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9-10 07:22方慧 【摘要】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中外文化交流实践，被诸多学者称为是“中国文化与印欧文明完美结合的展现”。禅宗作为中国化最为彻底的宗教学派，其自身的萌芽期与鼎盛期所蕴含的哲学思想经历了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的转变，不仅推动了中国的哲学思想由本体论向心性论的转化，同时禅宗在后期发展到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之后，也在一定程度促进了无神论倾向的发展。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时间至今仍然没有统一答案，大约是在公元一世纪的上半叶。迄今为止，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已有大约两千年的时间，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也在不断地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即进行佛教中国化的完善与发展。唐宋之后，这种中国化的佛教与传统的思想文化进一步融合与相互影响，从而演变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出现了“由博而约”“由繁而简”的趋势，“真常唯心”取代了三藏十二部经，心的宗教代替了对西方佛陀的崇拜，禅宗作为中国佛教最典型的代表在社会思想领域中占据主要地位。本文就萌芽期的禅宗哲学思想与鼎盛期的禅宗哲学思想的变化进行一个简单的论述。 【关键词】 禅宗哲学;客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 【中图分类号】B9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1-0048-03 一、萌芽期禅宗中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 关于禅宗的起源，传说是根据《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所述。大梵天王在灵鹫山请释迦牟尼说法，并把一朵金色婆罗华的花朵献给佛祖。佛祖手持婆罗华的花朵却一言不发，在场的人都不懂释迦牟尼佛的意思，唯有弟子摩诃迦叶微微一笑，心领神会。佛祖当众宣布：“我有正眼法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付诸摩诃迦叶”，并把自己的金缕袈裟与钵盂授予摩诃迦叶。这就是禅宗“衣钵真传”的故事，摩诃迦叶因此被称为“西天第一代祖师”。 禅宗自谓“教外别传”，以心传心，至印度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来到中国作为中国禅宗的初祖，经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至六祖惠能，禅宗在中国正式形成并发扬光大。 “禅”是“禅那”的简称，意译为“静虑”“弃恶”等。目的在于通过自我的修行从而能够达到自我的解脱，即清除内心的杂念、摒弃诸恶、复归到心灵的清净。佛教把禅定看作是宗教修养的重要途径，相传菩提达摩从印度到中国，提出了新的禅定方法，与当时印度的禅法有所不同。 道宣在《续高僧传》中论僧稠与达摩两宗之禅法曰：“然而观彼两宗，即乘之二轨也，稠怀念处，清范可崇;摩法虚宗，玄旨幽赜。可崇则情事易显;幽赜则理性难通。”从这里可以看出，菩提达摩与僧稠一派的区别。僧稠强调的是静坐、心住一境的坐禅方法，而菩提达摩强调的禅法是以禅定的形式下进行思想意识的锻炼。他在宗教修养方法上提出了“二入四行论”。“二入”指的是“理入”和“行入”。所谓“理入”，在《菩提达摩略辨大乘入道四行》中写道：“理入者，谓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沉妄想所覆，不能显了，若也舍妄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于文教，此级与理冥府，无有分别，寂然无为，名之理入。”所谓“行入”即抱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和称法行“四行”。“抱怨行”从本质上说明了众生此生所受的痛苦不过是自己之前所造的业的果报，所以这都是众生的自作自受，因此菩提达摩劝告众生要忍辱，即使生活非常痛苦也不能抱怨，因为做到忍辱就能够得到安心。“随缘行”则表明了众生得到快乐也不要高兴，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随着因缘的变化而变化，万事万物都没有“自性”，一切事情都不过是自心接受的业。