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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戏曲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常熟老李jlr5mr 2023-06-03 发布于江苏

      清王朝统一中国后,一面加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政,同时,又采取招抚流民,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减免赋税等安定社会、恢复生产的措施。在清初的几十年中,耕地面积扩大,人口逐步增加,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农业和工商业都欣欣向荣,到康熙(1662-1722)、乾隆(1736-1795)时期,进入空前强大的阶段,史称“康乾盛世”。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太平盛世”的形成,无疑为戏曲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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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清代统治者还实施了一系列政治与文化专制的政策与举措。清代统治者入关以前,便懂得利用明王朝的降臣降将,依照明制设立朝廷制度,也懂得利用汉族的儒家思想控制社会。入关以后,清王朝的统治集团迅速清扫了自身的游牧民族遗迹,基本上全盘接受了明朝的政治体制,并进一步强化了君主专制。康熙时设立南书房和大臣会议,以削弱内阁的权力;雍正又改立军机处,把大权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更加巩固。

      清王朝的专制还体现在思想文化方面。朝廷同时采用软硬两手策略,对于思想文化实行严密控制。一方面大力推崇儒学,甚至将宋代的程朱理学定为官方哲学。康熙二十三年(1684),皇帝亲临曲阜孔庙,在大成殿行三跪九叩礼,又书写“万世师表”匾额悬于殿中。康熙特别推崇朱熹,亲自主持编写了《性理精义》,还命大学士熊赐履、李光地编纂《朱子全书》。在为该书作序时,他称誉朱熹“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他还升朱熹为孔庙大成殿配享十哲之次,朱熹成为第十一哲。又任用一批信泰宋代程朱理学的官员,如魏介裔、熊赐履、汤斌等“理学名原”过树立宋代理学在思想意识领域的绝对权威地位,对晚明追求人性解放的社会思潮进行了有力的反拨。明代的八股取士制度在清代得以沿袭。除此之外,康熙、乾隆两朝还专门开设了用以网罗名士的“博学鸿词科”。为了笼络汉族士人,调和民族矛盾,巩固专制统治,清廷还十分重视书籍的编纂。康熙朝组经编写了《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康熙字典》《朱子全书》等书籍,乾部朝更有对后世影响很大的《四库全书》面世。这些书籍一方面可以看做重大的文化成就,但另一方面也有诱使文人埋首故纸、羁縻人心、消磨意志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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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文字狱的兴起,从汉族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入手,对其人格尊严进行摧残,或多或少影响了当时的学术风气。

      此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明清易代的巨大变化,也给文化界带来相当激烈的冲击。清顺治间,邹式金在《杂剧三集小引》中说:“迩来世变沧桑,人多怀感。或抑郁幽忧,抒其禾黍铜驼之怨;或愤懑激烈,写其击壶弹铗之思:或月露风云,寄其饮醇近妇之情;或蛇神牛鬼,发其向天游仙之梦。”诚如所言,清初动荡的社会现实促成了两股相反相成的文化思潮:一是积极入世的,表现为幽愤之怨和故国之思;一是消极出世的,表现为风流之趣和避世之情。在戏曲创作上,前一类作者如吴伟业、王夫之、尤侗、嵇永仁等,他们作传奇、杂剧,大都取历史故事加以随意虚构,乃至幻化,寄托个人的情感心迹。而李玉等苏州派作家更是凭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用传奇作品抒发明清之际乱世中的历史思考。后一类作者如李渔,他创作的《笠翁十种曲》追随明末阮大铖、吴炳等开创的风情喜剧的路子,专注于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更加注重作品的戏剧性,构成与苏州派迥然相异的艺术风貌。此后,洪昇的《长生殿》传奇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传奇,集两种创作方向的作品之大成,表现出深沉的历史沧桑感和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南洪北孔”也成为清代传奇创作中最为耀眼的双子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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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统治者大多迷恋戏曲,而且熟悉戏曲的表现形式,从早期开始就蓄养大批优伶,在内廷修建多座奢华的戏台,动用国家机器保护昆曲,后又将入京后逐渐雅化的弋阳腔引进宫廷,编演多部大型的“昆弋大戏”,乾隆帝等让诸腔杂奏的徽进京为其祝寿,为地方戏地位的提升和繁荣发展提供了契机,请代官延演别对民间演剧活动亦有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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