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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揭开了土地革命战争新时期的历史序幕。 然而，是谁决定在南昌发动起义的呢？又为什么选择在南昌打响这第一枪呢？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曲折故事呢？ 1、重返广东决策的缘起 1927年7月中旬，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以后，为了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争夺地盘，继续打着“东征讨蒋”的旗号。 以唐生智为总指挥的第一方面军沿长江北岸向南京方向进发；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辖第四、十一、二十军)沿长江南岸向南京方向进发。 由于武汉政府内部派别关系复杂，张发奎和唐生智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张发奎出于本身利害考虑，对“东征”并不积极，而是打算“第一步按兵不动，第二步渐次往南昌移动回粤。” 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利用“东征”名义，将由共产党员叶挺任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由北伐时期的“叶挺独立团”扩编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以及倾向革命的第二十军，由武汉、鄂东一带向九江、南昌集中。同时酝酿和提出联合张发奎回广东徐图发展的计划。 早在1927年6月9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就武汉地区反革命势力日益猖狂、形势日趋紧张的情况，曾提出： “在我们控制下和在同情我们的革命军官控制下的军队，必须派往南方，回到广东。……在征服广东的过程中，要发展一支自觉的革命军队，如果我们在武汉失败了，广东将成为革命的基地。” 7月16日《中央致广东省委信》中，在谈到“我党政策”时指出： “安中原已发表宣言，攻击民中之决定。谭苏亦发表宣言，退出国民党，……四军十一军或将回粤，现已抵江西”，要求广东省委“须有政治军事上种种准备。”
鉴于张发奎当时尚未积极反共，并表示“第二方面军无论如何决不反对共产党，不与共产分家”，中共中央“对张发奎犹未绝望，以为可以使之左倾，同到广东”，于是，制定了“集合我们的武力，依张发奎回粤徐图发展”的计划，以达到“回粤去号召农民起义，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 7月19日，中共中央派常委李立三和中央秘书长邓中夏前往九江，着手准备组织力量回广东，并指示：“如果张发奎能够不拥护汪精卫，则我们可以与他合作回粤，否则实行脱离关系。” 同时，派聂荣臻、颜昌颐、贺昌三人组织前敌军委，到第二方面军开展工作。 2、张发奎的右转 李立三等相继到达九江后，发现形势有变，张发奎明显右转，“高唱拥汪，并表示对我们不满，有'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员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中国共产党之表示。' 7月20日，在九江的党的负责干部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叶挺、聂荣臻等召开会议，一致认为，“就当时形势，南昌起义'已经是我党必然应取的政策”，提出南昌起义的主张。与此同时，党的另一位领导干部蔡和森也在武汉向中央提出“在张发奎军中准备独立动作”的主张。 23日，恽代英等到达九江。翌日，在九江的领导干部举行第二次会议，进一步研究和落实起义计划。
关于两次九江会议的情况，李立三在1927年10月给中央的报告中作了翔实记述： 我们到后，第一次会议觉到张发奎态度之犹豫与右倾，那么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甚至为三、六、九军所包围而完全消灭。纵然回粤成功，我们亦必在张、汪协谋之中而牺牲，将与我们回粤去号召农民起义，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完全相反。所以我们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逼迫张、朱与我们一致(当然当时这种观念还没有脱离机会主义)。因此，决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 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在这次会议中没有不同的意见，遂将这项意见报告中央。我与中夏即赴庐山和秋白商议，秋白亦完全赞同这项意见。当时闻中央有召集紧急会议之讯，请秋白代表在浔负责同志之意见，并请中央即速可决。 越二日，形势益紧张，张发奎尚未到浔，态度更右倾，并闻将有庐山会议，来实行解决在第二方面军中之中共党员，同时平山已将在南昌举行暴动之计划，探贺龙之意见，贺表示甚为热烈。因此更有进一步之决定，军队于二十八日以前集中南昌，二十八日晚举行暴动。并急电中央征可否? 当时我尚在庐山，得中、平、代英等电召即返浔，参加会议，此次会议对暴动计划完全一致。 