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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崧甫口述： 陈诚原遥领湖北省政府主席职务，以省府委员严重（立三）代理，1940年9月，陈被解除其他一切兼职，专任六战区司令长官，并同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实际上此时，湖北省已大部沦陷，仅剩鄂西一隅，财政上主要靠中央补贴。  抗战时期，在恩施的湖北省政府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陈诚在湖北省主席任内，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丈量土地，一件是对中学以上学生免费求学，兼资食宿。 这一时期，陈诚自己的伙食是由战区长官部供应，由于他不了解当时鄂西的经济情况，曾闹出许多笑话。 1941年初，陈诚叫副官处每月支付他伙食费8元，但到月底，他一看账本，上面支出额却是30元，便埋怨副官随从揩他的油，下月只准付8元。 但是，这样的饭菜当然难以入口，他又怪炊事员烹调不佳，参谋长施伯衡只好叫副官处暗给30元，明报8元，如此一来，他便以为物价平衡。 一次，朱怀冰等几位厅长对陈诚说，在咸丰吃小馆子真便宜，价廉物美。 陈问：“吃几块钱？” 朱答：“只十块钱。” 陈听后即大加申斥，说： “你们在国难时期，如此大吃大喝，何以为民表率？” 其实，朱等吃的也只四菜一汤，他们知道陈诚不知物价飞涨，只好忍气听训，谁也不敢明言。 此后不久，陈诚在重庆宴客，来宾有周恩来、张群、卫立煌等，我亦陪席。 席间，陈大讲恩施的物价便宜，说那里的鱼，只卖5角钱1斤，肉也只卖到8角钱1斤。 卫立煌闻听，反驳他说：“除非那些商家知道是司令长官来买，才会卖这个价，否则，恐办不到！” 陈不太高兴，要卫向我打听，他所说的是否属实。 我说：“长官不可声张，如大家都知道恩施的物价便宜， 跑到那里去吃，不就把物价抬起来了么……” 这下子，总算替陈圆了个场，其实，当时恩施的物价很高，猪肉是3元钱1斤，鱼也是2元多1斤，还不好买。 陈诚真正了解恩施的物价情况，是在他同我这次从重庆回到恩施以后。 有一天上午，陈和我参加干训团裁判战斗演习后回到战干团，方下车时，见一炊事员手拎一篮粉条，我遂问陈： “你看这粉条要卖多少钱1斤？” 陈说：“大概4、5角吧！” 我说：“我们问问看。” 于是，陈便向这个炊事员打听，炊事员根本不认识陈，便据实回答，说要2元钱1斤。 陈听后大为吃惊，说了句：“这么贵的东西，靠薪水吃饭怎么行啊！” 我即接着问陈：“不靠薪水吃饭靠什么吃饭呢？” 陈立马语塞，直到这时，他才知道，恩施的物价也不便宜。 当时，苏联为协助中国抗战，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各战区派了军事顾问，每战区派首席顾问一人、各兵种专门顾问若干人。 但是，各战区多把这些苏联顾问视为国际间谍，敬而远之，陈诚对苏联顾问虽作战机密不便与闻，但在训练上尚能加以利用。 1940年12月中旬，陈商定苏联顾问协同我代表长官前往秭归、兴山、宜昌、长阳前线卫队作战备校阅。 1941年11月，商定苏联顾问协同我办战区干部训练团并担任各项教官，对于战略战术训练方式，多所兴革，对以后战斗大有裨益。 1941年9月下旬，日军调动兵力进攻长沙，陈诚为雪洗宜昌沦陷耻辱，积极策应长沙作战，以反攻宜昌。  