劝众生放弃对外界是非善恶的分别，不计痛苦和快乐，把一切不幸都看作是命运早已决定了的。“无所求行”则是要求众生没有欲求和欲望，因为欲求和欲望只会给众生增加痛苦。称法行则是要求众生按照“性净的道理”而行动。 四祖道信的禅思想，在《入道安心方便法门》和《续高僧传》中有所著述。以“一行三昧”为法要。入一行三昧的具体方法是念佛和坐禅。针对念佛和坐禅又提出了由“知心体、知心用、常觉不停、常观身空寂、守一不移”所构成的“五门禅要”的行法。并且通过“守一不移”，可以使人明确见到佛性，快速入定门。所谓的“守一不移”指的是集中精神用空净之眼去关注一个事物。如果做到了“守一不移”，内心自然就会安定宁静，达到入道安心的境界。 五祖弘忍的禪思想是“守心”，即“守我真心”。实践方法就是“一日想观”。这里运用“一日想观”的坐禅法与《楞伽师资记·弘忍传》中说的“一字看”坐禅法几乎一致，描述为：“你坐时，平面端坐，宽放身心，尽空际远看一字，自有次第。若初心人攀缘多，且向心中一字。澄后坐时，状若旷野泽中，迥处独一高山，山上露地坐，四顾远看，无有边畔。坐时，满世界宽放身心，住佛境界。清净法身，无有边畔。其状亦如是。” 从初祖菩提达摩到五祖弘忍可以看作是禅宗创立的萌芽时期。在这一时期之中，禅宗还没有形成正式的宗派。此时的禅宗主要是以《楞伽经》为中心思想，或以《金刚经》为中心思想，它们都体现出了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这一时期的禅宗利用宗数哲学的方式宣传客观世界不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把主观精神作用（我）和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法）都看作是虚幻不实的。它夸大了世界上事物永远在生灭、变化的现象，从而说任何事物都是不真实的。它也认识到了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处在相互制约的关系之中，因而把事物的关系（众缘）孤立起来，使它脱离具体客观事物，而把它仅仅看作观念上的相互制约的关系。它也提出了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和产生错误的可能性，从而宣称认识是不可能的。禅宗和其他宗派一样，他们把精神性的世界看作是第一性的、永恒的、真实的。他们把理想中的不生不灭的世界，叫作“真如”“佛性”“涅槃”……这种精神世界相当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所以说它是客观唯心主义的。 二、鼎盛期禅宗中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 如上文所述，在惠能之前，虽然已经有了禅法、禅学等思想，但是并没有形成正式的禅宗宗派。到了惠能时期，他将“直指心源、见性成佛、即心即佛”的思想进行彻底的阐发和弘扬，从惠能之后，中国的禅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化的禅宗正式形成并在不久之后达到鼎盛时期。 此时的禅宗与当时社会上的诸多宗派有很大不同。隋唐时期的其他宗派，非常重视繁琐的章句解释和经院学派式的钻研。当时一些显贵的僧人与官府关系密切，他们占有大量的土地，并且拥有众多的奴仆，这就于佛教自身所宣扬的“看轻世俗中的富贵，摒弃物质上的享受”相互矛盾，此时的佛教于一定程度上在人民面前失去了它的蒙蔽与欺骗作用。于是，为了反对当时佛教中的贵族派，在内部产生了如禅宗这样的所谓出家人的平民派。这一派别的僧人大都是不具备很高的学问，出身于平民家庭，并且他们没有占用大量的土地，也不需要大量的布施。因此类似于禅宗这样的宗派，他们宣扬不需要使用论证，更不需要引经据典，只需凭借各自的主观信仰就可以达到脱离苦海的目的。特别是在763年安史之乱之后，这一时期的人民生活更加艰难与痛苦，当人民在面对现实生活无望的情况之下，他们很自然会去宗教之中寻求心灵的慰藉，此时的禅宗便得到空前的认可与发展。 在惠能之后，禅宗的发展有了崭新的面貌。他进一步发展了即心即佛的佛性说，在修行方法上则强调顿悟见性。惠能在第一次参见弘忍法师时回答其“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的问题时答道：“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惠能想要表达的是人虽然有高低贵贱、东西南北的分别，但是佛性是没有区别的。关于佛性，众生皆平等。惠能进一步指出，只要人有坚定的主观信仰，相信自己的内心，他就可以从苦难中解脱出来。对于这个思想他有一句非常著名的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静（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从这句可以看出他认为众生一切的烦恼痛苦都不过是自作自受，因此想要摆脱这些痛苦和烦恼，必须要从主观自我出发，“觉悟”不是要向外寻求东西，而是由主观所决定的，寻求解脱，正如他说的：“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眼前。”