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汉娜·阿伦特受《纽约客》杂志所托,赴耶路撒冷报道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1962)的审讯。艾希曼在二战期间,负责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用火车运送到集中营,是屠杀犹太人所谓 “最终方案”(Final Solution)的运输总指挥。他战后潜逃至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特工秘密逮捕,押解回以色列,其间的过程十分惊险。1961年2月,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公审,当时是震动国际的大事件。阿伦特旁听完艾希曼的审讯之后,在1963年2月至3月,将这场公审的详细报道在《纽约客》上分五期连载。对杂志的文章稍事修改后,她当年即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一书,还加上极富哲学意味的副标题“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由于阿伦特在书中批评了犹太人忍气吞声、纳粹的刀架在他们脖子上却不敢稍事反抗,所以引起犹太读者的抗议,还导致一些朋友与她绝交。“平庸之恶”这一概念似乎比审讯报道更深入人心,后来成为哲学家阿伦特的一个招牌概念。书是一部现代名著,但实际上读起来并不特别吸引人。阿伦特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但不善经营叙事。艾希曼的逃亡、被以色列特工绑架,这些惊悚的内容,都放在了最后。全书虽围绕审讯现场,但必要的历史背景是不可或缺的。只是书中堆砌的史料未免过多,比如150-200页就完全可跳过去,丝毫不会影响最后三章(我使用的是1965年Viking公司出版的该书增扩版,企鹅出版社1991年重印,以下简称“增扩版”)。全书的亮点是那个“平庸之恶”,但详细展开的论述很少,加起来应不超过4页。况且,艾希曼究竟有多“平庸”,最近尤其有争议。现在看来,“平庸之恶”倒更像是一位思辨家为报道任务而专门设计出的一片闪闪发亮的哲学首饰。
汉娜·阿伦特 (1906–1975)
《纽约客》杂志1963年的报道也引起一位历史学家的特别关注。他名叫劳尔·希尔伯格(Raul Hilberg,1926-2007),当时执教于美国东北角的佛蒙特大学(University of Vermont)政治学系。希尔伯格把报道中的很多文字,一段一段剪下来,小心地贴在本子上。如果阿伦特当时就知道专门研究犹太大屠杀的希尔伯格在做剪报,她想必会心头一颤。希尔伯格做剪报,不是为了留作纪念或者日后引用方便,而是要留下足够的证据,证明阿伦特抄袭了自己的历史著作。这一桩学术公案,知情者并不太多。大概出于为贤者讳的考虑,又或者慑于阿伦特的威名,所以即便有人知道,也少有人公开谈论。但是记者就无所顾忌了。《洛杉矶时报》的纳撒尼尔·波普(Nathaniel Popper)在2010年4月19日的《国家》杂志(The Nation)上,写了一篇长文,介绍了希尔伯格和阿伦特作为犹太学者所身处的困境,同时也提到了这场抄袭事件。我当时读过这篇报道,深感诧异,并很快找来希尔伯格的自传读了一遍。现根据希尔伯格本人的叙述,再参考波普的报道,并将阿伦特最初在《纽约客》上的连载与她后来成书的版本稍作对比,将这桩公案简单回顾一下。阿伦特是20世纪熠熠闪光的明星思想家,而希尔伯格虽在大屠杀研究领域里享有盛誉(他是纪录片《浩劫》中接受采访的唯一一位历史学家),但毕竟只是专业史学家,不曾进入公众视野。所以,我也希望这篇综述能多少提高一下希尔伯格的知名度。
孤高冷傲的历史学家
希尔伯格的自传题为《记忆的政治:大屠杀历史学家的旅程》(The Politics of Memory: The Journey of A Holocaust Historian),由芝加哥Ivan R. Dee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以下简称《自传》)。希尔伯格出身犹太家庭,其父生于奥匈帝国东北部,即今天的乌克兰西部。1939年,全家人因躲避迫害而被迫流亡。他们先到法国,然后乘船去古巴,等待入境美国。当时移民有年度配额,他的父母生于奥匈帝国讲波兰语的地区,配额数量少。而希尔伯格生于奥地利,配额的分配属于德国,所以先于父母10个月进入美国。
希尔伯格自传《记忆的政治》
希尔伯格于1942年入纽约的布鲁克林学院,这是一所犹太子弟集中的学校。后来他入伍,于1945年加入“战争档案计划”,有机会接触德国的档案。他当时分配到的任务,是整理二战期间德国搜集的有关苏联的情报,这当然是为了冷战的需要。但这让他有机会在纽伦堡等地查阅档案,花了将近十年功夫。退伍之后,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公共法律与政府系,相当于政治学系。1955年,他获得博士学位,其论文曾获当年美国政治学协会年度最佳论文的提名。当时佛蒙特大学政治学系有空缺,希尔伯特成功应聘,一生就在这所相对不太知名的大学执教。奠定希尔伯格学术地位的专著,是《欧洲犹太人的毁灭》(The Destruction of European Jews)一书。此书第一版于1961年由芝加哥一家小型私人出版社出版,碰巧正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公开审判的那一年。到了2003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了该书第三版,精装的三卷本,篇幅超过1800页,算得上是皇皇巨著了。但当时第一版的面世,过程却异常曲折,书稿连遭名牌大学出版社退稿。 比如,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一位匿名评审在意见书中说,书中很多的评论不宜出现在学术出版物上面,因为火气太大,语气仿佛检察官一般(《自传》,112-113页)。或许希尔伯格的家国之恨在书中表达得过于直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则于1959年3月给他回信,说这部书稿作为公共管理的个案研究,没有做出“足够重要的贡献”(这个评价背后的含义,详后)。所幸希尔伯格后来得到出版资助,所以该书最终以相当简陋的形式出版了。当时美国尚未对犹太大屠杀给予特别的关注,所以这部书并未引起太多重视。唯有牛津现代史教授Hugh Trevor Roper目光如炬,一眼看出此书独有的价值,并立即作了8000字的长书评予以评价。希尔伯格的主要观点是,屠杀犹太人乃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国家行为,而绝不是几个疯子异想天开的个人行动。他在书中对大屠杀的机构组织、行政运作做了详尽的研究,这在当时可算空谷足音。读他的自传和波普的报道,不难发现希尔伯格是个恃才傲物、不易与人相处的怪人。看下面这段话,作者的狷介和冷傲跃然纸上:“在我的研究领域中,庸人四处皆是。我周围围绕着平庸、俗套和老生常谈。”(《自传》,140页)。《自传》第五章的后半部分(138-157页),标题为“可疑之举”(Questionable Practices),是希尔伯格对抄袭者的清算,也让他有机会将多年的委屈、无法通过公共渠道表达的愤怒,全部倾泻到这20页中。在谈到阿伦特之前,让我们先预热一下。被希尔伯格曝光的其中一位,名叫诺拉·莱文(Nora Levin),她在1968年出版了一部768页的大书:《欧洲犹太人的毁灭:1933-1945年》(The Destruction of European Jewry 1933-1945)。光看标题,和希尔伯格的名著相差无几。很快,专业学者就在书评中指出,这部书虽引述大量史实和数据,却很少看到注释,而且发现大量抄袭和挪用其他学者的情况。希尔伯格经眼尖的书评家提醒,自己也搜索了一下,结果——“我发现她的抄袭随处可见,很快,我就懒得把所有抄我的段落一一找出来了”(《自传》,143页)。莱文女士生在宾州,长在宾州,虽拥有教育学和图书馆学的学位,却看不出受过系统的历史学训练,更不要说做过翻阅档案的繁琐工作了。希尔伯格后来找出版社交涉,但这部抄袭之作仍照样再版、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