1941年，中国将士在保卫长沙中，浴血奋战 图片来自网络 但是此议遭到军委会侍从室主任林蔚文、战区代参谋长郭忏的反对，陈又找我研讨。 我极力主张反攻，说： “能否攻下宜昌未可预料，但亦应反攻，坐待敌军把各战区各个击破，不是办法。 现敌抽兵进攻长沙，鄂北空虚，只留三十九师团担任守备，我军反攻即使不能消灭敌军，但也可长我军志气，灭敌人威风，牵制敌兵，策应长沙作战。” 陈接着又电话与林蔚文洽商，决心反攻，因郭忏反对，此次行动，遂命其留守，陈邀我同去督战。 这一战役，敌因兵力少，在堡垒内固守了四星期，潜伏不出，我军曾几次攻进宜昌，但最终因战斗能力弱，未能攻克，这时，敌由长沙撤回，增援鄂西。 事后，薛岳大吹第二次长沙大捷，陈诚甚难过，和我及柳克述（六战区政治部主任）说： “柏龄兄他们能打退敌人，我们攻不下宜昌，真不中用。” 我劝他说： “我们原为策应长沙，长沙胜利，目的就已达到了，放了敌人进来，再把他打出去，也不是办法，能反攻他1个月，叫敌人在堡垒里呆4个星期，这还是第一次。 我们战略战术是对的，未能攻克，是战斗力不强所致，此后加强训练是很重要的。” 陈强颜为笑，但终不释然，对薛岳发生隔阂。 长沙战役中，薛岳将乡人叶肇保升为集团军总司令，而排挤陈诚之亲信傅仲芳，电陈要罢免其军长职务。 蒋介石也在祝捷大会上，褒扬叶肇保作战勇敢，陈大为愤慨，半年之后，叶因失律而被下狱。 这次长沙作战后不久，日军增援宜昌，蒋介石命令陈诚反攻为守，陈以功亏一篑，硬要攻下去，和我商量。 我说： “知可而进，适可而止，乘敌援未到，及时收兵，保持士气，以待再举。服从命令反攻为守，战未败而撤回，敌必不敢轻视；如敌援到而战斗不利，则重庆大门危矣，谁应负责？” 陈以为然，乃撤兵反攻为守，回师后，即命我主持战区战干团教育，积极训练军官。 蒋介石后来在薛岳召开的祝捷大会上说：“对日军作战，谁都不敢反攻，只有六战区陈长官敢反攻，宜昌虽未攻克，但牵制了敌军，使长沙获得胜利，实功居第一。” 对于蒋的赞扬，陈诚喜出望外。 凭心而论，反攻宜昌战果并不辉煌，但由于陈诚耻于宜昌沦陷后所受到的责难，因此，借之大做文章，乃收集了少量的战利品在恩施开了“第六战区荆宜攻势战利品展览会”，广为宣传。 1941年秋太平洋战争前夕，美国对日本的外交压力加重，8月12日，陈诚约我吃午饭。 那时，陈住在恩施城南土地坝一个山冲新造的土洋房里，房子的后半部是住家，前半部是会客办公，我二人就是在会客厅是吃的午饭。 饭后，我们在一起研究国际形势，陈问我： “日军侵略趋势，你看他们是会南进呢？还是北进呢？我们怎么牵制敌人、粉碎其北进南进企图？” 我以为： “敌北进与德意夹击苏联，在战略上似为有利，但西伯利亚天气严寒，万里荒野，深入困难。两雄不并立，日军不愿助长德、意气势，不会出此策； 南进可能性大，因英、法力弱，一部分亚洲人士仇恨欧美压迫，南洋群岛资源丰富，是日军所垂涎的。 但是，南进有受美国侧击而威胁本土的危险，估计敌人先要东进，待感威胁消除之后，再放胆南进。 所以，我们要提防敌人疯狂继续西进，要设法打击敌人，以捍卫重庆大门为紧要。” 陈则认为，防止日军西进尚属次要，以能牵制日军不向其他方面进展为主要。 饭后，我回到长官部副官处，与军令部联络参谋吴仲行密谈，吴说： “现今长官部因长官注重省政，结纳民心，而军事反形散漫，僚幕无重心，甚为可虑。” 同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8日，香港陷落，这时陈对我说： “英国人平日以绅士自居，及香港陷落，日军把俘虏划地为牢，围以铁丝网，几天不给饭吃，恶作剧地丢进一些饼干，英国俘虏不由得不和鸟兽一样抢着吃，妇人们被运进慰安所，服服贴贴地给兽兵们蹂踏，也不知他们高贵在哪里？” 