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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风浪 日寇向我最后袭击 八月初，我续护送戴先生和梅乐斯等去昌化方圆铺。那时日军自富阳推进桐庐，离乐平仅四十公里。戴对我说：“日寇有对你袭击企图，你不必护送我们了，即刻回乐平作应变处置吧！”当时我随戴外出，指挥部工作全交我妻全权处理，而妻正怀孕待产，已到了预产日期（那时医和药都非常缺乏，只是自己推算，八月六日为预产期），我身虽在外，心实萦念公私，瞬息难安。听戴如此说，正合我心，即于八月六日飞骑回乐平。连夜部署一切，次日即将指挥部人员撤入沈家坞山区。
沈家坞在乐平西南约三十五华里，系一偏僻山坞，须翻过二重山岭，才达北通于潜，南去淳安及西去昌化的大道。我选择了此处暂避敌军锋镝，乃因此等冷僻山区，日军绝不会经此。故将新到美援大批电讯器材、爆破器材及一批尚未开箱的新式武器，全运来此处隐藏。另一原因，是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马志超，曾一再恳邀我兼任他的第五纵队司令。此次戴先生亦当面问我，愿否兼任此职？我正在迟疑，为怕兼职后分心，反误我本身工作（我为了部属进出陷区通过我方步哨线方便起见，原已挂名忠救军第五纵队司令，但并非实职）。 至此，思及我部乃专在沦陷区工作的特种部队，专事探查敌情及从事爆炸日军军营、仓库、岗亭、工厂、铁路、桥梁等目标，和刺杀日伪要员等工作，其效果和力量，当胜于数万军队，但我们并非武装部队，甚至连自卫的装备和力量都很薄弱，不能和敌军正面作战。此时若和日军遭遇而拚搏，自是太不合算，故只好迁避。并考虑不如趁此接受此一兼职，那么，依附在忠救军总部，有第五纵队的武力作后盾，也好加强自卫的力量。忠救军总部在昌化河桥镇，位于乐平西南八十华里，与沈家坞同一方向，到了沈家坞，离河桥也就近了一程了。
八月七日那天，我们是中午一时离开乐平的。当时敌军已流窜至分水，距乐平只有二十多华里，一时只闻炮声隆隆，连机枪声也隐约可闻，情势相当危急。防守这一带的二十八军，似乎已措手不及，竟让敌军长驱直入了。
沈家坞只是一个山村，仅十余户居民。我们在乐平的总指挥部，平时只有十几个内勤人员，二十多名警卫及行动员，十余名交通员，美方皮尔上尉主持爆破训练，我方爆破教官数人，加上二名杂役，总数约六十人。最近却刚招集了一批青年学生（约八十人），正在训练。诸暨组长金颂新，又正好率领所部行动员十余人，来总部接受爆破训练，所以人数陡增，约近一百七十人，顿使山村热闹拥挤。
我派出了数批哨探和联络人员，不断向分水、桐庐方向，刺探敌我双方情况，并派有递步哨，和戴先生保持联系。另由爆破教官黄炳炎、王学文等率领爆破队员，在二重山岭间布置地雷，并沿途暗布警戒步哨，以防日军来袭。
八、九两日，日军停留在分水、印渚埠一带，并未继续向西南流窜，企图及动向未明，我们也暂时停留在沈家坞。九日傍晚接到递步哨传来消息，戴先生已饬令忠救军第二、第三两纵队，今晚全力向印渚埠敌军反攻，限令明（十）日黎明以前，必须克复印渚埠。我们获讯均甚振奋。当晚八时召集诸干部如书记胡德珍，助书桂涤非，机要课长杨凤吉，情报课长何效文，训练班主任教官黄炳炎，教官王学文、冯湘、严大双、伍柳青、徐鸿才、徐行，警卫队长黄诚、刘全德，电台总台长王相穆，翻译官胡伯才等十余人，共同商议今后行止。 有主张去淳安，路程虽较远，但地较后方，应较安全。有主张去河桥，接兼第五纵队，与忠救军同进退。最后决定依照后者主张，明日大家轻装赴河桥，此间留数人看守，俟总部安定之后，再来搬运。散会后大家都显得轻松愉快，因为行止已定，且闻忠救军主力将反攻，定卜胜算，今晚可以高枕矣！