求佛的人只图自悟，不假外示，心注一境，化难为易，自能达到目的。由此，惠能反对坐禅的修行方法，他说：“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惠能以为既然可以通过思想意识从世界观上达到否认客观现实世界的目的，那又何必一定要用坐禅呢？所以惠能之后的禅宗不再把坐禅看作是一种可靠的修养方法，而是把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当作主要的修养的方式。惠能否认外在事物的存在与发展，认为外在事物的变化不过是由于人的主观意识所决定的，“时有风吹帆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帆动，议论不已。惠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帆动，仁者心动。” 虽然在惠能以后的五宗对禅宗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方法向神秘主义方面有所发展，但是基本上和惠能的思想方法是保持一致的。禅宗和佛教的其他宗派一样，否认人所具有的认识能力，认为认识只能带给人们偏见，并且坚决反对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及其规律，认为所谓的客观世界不过只是人的幻觉。在禅宗的后期，随着惠能将佛教变成为“心的宗教”，中国佛教学说的主观唯心主义被推向极端，他们把人类的一切活动、世间的所有事物都看作是寻求解脱的“妙道”，认为一切事物中都能体现“真如”，因此禅宗说：“青青翠竹，尽是禅心;郁郁黄花，无非般若。” 三、禅宗哲学思想的评价 禅宗首先作为宗教，它是反对科学，反对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它也要宣扬落后的、欺骗人民的内容，正如前文所述，禅宗中的很多思想都是在劝诫人们要放弃自己的认识与作为人的价值，要做到无欲无求、逆来顺受，认为人们的一切痛苦与烦恼不过是由于自身认识的错误所导致的，只要人们在思想上能接受佛教的基本义理，那么他们马上就能够得到自我的解脱。因此，禅宗首先作为宗教，是站在宗教的基本立场来阐述思想的。 同时，禅宗思想也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尽管这些哲学思想大部分都是为了更加有效地服务于它的宗教目的。禅宗后期认为的万事万物都能体现“真如”，将“真如”融入了自然界之中，从而破坏了“真如”作为超自然的精神实体。“即心即佛”的佛性论将“佛性”人性化，因而体现出了对“佛性”尊严的贬低，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思想其实对宗教唯心主义有着一定的破坏作用。在许多唯物主义哲学家看来，研究禅宗之后，他们得到的并不是禅宗的唯心主义思想，而是禅宗的泛神论。禅宗从客观唯心主义发展到主观唯心主义，最后又发展为泛神论和神秘主义。就其唯心主义哲学思想而言，它在发展唯心主义的同时，也蕴含了它自己的对立面，即在禅宗唯心主义思想发展的鼎盛时期，就已经埋下了其无神论与唯物主义的种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禅宗进一步拓展了认识论领域，虽然它的方向走反了，但是它仍然将认识论引入了更为深刻的道路，并在自身之中开始否定自己，内在的从唯心主义向其对立面过渡。 总的来说，禅宗作为中国哲学史上一个特殊的宗教哲学，既有宗教麻痹人性、腐朽落后的一面，也有丰富认识论、蕴含唯物主义与无神论的进步倾向。对于禅宗的认识，既要放在当时所处的客观社会环境下去探索，也要结合其整体发展情况，做出全面、系统的认识，并要挖掘其中的进步思想。 参考文献： [1]赖永海.中国佛教与哲学[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2]汤一介.佛教与中国文化[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 [3]杨维中.中国佛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5]任继愈.禅宗哲学思想略论[J].哲学研究，1957. [6]赖永海.禅宗前后思想比较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7. [7]郭盛民.中国禅宗的教育精神與生命智慧[J].学术交流，2012. [8]姜明熙.禅宗佛性思想与中国佛教的人生化[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2. [9]张婕.从《中国禅宗史》看南北宗[J].文学界（理论版），2012. [10]张秀娟.《坛经》中的“无念”思想研究[D].西北大学，2019. 作者简介： 方慧，女，汉族，河南淮阳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