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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有很多的“十三太保”，最出名的要算西北军冯玉祥麾下十三太保：孙良诚、孙连仲、佟麟阁、刘汝明、韩复榘、石友三、张维玺、过之纲、闻承烈、程希贤、葛金章、赵席聘、韩多峰。 蒋介石也有“五虎将”和“复兴社十三太保”：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酆悌、郑介民、曾扩情、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戴笠、胡宗南。 其实“山西王”阎锡山的麾下也有“十三太保”，其中不乏日后青出于蓝的“华北王”傅作义、“绥西王”王靖国还有“守住就有办法”陈长捷，这十三员猛将分别是：杨爱源、孙楚、梁培璜、杨澄源、傅作义、王靖国、赵承绶、李生达、李服膺、楚溪春、鲁英麟、董英斌、陈长捷。  王靖国 今天就先来说说，“山西王”阎锡山的女婿“绥西王”王靖国。 王靖国（1893—1952），山西省五台县新河村人，抗战时期的十三集团军上将司令，阎锡山的铁军组织的掌门人，哦，他跟阎锡山还有一层关系，王靖国是阎锡山的女婿。 王靖国的幼年时候跟平常人一样，到了读书的年纪，父母就把小王靖国送到了同村的塾师李怀清那里学点文化知识，1918年，25岁的王靖国从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步科毕业，因为是山西人的缘故，他自然而然的回到老家投身了晋军。 王靖国进入晋军以后，没有门路的他先任学兵团的队副，后来调任第四混成旅第七团连长，王靖国毕竟是军校出身，治军十分注重军容风纪，有一次，在全团统一集中在督署的操场上进行土工作业，突然之间，狂风大作，暴雨随即倾盆而下。这时候的操场上顿时像炸了锅的蚂蚁一样，各连长都还没说解散收工呢，士兵就已经跑到别处躲雨去了，整个团只有王靖国的连队有条不紊地集合、整队、报数，然后踏着正步，不紧不慢的撤回营房，这一幕正好被站在梅山上散心的阎锡山看在眼里，于是人到中年的阎锡山就把王靖国这个小同乡默默的记在心里，此后王靖国按部就班的进行军阶递升，1923年升任营长。 1926年，阎冯大战时，王靖国战功赫赫，加上阎锡山本来也中意王靖国，于是升王靖国为团长，1927到1928年是晋军实力膨胀的一年，1928年，晋军第三次扩军完成，晋军整编兵力为：17个步兵师，8个炮兵团。阎锡山见师长、旅长不够用了，就提拔了一批团级干部，于是王靖国升任第五旅旅长、三十七师师长。1927年6月，国民政府对进行部队的整编，阎锡山抓住机会一口气编出来10个军（虽然人数上并没有满编制），并且就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终于熬到了一流军阀行列。 1930年阎冯联合反蒋，中原大战爆发，王靖国升任第4路军第三军军长，阎锡山在反蒋大战的梭哈失败后，王靖国率部退驻阳泉。民国政府对晋绥军编遣，晋军各部队被编为4个军，番号为32到35军，军长分别为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至此，晋军四大金刚正式出炉，王靖国则被缩编为七十师师长，属杨爱源第三十四军节制，被派驻到绥远的包头地区。 再次复出的阎锡山为实施屯垦计划，特设立绥西屯垦督办公署，阎锡山自己兼任督办。王靖国以第七十师师长兼任会办，在自己的防区包头设立了督办办事处，代行阎锡山的督办职务。王靖国所属第七十师的两个团全部及另一个团之一营，编为28个屯垦队，在包头河西以及临河、五原一带扎寨垦荒、辛勤耕种。这就是民国时期声势浩大的晋军绥西屯垦。  1933年6月，蒋介石积极准备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为总结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提高部队士气和作战技能，决定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分批对北路“剿共”军中下级军官进行轮训。