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惟有饮者留其名”事不说不透，理不辩不明。前些天被“群儒舌战诸葛亮”，探究“惟有饮者留其名”，我怕斯文扫地使出浑身解数大谈“弦外之音”，总算有个交代。谁承想这《邢台日报》“品鉴”版阅读率咋恁高哩，按下葫芦浮起瓢，有毫不相识的县里哥们提着酒瓶子找我“倾盖相逢拼一醉”，说你写的那篇文章俺读了两遍没看懂，管劳什子惟有什么留其名，看你写酒起劲，感情整个八俩斤半不会有事。
我眼镜大跌，就像茄子过到了瓜地里。苍天啊大地啊，王母娘娘啊，尹纪周就这水平？幸亏不是“三国”老司徒王朗，不然“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读者诸公就读不到我写的酒话文章了。唐朝樊川居士杜牧说得好：“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平静一下呼吸，言归正传，继续探究“惟有饮者留其名”。
《世说新语·任诞》载晋代王恭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有人提出李白的诗句“惟有饮者留其名”源出于此。不管是不是，王恭此言可以作为我们正确理解李白“惟有饮者留其名” 的佐证。想做“名士”，仅“痛饮酒”是不够的，还要“读《离骚》”，而且“熟读”。王恭为我们勾勒出了“名士”的形象，腹有诗书，风流不羁。“常得无事”“痛饮酒”是为了“不羁”、“自风流”，是外在表现方式；“熟读《离骚》”是所谓“名士”有别于一般人的看家东东，是“气自华”的本质所在。二者只有有机结合，才能“风助火势，火借风威”。自古诗酒不分家，酒壮诗胆，诗长酒兴，历代文集随处可见诗中有酒、酒对诗吟的景象。“惟有饮者留其名”的“饮者”若想“留其名”，看来不是孤立完成的，是有条件的，李白没有明说出来，很可能藏于背后的就是“诗”。因为，单是喝酒除了喝出脂肪肝、胃下垂、酒精依赖，抑或酗酒滋事，恐难喝出什么名堂的。
李白在《将进酒》写完“唯有饮者留其名”，遂举出心目中树为榜样的“陈王”曹植作代表——“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我说哥们哪，读者诸公，那曹植什么人物？他天赋异禀，十岁左右便能撰写诗赋，被誉为中国“山水诗鼻祖”的东晋南朝谢灵运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曹植不用喝酒，即已名满天下。说他因喝酒而留名青史，实在大大地不准确。不过曹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是有名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素与不拘礼法、行为放达的丁仪、丁廙、杨修等人交好，彼此间诗酒唱和，往来不断，“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倒是符合李白的审美志趣。曹植政治上不得志，然文名足以令其千古流芳。清初杰出文人王士祯尝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说就曹植、李白、苏轼三人。李白作为后人与曹植惺惺相惜，以仰望的眼光看曹植，以推崇的口味颂曹植，自然得再不能自然了。李白本人，难道只是酒囊饭袋吗？非也，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称赞他：“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气成剑，秀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
咱再看其他青史留名的著名“饮者”。“书圣”王羲之乘酒兴写了“遒媚劲健，绝代更无”的《兰亭序》；“画圣”吴道子作画前必酣饮方动笔，醉后作画，挥毫立就；“草圣”之一张旭“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而樊哙鸿门宴上“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曹操“青梅煮酒”“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关羽“温酒斩华雄”，彰显出的是英雄豪气；“饮酒昏酣”“遗落世事”，常做出一些怪诞癫狂举动的“竹林七贤”，是为在酒里遁世避祸；“值其酿热，取头上葛巾漉酒，漉毕，还复著之”的陶渊明，“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物我两忘，参悟人间真谛；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欧阳修等在内数不胜数的男性诗人通过酒“诗思浪漫”自不必多说，宋朝女词人李清照也“把酒黄昏后”“沉醉不知归路”。前面说的男性好像都是酒量大的，苏轼酒量不大，留下爱酒酿酒的佳话照样不少，他深谙酿酒之道，深得酒中之趣，“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腹中学问只有在酣畅时才会尽情挥洒。不管怎样，酒在“留其名”起的作用，不可能是决定性的。梁昭明太子萧统所作《陶渊明集序》，我认为对酒定位很准：“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酒其实是道具，是衬托红花的绿叶，是舞台营造氛围的灯光、泡泡和烟雾。美国政治家、科学家富兰克林说：“若你希望死后仍不被人们遗忘，那么就写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让后人去读，或者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让后人去写。”这是“留其名”的根本之所在。
有读者说了，闹了半天你就是说酒是糊弄人的“花枪”呗！否，酒不是可有可无的，正是酒，才让人类历史上演出如此多的“威武雄壮的活剧”，塑造出如此多的形态各异的鲜活形象。尤其对李白这样的“名士”来说，酒像催化剂，像加速器，像赤壁破曹的东风，像点豆腐成型的卤水。李白说“惟有饮者留其名”有隐语，用“饮者”指代诗酒，是有其道理的。大家伙儿想一想，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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