槽里夹出“黄金条”，轻轻地放进挖好的土坑里，装满一坑立即用沙土埋上。近窑门的杠炭出完以后，后面排列的碳化木才能接触到空气，新一轮色彩演绎重复进行。第一个窑门够不着了，就打开第二个窑门，然后第三个，快到天亮时，一窑杠炭终于出完。其实，出炭是非常辛苦的。李家兄弟手里的梢子在不断地燃烧，越来越短，而碳化木距离窑门越来越远。梢子长了，又重又不好操作；梢子短了，高温烤得双手和脸庞通红，时间一长满是火癍，搞不好就是烫伤。难怪他俩准备了一堆梢子，短了就换新的。1964年还是没有脱离每人一年只有1尺8寸布票影响的物资短缺时代，山区农民夏天一件单衣，冬天一件破棉袄，平时连一件换洗衣服都没有。衣服实在太脏太破，晚上脱下来洗洗补补，用火烤干，第二天又穿上身；直到不能再洗再补时还舍不得丢，拆了打布壳做鞋底。所以，农民做梦也没有想过，出炭时可以用什么面罩、手套、围裙等最最基本的劳保用品来保护自己。整个出炭的速度必须抓得非常紧凑，又必须让杠炭有足够的时间氧化燃烧、高温炼炭，李家兄弟对时机的掌握很关键。我们夹出高温的杠炭，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放进土坑，并及时掩埋，否则高温下杠炭会迅速氧化成灰。好不容易烧出来的杠炭，是不能让其化为灰烬的。窑门吐出的高温火舌炙热滚烫，带来的不是“火烤胸前暖”，而是避之不及的热浪冲击；汗水湿透了的背襟对着雪夜呼啸的北风，倒真是刺入骨缝、渗透心底的“风吹背后寒”。烧炭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出完一窑炭，不能让窑温过分下降，在人能忍受的温度下，就得钻进高温的窑子装填第二窑的木材。天寒地冻的天气，李仕伦脱下棉袄，换上夏天的破单衣，冒着灼热的高温钻进窑子。窑里最高点净空不到1.6米，最低点只有五六十厘米，人在里面根本抬不起头。李仕强还是像以前一样，在外面指挥我们截取适当的木材往窑里递送。虽然事前已经做了准备，但李仕伦的叫骂声还是一刻也没有停过，因为递进去的木材不是长了就是短了，但他最终还是把它们安置在里面了。每隔几分钟，他就要钻出窑子喘息一次，或者自己出来挑选他需要的木材。看着他满脸满头花里胡稀、浑身上下汗如雨注的样子，真叫人心疼！农民，就是吃苦耐劳的同义词。无论是天寒地冻还是骄阳酷暑，为了生存，什么都得忍受！什么都能忍受！我心里在想：“难道这就是我们今后的模样吗？”在前一窑点火之后，除了观察窑情火势、开闭通气口外，大家就得准备下一窑的木材。一般情况下，不出意外的话，平均每五天就得准备一窑木材。开始还好，把近处的树放倒后，就地处理，不用长距离搬运；但随着木材的大量消耗，近处好取的树木没有了，取材的难度越来越大，运送的距离越来越远，劳累和危险与日俱增。伐木烧炭，是林场最危险、最辛苦的活。吃住在山上的茅草窝棚里，生活的艰苦是另一回事；关键是在30度左右的湿滑斜坡上砍树伐木非常劳累危险，尤其是雨雪天气，更是苦不堪言！在一个飘雪的日子里，主将李仕伦，为了凑够急需的木材，冒险爬上岩边，去砍一棵难觅立足之地的谁也不敢觊觎的特大号树木而滑下坡底。好在沿途都是灌木，不断地阻挡他宽大的身躯，降低了下滑的速度；他又力大无穷，终于在落地之前，用双手紧紧地抓住了一棵横着长的小树，使他免于重创。他重重地摔坐在满是雪水的地上，裤腿划破了近1尺长的口子，露出了大腿上一条足足超过20厘米长的“娃娃口”(山里人对大伤口的叫法)，一股鲜血正在涌出，沿着他的裤子和大腿不断地流向地面。
我们用麻绳扎住伤口的上方，为他止血。他在兄弟的搀扶下从地上爬起来，没有叫一声痛，只是抚摸着划破的裤腿，大声地叹息道：“可惜我的小衣(当地人对裤子的称呼)了！”过了半个月，倒霉的事终于找到了我的头上。也是为了砍树，高高举起的斧头被身后的一根藤蔓挂了一下，由于用力过猛，脚下一滑，斧头直接划向了我的小腿。我来不及躲闪，本能地往右侧一倒，斧头尖划破了左腿膝盖下厚厚的外裤和绒裤，从最没有肌肉的连二杆(胫骨)上一滑而过。好在是一滑而过，胫骨前的皮肤张开了一个大口子，里面的组织从口子里往外翻出，像一朵初开的白色小菊花。也许是这里没有大的血管，鲜血慢慢地渗出，白色的菊花逐渐变成了红花。胫骨被砍了一个1厘米左右的坑，直到现在还可以摸到。我的伤口虽然感染了，但不是很严重，两周后炎症消去，就慢慢愈合了，只是胫骨一直痛了很久很久。后来，蒋孝祖也被自己的斧头砍伤了脚弓，他没有我幸运，伤口严重感染，几个月无法步行。这一个冬天，我们都在伐木烧炭。一处的树木伐完后，又移师他处，前后建了三个窑子，砍光了三个山头和三条山沟，茂密的森林变成了光秃秃的荒地。烧出来的杠炭，由林场的知青们跋涉30里山路背出大山，以每斤4分2厘的价格卖给了供销社。我记得1964年年终分配时，我近两个月的艰苦劳动，得到的报酬仅为2元1角4分钱。青春却再也不回来，那片光秃秃的荒地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长出茂密的森林来。
作者近照及简介： 张春，生于1948年。1964年从重庆市西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初中毕业，上山下乡到四川省南江县关路公社的社办林场。1972年底回城，退休于西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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