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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之时多名士。这些名士通常饱读诗书，善于清谈，对于某一方面的学问有精深的研究。但是，即便是那时，也有人对于名士不以为然的——以为名士其实乃是唾手可得的，比如说东晋大臣王恭就是这样。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任诞》中，记录了他的一句话：“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王恭的这一说法显然将问题有些简单化了：作为名士，一定在某一方面具有相当特殊的才能，又特别的努力。或者说，一个人如果仅仅是常常无事可做，尽情地喝酒，除去《离骚》之外一窍不通，那么，是很难成为名士的。 在魏晋的名士中，如殷浩，对于《老子》和《易经》有很精深的研究。如支遁，则对于庄子的《逍遥游》有很深入的研究，并且支遁也正因为这个，曾有意设局与王羲之探讨《逍遥游》，并让王羲之佩服得五体投地，一改从前对他冷漠的态度。然而，这些人除去他们特感兴趣的那些东西，对别的绝非一无所知。比如说，殷浩还精通医学；支遁则对佛理也有精深的研究，并擅长草书隶书，诗也写得很不错。当然，对于王羲之，人们的了解无疑要更多一些：他不只是文学家，还是书法家。 很显然，王恭只看到了名士们的一面——他们对于某一方面的学问的研究可能比较精深，同时又喜欢喝酒的特点；然而，他对于名士们的另一面，即广泛阅读，知识渊博，在这一基础上对某一方面的学问有“专攻”，并领先时代的认识严重不足。至于喝酒之类，那更是属于形而下的东西，并非名士之所以区别于普通人的根本：古往今来，好酒之徒多了去了，可有几人是单纯因为嗜酒而名扬后世的？ 王恭是东晋时的名臣、外戚，其贵胄的身份让他在仕途上曾经是比较顺利的，能够躺赢。如此顺当的人生经历，或许让他无需苦读与个人奋斗。而这，也让他与他那个时代的名士们有些不一样——根据史书记载，他善于畅谈，并且言辞清新，但是因为读书较少，多有重复的地方。换句话说，他本来有条件成为真正的名士，可因为对名士的认识上存在偏差，让他最终与名士失之交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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