还有一次，陈诚和我谈到美国援助中国事，陈说： “美国援助我国，还不是为着他自己的利益？雇中国人替他们打仗便宜，用他们美国兵打三天的钱，雇中国人可打一年。他们利用我们，而我们没有办法利用他们，谁也不感激谁，美国人真会帮助我们才怪呢！” 此前的1939年4月间，陈诚曾电约我到南岳衡山议事，答应恢复第46军建制并仍由我兼军长，当即被我所拒绝，而后，又拟要我兼任王陵基之30集团军副总司令，我也未答应，陈诚对我不愿带兵深以为憾。 1940年夏，我一到恩施，陈就急于让我担任战区游击总司令职务，我仍辞不就。  1940年，日军攻占宜昌 图片来自网络 1941年秋反攻宜昌后，陈虽命我办战干团，但仍对我说：“哲山兄，你还是带部队去，到哪方面去，请你和悔吾兄商谈告我。” 我想，郭忏是一个忌妒人的人，他靠近陈，是不容许老朋友站在一起摆老资格的，去和他商量，不会有什么结果，不必再讨没趣，遂不启口。 后来，郭忏对我说了陈诚的意思，问我想到哪方面去？我说：“各方面首脑人都很好，我接替谁？你替我想一想！” 郭说：“我也想不出来。” 我遂告郭说：“我来帮帮闲，不想再带部队，请你为我辞谢长官盛意。” 此时，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长江上游江防司令吴奇伟到战干团受训任作战训练班队长，陈诚复授意吴敦劝我接任江防司令。 我对吴说： “我们军事制度未上轨道，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主官调了，班底全动，老的僚属不愿为新主官用，新主官对旧僚属也不称心，弄得上台的难，下台的更难。 像你接悔吾兄事时，调了些人，郭后来就对你有意见； 我来接替你，势必又要调换你的人，你专任战区副司令长官，无法多多安插，也一定要怪我，那时候好朋友变成冤家，这又何苦呢？ 我下台吃过多少苦头，今班底已散，不愿再找苦恼，你还是兼着这江防司令的好。” 吴愕然，以后便不再提及此事。 同时，为我的事情，还引起了26集团军总司令周碞的不安，周邀我去任其副总司令兼75军军长，亦为我所谢绝。 由此看来，陈诚对其旧属是抓得很紧的，既不许你飞去，也不许别人重用你。 1941年11月下旬，反攻宜昌的部队奉命撤回，改取守势，陈诚见反攻作战中，官兵缺乏训练，战斗力弱，攻守无能，乃决心在喘息机会，积极进行作战训练。 陈诚认为：战略错误，可由战术挽回；战斗错误，可由战斗挽回；只要下级官兵战斗力强，就胜券可操。 他遂委托我恢复第六战区战时干部训练团，以我为教育长兼高级作战训练班主任，抽调下、中、上级军官，授以战略战术及各兵科专业技术教育，此战时干部训练团共办过三期，为时10个月。 在干训团开办期间，我曾向陈诚建议，请苏联顾问担任战干团教官，陈同意了。 苏联顾问热情讲课，很受学员欢迎，陈诚也很尊重苏联顾问，有时亲自临堂听课。 中国的军事教育，从前清末一直到抗日战争期间，都还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那一套老把式，经过这次的教育，面貌大为改观。 战区战时干部训练团学员的伙食，军政部原先规定月支8元，1942年春又增为14元，实际上仍需30元。 当时，副司令长官以下的均要来受训，这些人平时养尊处优，30元菜钱对他们来说真是太少了，即使这样，也和规定相差数倍以上，这笔经费从何开支呢？ 我向陈诚请示，并言大家对此很有意见，陈诚反问我如何办？ 