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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闽浙总督端方参观柏林博物馆时，发现一座石碑很特别。他走近一瞧，惊得目瞪口呆，急问馆长此物从何而来？ 湖南巡抚端方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他在中国近现代的文化教育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方端收藏有丰富的彝器等书法，其著述有《陶斋吉金录》八册，对藏物的描述较多，共收集商周至六朝、隋唐各代青铜礼器、兵器、权衡、造像等359种。 在戊戌变法中，他不停地向朝廷建议实行君主立宪，慈禧太后见他在湖广总督的位置上立下了汗马功劳，便将他提拔为闽浙总督，端方亲自到北京向她道谢。 端方与张之洞交情甚好，一贯主张“立宪”，是“洋务运动”的最佳代表。 端方被派去出访外国，从北京出发，经过天津，秦皇岛，山海关，绥远，美，德，奥，俄，意一路研究。 端方在参观德国博物馆时，发现了一个汉字碑文，《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端方知道它由清代光绪八年，由考古发掘人员于古高昌城门（今新疆吐鲁番东部）哈拉和卓寻发现。该碑文内容为： “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在库木吐拉西（今新疆库车西）北，龟兹国西（今库车）道，安周造也。周即魏之安周。周初置沙州，至安周始废。北凉既灭，遂为龟兹所据。隋开皇十年，属焉耆，隋改焉耆国为鄯善国。唐贞观三年，属龟兹。” 他问德国人：“中国的碑文为何在这里？”德国人就把碑文的来历告诉了他。 德国考古学家阿尔伯特·格伦维德尔率领一支德意志吐鲁番考察队，于1896年九月三日，抵达中国新疆，开始了“丝路”上的一次考察与发掘。 此前，德国考古学家赫尔曼·鲍曼曾于1892年九月十四日赴高昌、吐鲁番等地进行考古发掘； 十二月一日，鲍曼与格伦维德尔在吐鲁番进行考古调查时，把《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从古高昌（今天新疆吐鲁番以东）的哈拉和卓（今天新疆西部库车）运到柏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文物，也是一件值得纪念的文物。 这是一块高一百四十八公分，宽九十二公分的石碑，出土的时候，石碑的右上角已经被削去了一块，下面是一块莲台。 当它被运到柏林的时候，它从下到上，一分为二，被柏林的国立民俗博物馆所收藏。 端方得到了德国方面的许可，将石碑复制了一份完整的石碑。 但在复制第二次的时候，不小心将石碑上的文字给砸坏了，德方因此而停止了复制工作。 最后，端方只能带着一副不完整的，残缺的拓本回国。 第二次大战中，石碑失传，端方的拓印石碑成为唯一的存本。 《沮渠安周建佛寺碑》，原文为北凉承平三年（445）高昌，记载了皇帝沮渠安周在这里建佛寺的经过。其后800多年，高昌作为欧亚两条丝路的枢纽，一直是各国争相抢夺的中心，直到13世纪，它遭遇战火的摧残，湮没于风沙之中。 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后代就把他的拓本卖掉了。这幅画于一九七六年由买主李介如之子孙捐献于中国史馆。 拓本是中国博物馆140万多件收藏品之一，对探讨西北地区各民族的政治制度，以及探讨中国书法从隶书到楷书的演变，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端方生前还奏请清朝开馆，在受到清廷的关注之后，他委派在全国图书馆中颇有声望，人脉极广的苗宪生担任图书馆的馆长，又委派陈庆年担任图书馆的负责人，并在经费、土地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他以极大的胆识，向清廷申请募款73000元，将杭州丁氏所藏“八千卷楼”全部收集齐，开创了我国馆藏全买私人藏书的先河，为当时学界所称道的“首创盛举”。 除此之外，他在武昌范氏“月槎木樨香”馆中购买了四千五百五十七种书籍，江南图书馆藏了这类图书，从当时藏书量上看，都远超其它同类型图书馆，长期居于全国首位。 他去世后，他的收藏立刻引起了国际收藏家的注意。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的莫理循，在给伦敦的国际新闻办公室主任布拉姆汇报情况时说：“他（端方）可以说是当代最有权势的古玩收藏家，他所收藏的古玩是中国最好的。” 日本著名艺术家冈仓天心曾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他所收藏的青铜文物，很可能在丧礼之后就会流失，所以，我们一定要尽一切努力，把这些珍贵的艺术品找回来。” 冈仓天心1912年来到中国，想要买下这些古玩，但当他得知藏品不卖时，便放弃了这个念头。 收藏品被儿子端吉先看管，因家族衰败，根据《北洋政府收购端方所藏文物有关文件》的记载，在一九一四年一月，段继贤又提议将藏品卖给民国政府，使其归国有。 从那以后，端方收集的藏品大批流落民间，还有一些流落到国外。 参考文献： 《发现中国印记系列丛书：笔落惊风雨》 #走进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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