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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樱姝 《水浒传》里的大小官员不少，但多是反面形象。 第一个出场的“正面”形象官员是郓城县知县时文彬。
作者直接表述这是一位“好官”：“为官清正，作事廉明，每怀恻隐之心，常有仁慈之念。争天夺地，辩曲直而后施行；闲暇时抚琴会客，忙迫里飞笔判词。名为县之宰官，实乃民之父母。”时知县具备了善良、正派、清廉的高贵品质，而且趣味高雅，闲来弹弹琴，会会客。他既然不像阳谷县知县那样专注捞钱，在任两年半就“赚得好些金银”，并用此谋升迁；也没有像继任知县私生活不检点，公开包养十八线艺人白秀英。所以，从个人操守、私生活来讲，时知县都算是官场上的一股清流。 知县品级不高，不过是正七品，但他经营一方，掌管当地老百姓生杀予夺大权，权力不小。正所谓“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时文彬就是郓城县的“民之父母”，角色相当重要。虽然他不是赤裸裸的贪官坏人，但遗憾的是此人能力平庸，甚至还有些昏。
证据一：建立“红叶”巡查制度。 时知县根据上级命令安排部署本县治安巡查工作。鉴于境内水泊梁山有盗贼聚众，因此加大郓城县治安巡查力度，特要求马兵都头、步兵都头每日分别从西门和东门出，分头巡捕，遇到可疑贼人直接擒获。 这个工作部署得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不过有意思的是，时知县为了确保手下人真实执行巡查工作，提出以东溪村山上的大红叶树的叶片为证据。因为这棵树“别处皆无”，巡逻到那里后采几片叶子拿来交差，“方表你们曾巡到那里。”反之就是“汝等虚妄，定行责罚不恕。” 那时没有定位打卡手段，这种管控方式看起来幼稚可笑，因为手下人太容易作弊了。红叶可以一次性多采撷，或者让村人采后上交，总之漏洞太多。单凭“红叶”就知道手下是否执行任务，真得怀疑知县是在故意给下面放水。
证据二：在宋江杀惜案中，时知县一味偏袒真凶。 他明知此事不是唐牛儿干的，还是硬拿唐来顶缸。唐牛二一介草根，兴不了风、作不浪，所以就不惜冤枉他来开脱宋江，转移案件焦点。原因只是因为宋江会来事儿，和知县“最好”，所以当自己的心腹犯事儿时，知县自动就会“有心要出脱他”。请问时知县做官的初心何在？ 在苦主不断上诉情况下，时知县被迫必须给个说法。就把唐牛儿审来审去。倒霉催的唐牛儿前前后后就一句“不知道”，知县显然不满意，开始用“逻辑”套路他。“你跑到阎家闹事，一定有问题！”“我不过是想去喝完酒。”知县道：“胡说八道！给我打！”于是衙役们如狼虎般扑上去，把唐牛儿一顿痛打，打了三五十下，结果唐牛二还是“不知道”。
时知县当然知道唐牛二是冤枉的，可是为了救宋江，拖延时间让宋江赶紧跑路，死抓着唐牛二不放。后来干脆“叫取一面枷来钉了，禁在牢里。”最后结果是唐牛儿又挨了二十杖，刺配五百里，到此这桩“葫芦案”结束。 如此赤裸裸地徇情枉法，时知县如何对得起治下的子民？老百姓常说的“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时知县不但不为民做主，还冤屈良民。就这样的，在《水浒传》中都被扣上了“好官”的帽子，那遇见个口碑差的，老百姓又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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