1934年，蒋介石正式在庐山成立军官训练团，名为师长，实际人员仅有加强团的师长王靖国被蒋介石下令前往庐山参训，担任营长，训练考评，王靖国成绩是训练团的第一名。蒋介石特地奖励他二万元银元，以示拉拢。 1936年5月，正忙着“剿共”的第十九军军长李生达在离石驻地遇刺身亡，王靖国补李生达的遗缺，升任中将军长。抗战爆发以后，阎锡山积极策划了大同会战，王靖国率所部第十九军由绥西急赴大同，除留了一部军队扼守在雁门关以外，其余部队集结于阎锡山的岭口行营附近，作为总预备队。9月下旬，日军突破茹越口，晋军败退，阎锡山无奈退守忻口，王靖国作为总预备队，奉命固守崞县十日，给忻口布防争取时间。10月5日，敌人猛攻崞县城，王靖国多次组织防御，奈何军队装备、素质相差太多，守城部队伤亡惨重，阵地有不保之虞，王靖国的参谋长梁培璜上报阎锡山战况，阎锡山下令允许王靖国部撤出，转至忻口右翼地区防守，至此崞县、原平两地失守。 1938年2月上旬，日军集中兵力沿同蒲路南下，攻占临汾，威胁晋西隰县。王靖国奉命急行军前去占据隰县城东30公里的石口镇，在石口镇对日军加以堵截。 王靖国根据自己作战经验判断日军必经大麦郊进攻石口，事实上，狡猾的日军仅以一部兵力佯攻大麦郊，而主力沿公路迂回川口，由于王靖国的判断失误，在川口分配的兵力不足，双方经一昼夜激战，旅长以下120余名将士阵亡，阵地被日军突破，川口危在旦夕，阎锡山急调陈长捷支援川口，没想到陈长捷望风而逃，导致石口两面受敌，抵挡不住日军的猛烈炮火，王靖国遂下令部队放弃石口，全军向永和方向撤退，石口失守。丢失川口和石口两处阵地，负有主要责任的王靖国和陈长捷成为众人口诛笔伐的汉奸，晋军执法总监张培梅为了严肃军纪，力主枪毙王靖国和陈长捷，否则类似事件会不断发生。阎锡山念他们虽然丧失阵地但是手下的编制没有被打残，起码为晋军保留了一部分实力，所以有意维护留他一命。 张培梅性格刚烈，一生正气，其志向在强大国家，而非一己之私利，阎锡山轻易不敢惹他。这次阎锡山这么护着王靖国导致张培梅觉得自己这个军法处长是个摆设，于是他给阎锡山留下一封告诫信，随后于隰县南午城镇服毒自戕。这就是著名的张培梅愤怒事件，在此，致敬执张培梅将军。  升任司令 1938年7月1日，阎锡山在吉县古贤村秘密召集晋绥军高级将领会议。会上，阎锡山强调：“欲抗敌成功，必须先求军队本身的存在。欲存在，须以弱变强；欲成功，须以弱胜强。”这番话完全是阎锡山考虑到山西新军势力逐渐做大，保持双方的平衡，他要求旧军用政治动员、合理统御等措施来发挥士兵的思想能动性，对作战实行不实际硬碰硬、不失时机、不能吃亏的“三不”作战原则，灵活地消灭敌人。 根据阎锡山的发言，王靖国揣摩了阎锡山的心思后，他提出在各军、师中设立军政干部学校，为本部队培养青年军官和政工干部。提倡在部队中开展“新的教育、新的统御、新的管理、新的作战”的所谓“四新教育”。这个建议正中阎锡山的下怀，阎锡山下令将这个建议形成正式决议。会后，几所干部学校相继创办：“山西军事干部学校”在吉县成立；“民族革命青年军官教导团”在乡宁组建。 1938年年底，日军六路围攻阎锡山所在的吉县城东小河畔集训基地，为了迷惑日军的目标，王靖国奉命乔装成阎锡山并乘坐阎锡山常用的小轿穿吉县城关西行，佯装准备西渡。日军信以为真，向上级报告：“皇军进攻吉县，现已将王靖国主力击溃，阎锡山乘二人小轿仓皇逃往黄河西岸。”阎锡山截获电报后，说：“看样子日本人的进攻要结束了。”遂下令各军分路截击得意忘形的日军，随后，阎锡山假戏真做，于1939年1月底西渡黄河，驻于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王靖国随行至秋林镇担任襄赞军务，在秋林镇期间，阎锡山还仿效蒋介石庐山军官团的做法，将晋军的中下级军官分期分批调到秋林镇进行晋军的军官集训。  1939年2月，阎锡山将手下晋军扩编，成立第六、第七、第八、第十三共四个集团军，在阎锡山身边襄赞军务的王靖国升任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同月，阎锡山召开“秋林会议”，在会议进行中，以王靖国、薄毓相等为代表的山西旧派势力通过与以薄一波、续范亭为代表的山西新派势力的激烈交锋，给牺盟会、动委会以及山西新军施加压力，作为旧派的领军人物之一的王靖国首先在所部的十九军中建立政治主任制，委派高瑞岚为军政治主任，又从西安招揽了一批抗日青年作为部队政治工作的骨干，同时成立抗日宣传队。 