在政治上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没收大地主土地(次项决定在此会议上有很大的争论，至第二日，恩来同志始完全决定)，实行劳动保护法为暴动之目的。在这项纲领之下发表宣言(用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名义)。 3、被逼出来的南昌起义 7月20日以后，共产国际新派出的代表罗米纳兹到达武汉。瞿秋白也从九江赶到武汉。 24日，中央召开常委会议，同意李立三等在浔同志的建议，决定发动南昌起义。 会议参加者张太雷，于1927年10月15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中说：“中央决定南昌八一起义，是决定在四省秋收起义以后”，“当时秋白把南昌的决议由浔带到汉口，中央……赞成南昌的决定，并派恩来去主持。同时国际亦决定要干”。
会议另一个参加者张国焘，于1927年11月8日《致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会议的信》中说： “当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之间，中央常委得悉在浔同志主张在南浔一带发动起义的时候中央常委及国际代表都表示赞成。……具体的准备一切暴动的需要。 准备事件如下：一、经费的筹措；二、许多同志及俄顾问陆续派往九江；三、实际赞助国民党左派在九江的会议和结合。 后来决定派恩来同志去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其任务是去指导前敌方面工作，准备于必要时，在南浔起义”。 7月25日，周恩来由武汉到九江，立即召集在九江的负责干部开会。周恩来“报告中央意见，认为形势既已如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 并表示：“中央的意见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口号”。 会后，“遂积极进行军事之准备，并由中夏同志将详细计划回汉报告中央。我们遂于二十七日齐赴南昌，正式照中央命令成立前敌委员会”。 在党中央酝酿和决定南昌起义的过程中，敌我双方军事上也都开始行动。 4、应变的措施 7月下旬，张发奎日益倾向汪精卫，他感觉叶挺、贺龙部队“太红”，一方面下令调叶、贺部向德安一带集中，同时，令第二方面军其他部队从九江自北而南，第五路军从南昌、樟树自南而北布防，形成对叶、贺部夹击之势。 另一方面又准备召叶、贺赴庐山开会，企图或施以拉拢，或施以威逼，以便控制这两支部队。 7月23日，贺龙到达九江，翌日，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在甘棠湖的烟水亭举行宴会，参加宴会的有朱培德、贺龙、叶挺以及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廖乾五，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高语罕等。 在宴会上，朱培德要贺龙、叶挺速去庐山开会。待朱培德走后，叶挺乘机邀贺龙、叶剑英、廖乾五、高语罕到甘棠湖上划船，实则分析形势商量对策。
贺龙后来在回忆此事时说： “朱培德走了以后，叶挺同志、叶剑英同志和我，三个人在湖中小划子上开了一个会。我们谈到并决定了三件事情：第一，考虑是否到庐山去，他们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他们同意了，并说这样很好。第二，张发奎命令部队要集中德安，我们研究不到德安，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第三，决定叶挺的部队明天开，我的部队后天开，我的车先让给叶挺”。 叶剑英回忆说： “我、叶挺、贺龙、高语罕、廖乾五，在甘棠湖一条小船上，进行了一些磋商。”“我当时不知道南昌起义的具体计划，就对叶挺、贺龙、高语罕他们讲，有什么动作告诉我。当时大家都主张快去南昌。起义以后，贺龙打了个电话告诉我。' 甘棠湖上的磋商，为南昌起义的决定，从军事行动上迈出了第一步。 5、南昌起义的参与主力 1927年7月27日，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到达南昌。住在花园角2号(今4号)朱德寓所，当即听取朱德介绍南昌敌情，并一起商讨起义的准备工作。 共产党员朱德在大革命时期任南昌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军官教育团名义上隶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滇军)，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学校。1927年6月，江西省主席、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实行“清共”，“礼送”共产党员出境，教育团的大部分学员被遣散，朱德出走武汉。7月21日，朱德受党的委派，借机公开返回南昌。 7月26日和27日，叶挺和贺龙部相继到达南昌，按朱德安排进入驻地。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约“五千五百人，作战力强”，是南昌起义的主力之一。