我说，趁着修建干训团房屋的机会，提高预算，省下一笔钱来，补贴学员伙食；一面照实上报，批准的话，余款再移别用。 陈答应照办，我当时向学员说明，此举系违法奉公，不料此话被特务报告给蒋介石了，说我敢公开声明违法奉公。 蒋毕竟是庇护陈的，说违法奉公总比违法奉私好多了，这才堵住了特务的嘴巴。 1942年春，蒋介石令各师报缴截成绩，陈诚积极奉行，第185师师长石祖璜系陈内戚，陈授意其争取奖励，石报缴135万元，蒋大悦，通令褒扬，并给石个人奖金10万元。而实际情况则是这师士兵生活痛苦异常，毫不省恤。 我任战区总参议兼战干团教育长时，陈诚命第185师派一排兵给我守卫住宅，但该师以屋小仅派一班人，计士兵16名。 我每天见站岗的只一个半人：一个呆子站16小时，一个半病的人站8小时，那个呆兵连喂鸡的饭都拾起来吃。 我很为惊奇，乃密问该班班长。原来这个班的16个士兵中有14个是病人，呆子未病，还有一个是半病的人，所以，站岗的事就落在这一个半人身上了。 致病之由，全系营养不良所致，当时士兵每天的粮食定量为24两（旧称，合现在1.5斤），虽然米中夹些沙稗，但分量并不算少，由于兵团、师部、团部、连部等层层克扣，发到士兵手中只剩下14两左右，自然也就谈不上吃饱饭了。 至于军饷，当时，一个二等兵每月只有8元钱，由于物价高涨，仅只够买80斤烧柴，士兵无钱买油买菜，也无法添置日常生活必需品，没有钱买鞋子，士兵就砍老百姓的竹子劈篾做竹草鞋…… 这样的士兵怎能不病？我了解这些情况后，甚为凄然，自己每月拿50元给这班士兵作菜钱，心想： 该师上缴那么多的钱，何不拿一些照顾、改善士兵的生活呢？ 不久，我即在学员面前揭穿了这件事。 1942年6月17日，陈诚因为日军攻陷上饶并打通浙赣线，虑敌西犯，遂召集各高级将领举行了作战会议。 开会前夕，陈诚嘱参谋长郭忏将开会意图通知战干团正副教育长和孔令恂。谁知，郭不愿意有同陈诚关系比他同陈更为亲密的人留在陈的左右，仅通知我和孔等开会，而不将会议意图转知他人。 我事先揣摩到了，作好了准备，但孔令恂未体会到，发言时碰了陈一个钉子，至此，郭未将会议意图通知之事也被发觉了。 开会时，各主管幕僚汇报各自战备情况，继陈问我： “哲山兄有何意见？” 我答： “我报告两个方面的意见，第一是作战方略： 一、敌打通浙赣线后，势将西犯，企图胁服我国，因形势激变，本战区作战重点，须移在江南。 26集团军改取守势，守备区域应向南伸展，加强江防军及20集团军的兵力，迎击日军的西窜。 二、洞庭湖地区粮食，应迅速内运，最少限度应屯积于沅陵以西，既免资敌，更备自用。 三、险阻区域，应预为布置及构筑立体的纵深的坚固工事。 四、敌用闪击战，长驱深入我方，恃其战斗力坚强，破我脆弱，应控制有力部队于机动位置，截击敌闪击部队。 五、速电中央增加二十集团军的兵力。 第二，是干训团紧缩问题： 一、人事紧缩分四项： 1.留团保持机构；2.分发部队；3.免职遣散；4.司书及杂兵组织技术排，训练为战斗员，增益其技能，宽广其出路。 二、编辑民国三十一年上期集训汇编，总结经验。方法：初审、初编、复审、修正、三审完成。” 陈听后甚为满意，后问孔令恂：“谨齐兄有何意见？” 孔也将准备赴西南的教育考察团的情况做了汇报。 陈说：“今天的会不是讨论这普通事情的。”孔俯首不语。 陈想了一想，即对郭忏说：“悔吾兄将今天会议意图通知了没有？”郭说没有，陈不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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