会后，在阎锡山授意：“建立现代化有基础三十万团力铁军”，此事由王靖国一手负责，训练赫赫有名的“山西铁军”的成为王靖国的主要工作。有一次在阎锡山的家庭会议上，骑兵第1军代军长温怀光根据王靖国事先的安排，首先表态：“我们是军人，是绝对服从会长的。会长没有让我们组织，我们就不能组织。如果准许我们组织，我们一定能够组织的更好，与会长同生共死，共患难。”与会的其他人立即附和，王靖国顺势提出建立铁军组织。阎锡山见火候已到，表示：既然大家有这样的要求，那就积极筹划组建铁军组织吧。通过阎锡山和王靖国惟妙惟肖的表演，使预谋好的事情变成了阎锡山的顺从民意。阎锡山家中的那次秘密聚会之后，王靖国以“整军会”的名义继续扩大组织，拟定有关纪律。最后选定二十八人，号称“晋军二十八星宿”，作为铁军组织的发起人，但是，王靖国本人不列入二十八宿之内，又突出了他在这个组织中的特殊地位。 1939年11月15日，还是在阎锡山的家中，一个对外称作“整军会”的所谓“铁军”组织——“三三铁血团”成立了。三三铁血团的发展形式为“三三制”，即一人发展三人，三人发展九人，依此类推，因此而得名，“三三”还谐音着阎锡山的“山”和山西省“山”，一语双关，由此可见王靖国等的拍马屁的功夫。 在王靖国亲力亲为搞起来的这个铁军组织，虽然由阎锡山兼任团长，王靖国以置身于二十八宿之外的超然地位，替阎锡山主持团务，虽没有名正言顺的名份，但是王靖国在实际上已经超过杨爱源的地位，实际上充当着铁军的掌门人。 铁军组织成立后，阎锡山在战区整训处下增设督训处，以王乾元为处长。督训处直接向王靖国负责，专门办铁军组织的这一件事，其他事情都不用管。在阎锡山“所有军队均需成为铁军”的指示下，铁军组织在王靖国的一手操纵下，首先以军队中的中上级军官为发展对象，然后通过这些中上级军官达到掌握整个晋军的目的。 由于得到阎锡山的大力支持，短短几年之中，铁军组织由初发起时的“二十八星宿”发展到会员近万人。到抗战结束为止，晋军中原来的各部的军长、师长大部分都成为铁军骨干分子，就算不是铁军分子也是靠拢铁军的积极分子，所有军队的整编、从事、训练等，一律在铁军组织的掌握之中。借助于铁军组织的不断扩充和发展，王靖国在晋军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成为权倾一时的实力派人物。 王靖国凭借组织，独揽军权，作威作福，引发了其他将领的不满和忌妒，阎锡山为了调和各方面的矛盾，阎锡山于1941年成立了“特团”，“特团”作为铁军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以杨爱源、孙楚、赵承绶、王靖国、杨澄源、楚溪春、郭宗汾、彭毓斌等为委员，以杨爱源为主任特委。1943年，“特团”改名建军委员会，阎锡山担任委员长，杨爱源担任副委员长，王靖国始终以办公室主任负实际和具体的操作，其铁军实际掌权人的身份并没有受到威胁和变化。 日寇投降后，王靖国以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率军驻守临汾，奉命相机向解放区扩展政权。在此期间，蒋介石授意胡宗南对王靖国设法以高官厚禄拉拢，并以河南省长的条件诱惑王靖国倒戈蒋介石，但是，王靖国毫无保留地把所有细节向阎锡山作了详细汇报，此举得到了阎锡山的十分好感和信任，于是阎锡山立即责成王靖国将临汾军事交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璜接管，自己速回太原继续主持铁军的组织工作。  内战被俘 1947年冬，经过晋南、晋北、汾孝、正太等战役之后，阎锡山的势力所及的地区已经只剩下太原、大同、临汾三个大点的城市，以及晋中、晋东的十几个县份。面对解放军的高歌猛进，阎锡山检讨过去的失败，决心进一步加强铁军组织。为此，他手编《铁军基干读本》，以“不懦、不偷、会带兵、会组兵、会打仗、会肃伪”要求每个铁军“基干”。