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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道为根，百家学派为枝叶发展而来的文化。孔子与孟子的思想，承接了尧、舜、禹，以及夏、商、周历代圣贤的理念，最终成就了学术最高的“道”——孔孟之道；老子与庄子的哲学，以“自然为大”的科学观念，让人返璞归真的质朴情怀，是承接了中国最古老、最原始的“黄帝部落”时期的思想，也因此，道家总是与传统医学及养生相联。并且，在道家看来，人的肉体和精神是协调统一的整体，两者都会出现病痛，而道家不仅要医治身体的病痛，同时也医治精神的病痛。 秦始皇的出现，宣告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彻底消亡，以及君主专制社会的诞生。从那时开始，“百家争鸣”的知识分子断层，与古希腊一同被称谓“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也黯然退场。汉、唐之间虽学者众多，却大多难以达到春秋诸子的思想高度，直至唐末韩愈的出现，才扭转了中华文化颓废的局面，所以苏轼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一个国家、民族是否拥有未来，不在于当下国之大、兵之强，而是要看有无担当民族脊梁的知识分子出现。汉之强、唐之盛令外族惊叹不已，但这一切都是虚而不实的。汉、唐之后，我们的民族陷入了残酷之地。军阀混战、民族内斗、国家分裂，而外族又趁机入侵，“五胡乱华”更是生灵涂炭，这便是汉、唐之后我们民族的结局：一个是魏晋南北朝，一个是五代十国。 韩愈上承诸子百家，下启宋代理学，虽生于唐，而唐却没有给予韩愈施展其志之运，亦无继承其志之人，直至宋朝建立后，其他“唐宋八大家”和理学家的出现，才有继承韩愈之志、文以载道的知识分子，扭转了高级知识分子断层的局面。他们也是中国进入君主专制社会后，仅有的达到“诸子百家”高度的知识分子。（柳宗元与韩愈同时期，虽有才华却早卒） 宋代经济、文化高度的发达，是建立在对知识分子尊重的基础之上，使得中华文化在宋代得到了很好的继承、普及和发展，也让整个民族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以抵御世界上最强大、野蛮的蒙古帝国，即使宋亡以后，中国再无分裂的局面出现。（宋之兴，源于对知识分子的尊重、“限制王权”的理学诞生、以及对私有制的保护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宋之亡，除了外因，则是与文字狱——庆元党禁、皇权专制、市场经济的崩溃有关。） 《孟子》在南宋被朱熹编入《四书》，《孟子》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成为后来科举之仕耳熟能详的“论孟学庸”之一。朱熹死后不久，南宋覆亡，国家经历短暂的元朝统治后，又被朱明王朝代替。因为帝王与朱熹同姓的缘故，朱子学说被明代视为儒学正统，而过去曾被忽视的《孟子》，也成为仕途之路的必修课。《孟子》系统地阐述了儒家的心性之学（特别是《孟子·尽心》，其他孟子学说并不被帝王所喜好），被宋代理学家继承之后，又在明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又一丰碑——明代心学，其中核心便是王阳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 （宋代理学是儒家与道家思想高度融合后产生的，而明代心学则是在宋代理学的基础上增加了佛家思想。同时，洪应明的《菜根谭》，王永彬的《围炉夜话》，陈继儒的《小窗幽记》被称谓明末清初心学三大奇书，都是包含了儒、释、道精神的名作。） 明亡之后，中华文化再次陷入了黑暗，满清二百多年的统治中，学者名家只出现在两头，清初的名家是明朝的遗产，清末的名家是鸦片战争带来的正面遗产。通过中华文化的变化发展，感到似乎有这样的一个规律，皇权越弱，专制越弱，对社会的控制越弱，国库越拮据，而民间经济越发达，百姓越富裕，知识分子越活跃，诸子级别的学者名家越易出现。 周朝之所以出现“百家争鸣”，是因为君王的权力被封建诸侯分散；宋代的文化之所以发达，是因为皇帝拥有的权力是专制社会中最少的一个，明代中后期亦是如此，清代末期以及民国时期也是如此。中国文化在数次变迁中，“百家争鸣”依然是几千年来的一座巅峰，宋、明、清末民国虽然有过文化的复兴，但复兴的高度越来越低，复兴的时间也越来越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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