当年的二十四师教导队干部粟裕回忆说： “二十四师是我党控制的武装力量，叶挺同志是师长。当时各地的进步学生多遭通缉或追捕，为了收容两湖地区的被迫害的青年，在二十四师成立了教导队，不到半个月，就有了一千多名学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党、团员”，“组织上对政治教育极为重视。除了上政治课以外，还经常请负责同志如周恩来、恽代英、瞿秋白、叶挺等同志来作报告”。 第二十四师到达南昌后，司令部设在百花洲东湖畔的心远中学，所属部队驻扎在城东南方向松柏巷、匡庐中学一带。 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是南昌起义的另一支主力部队，辖两个师和一个直属队，共7500多人。 他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曾说： “我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是由于很早就接近了共产党，是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绝不是偶然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政治上没有出路，看到国民党革什么命呢?尽是军阀政客争权夺利，腐化堕落，感到个人政治上没有出路，整个军队也没有出路。另一方面却看到共产党的主张好，有办法，能够救中国。” 在二十军内部，一方面有周逸群等共产党员和许许多多的革命青年，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以参谋长陈浴新为头子的反动分子和旧势力。 贺龙旗帜鲜明地支持进步力量，第二十军到达南昌后，军部设在江西省政府附近的章江门内西大街一所中华圣公会办的教会学校，所属部队大部驻在城西北方向。 其时，党的一批领导干部陆续到达南昌。 他们是：恽代英、李立三、彭湃、谭平山、吴玉章、林伯渠、郭亮、方维夏、徐特立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彭泽民、张曙时等也来到南昌。刘伯承到达较晚。他是在四川领导顺(庆)泸(州)起义失败后，转道陕豫，历经艰险，于7月11日到达武汉的。 7月12日汉口《民国日报》刊登了这一消息： “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伯承，……昨十一号始由郑州搭车抵汉，刘氏为川中革命军事领袖，此来对于川省今后军事，必有伟大计划。” 实际上刘伯承此行的“伟大计划”并不在四川，而是在南昌。到武汉不久，刘即按照中共党组织的指示，以“有病”为名，向当局“请假调养”，悄悄奔赴南昌。 6、南昌起义的策划过程 7月27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在江西大旅社成立，委员有：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经计议，“定于三十日晚举行起义”，起义军的指挥机关设在江西大旅社，而前敌委员会的秘密指挥所则设在系马桩附近干家前巷的女子职业学校，代号为“炮兵连”。 28日，周恩来亲自前往第二十军指挥部会见贺龙，把党中央和前委关于要在南昌举行暴动的决定和具体行动计划，告诉了他，并征求他的意见。 贺龙当即表示：“我完全听从党的指挥，党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无论南昌暴动成功还是失败，我都干!失败了，我就上山。”
南昌起义的准备活动，为敌人察觉。7月29日，汪精卫、孙科、张发奎、朱培德等在庐山召开反共会议。决定：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部队撤回九江；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党”，逮捕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五及高语罕等人。叶剑英预闻此事，立即通知廖乾五、高语罕转移。廖乾五等于30日离开九江到南昌，向前委作了报告。 在此紧急关头，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从九江给前委连发两份电报，传达共产国际的电报指示，主张“起义宜慎重，无论如何候他到再决定”。 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认为：“起义决不能停止，仍继续进行一切”。 7月30日，周恩来召开起义军领导干部会议，阐明起义的重大意义，并公布起义计划和部队编组。当日下午，各部队分别召开营、团以上干部会议，宣布起义决定，进行具体部署。 前委会“定于八一上午四时动作。于是由叶起草命令；用贺之名义(代总指挥)发表”。作战命令如下：“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于明(一)日四时开始向城内外所驻敌军进攻，一举而歼之!”由于二十军一姓赵的副营长叛变，行动计划为敌人所知。前委“乃临时改变，提早两小时”，于8月1日凌晨2时起义。 （摘自搜狐号“梦回五千年”，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各位老友： 由于微信修改了推送规则，需读者经常留言或点“在看”“点赞”，否则会逐渐收不到推送！烦请各位老朋友将“青史可鉴”加为星标或每次看完后点击一下页面下端的“在看”和“点赞”，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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