他指定王靖国负责铁军组训工作。王靖国临危受命组建铁军基干训练委员会，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王靖国草草的举办了十一期的基干训练班，质量不论，单单人数就训练铁军基干多达两万余人。参训者均系从各部队中以团为单位挑选出来的“忠贞可靠”的班长及战士，经过训练考察吸收到铁军组织中。训练中要求学员做到在战场上“瞄准打，死不退，不做俘虏，当场打死倡议缴械投降的人”。在训练班上，王靖国对铁军组织“同生共死”的含义进行注解：“同生共死’这四个字是天命决定，就是老天爷指示我们同志会必生，共产党必死。你们一定要有誓死完成会长交给你们的任务的决心。” 正当王靖国不遣余力地为阎锡山训练铁军基干的时候，1948年7月，晋中战役结束，赵承绶野战军全军覆没，太原告急，1948年冬，解放军进至太原 ，阎锡山将残余部队整编为两个兵团，王靖国任第十兵团司令兼太原守备司令。 阎锡山溜出山西飞向台湾之后，晋军就以王靖国为代表的五人小组替阎锡山掌握兵权，1949年3月的一天，王靖国在北平读书的女儿王瑞书回到太原。父女重逢，本是一种开心与喜悦的氛围，可王靖国却高兴不起来。他意识到自己的女儿身为一个弱女子，不可能也没有能力穿越解放军对太原的严密封锁线而进入太原城内，于是王靖国在各方面的消息中了解到傅冬菊对她父亲傅作义在北平起义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后，他已经猜到了女儿回来的原因和用意。王瑞书拿出了徐向前的亲笔信，劝说父亲放下抵抗，学习傅作义看清大势，和平解放太原。王靖国看过徐向前的亲笔信后，沉默不语，他有些犹豫不决。因为曾经跟自己一起差点被枪毙的陈长捷因为傅作义的“守住就有办法”成为阶下囚，一个拿着陈长捷做筹码的晋绥军“四天王”的傅作义被共产党奉为座上宾。目前的这个形势，当陈长捷还是当傅作义，其实不难做出选择，可是王靖国还是考虑了很久，他想到了阎锡山对自己的大恩大德和知遇之恩。于是，王靖国对女儿说：“我也知道大势已去，太原是守不住的。但阎长官待我不薄，视我如兄弟，没有他下达投降的命令，我就会一直战斗到底。傅作义临难背主，毫无人格，我决不做他那种识时务的俊杰。你革你的命，我尽我的忠吧。王靖国甚至把女儿被共产党派回来策反自己的事向阎锡山如实作了报告。  总攻太原前一天，为了对城内守军作最后争取，减少城中百姓的伤亡和财产损失，在晋中战役中被俘的赵承绶携带徐向前的信件，到达晋军前沿的某个团部，通过团部电话打电话给王靖国，以多年袍泽之谊，再次劝其为全城军民的生命财产和个人前途着想，效仿傅作义的先例和平起义，并不顾危险，愿意进城与王靖国进一步面谈。 王靖国劝说赵承绶不要进城劝降，要是梁化之对他起了杀心，他是无法保护老袍泽的，他只是在尽他的忠，他并不想见到袍泽相残。 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发起了对太原的总攻，阎锡山妹妹阎慧卿、省政府代主席梁化之自杀，太原的诸多高干涌入绥署地下室躲避，此时地下室的高干们收到了阎锡山的一份电报，电报注明“化之亲启”，可此时梁化之已死，众人只能急匆匆地译出电报内容：为了保护干部，军事上不能解决，可以政治解决。 绥署秘书长吴绍之看后一声长叹：“就因拖延了这么几个钟头，竟把和平解放，变成了被迫投降！” 解放军攻进太原绥靖公署，王靖国负隅顽抗了一阵，随后便做了俘虏，随后，在功德林里跟陈长捷一起做了同学。1952年病逝于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终年59岁。  王靖国一生做过两次重要的抉择，在蒋介石与阎锡山之间，他选择了阎锡山，在和平解放与拒绝投降之间，他选择了拒绝投降。两个选择都是基于他认为的“个人义气”，于深处想来，他的选择是自私的，特别是第二次选择，他弃太原军民于不顾，欲以一城军民成全自己誓不投降的“美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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