谁知事态演变，竟出意外。我就寝未及一小时，哨探纷纷来报，首批说：入夜后我方忠救军尚未出动，印渚埠敌军却向西南移动，有向乐平方向进袭模样。第二批来报：忠救军第二纵队，在西乐堰（在乐平西北五华里与乐平隔河遥对）与敌军遭遇，双方展开剧战。接着又报来：忠救军已有不支模样，可能后撤。于是我们也只好急作应变准备。
至清晨二时许，忽闻“轰！隆！”两声巨响，似乎近在三数里间，正在惊疑，忽见我们的警戒步哨匆忙来报：“适才的两声巨响，乃是我们埋在坞外第一座山岭前的地雷被触发了。先是我在大路上发现一大队人正探索南行，认是敌军前哨，故即来报，急行中刚翻过二重山岭，突闻岭外传来巨响，似是那队敌人摸上山来，而触发了我们埋置的地雷。”
我闻讯立令叫醒全体人员，准备提前开赴河桥。
紧接着暗布在山岭上的另二名警戒步哨，仓皇跑来报告：“先前所发现的那队敌人、似是分出一小队人，摸上山来，触发了我们埋在山脚的第一道地雷。巨响声中，我们在山脊上隐约望见火光，嗅到烟硝火药气味和听到人声，所以急急赶回报告。从那山下到此，还要翻过两座山岭，约有五华里路程。至于那队敌人，是否继续摸上山来？就不知道了。”
我思量：这小队敌人，触发了地雷，可能认定前面必有部队而继续前探。也可能认为荒僻山区，藏不了大部队，不足重视，且天黑路生，前面不知有何埋伏？不值得探索而退回大路，另找目标去了。但即使继续前探，他们路不熟天又黑，一路上我们还有数处地雷，要到达坞内，当需一段时间，我们还来得及布置迎战。 于是立刻紧急集合，决定将全体分成两组：一组是有战斗能力的，约有近百人，由我亲自率领，扼守沈家坞山口，阻遏敌人入坞。原布置坞外山岭间的警戒步哨，全部撤回，我们只能退保坞内新到器材、武器、炸药等。一组是无法作战的老弱、妇孺、杂兵及新招的训练班学生（尚不懂使用武器者），共约七十人，由我妻带领，立即由坞后小路撤离沈家坞，向较安全地区转进。
那时妻已逾预产期而未产，大腹便便颇显辛苦。同志中陈浩泰之妻亦正怀孕待产。其他尚有刘全德、杜世德二同志携带眷属，数十学生，尚是纯朴未琢，不满二十岁的大孩子，和部分内勤人员，携带重要文件，数名警卫，聊以保护。美员皮尔及译员胡伯才，也与他们同行。他们一行在三时许仓皇就道。
妻临行时问我：前往何处较妥？但前敌情况不明，我亦无从决定。只能黯然说：“前敌情况无法预测，我们职责、任务重大，恕我难以照顾家庭、儿女，只好交你兼顾了。至于应该去河桥？还是去淳安？一切要你审察前敌情况，当机立断，自行决定了。我在此亦不会久留，敌如来犯，当尽力抵抗，阻其入坞，万一失利，只好率队突围，翻山越岭去打游击了。若其不来，则将器材、枪械等隐蔽藏妥后，随后来河桥或淳安，和你们会合。但愿能是后者，让我们很快就可重聚。”此时月黑风高，四周虫声啾啾，一片肃杀景象！而强敌当前，前途茫茫，实也顾不得儿女情长了。只好黯然道别！
送走了老幼文弱的一行，我将留在沈家坞的战士们分配任务：黄诚、严大双、冯湘、刘全德、伍柳青、王学文等各率一部人员，分别在山口两旁择定据点，分组布防。我和黄炳炎、何效文、桂涤非，为临时作战指挥部。王相穆电台，准备随时通报和随身撤移。金颂新组人员系外勤单位，暂时未派任务，随我行动。并指示大家：日寇如越岭进犯，必予迎头痛击，若仅小队哨探，定可将其歼灭。如果大队入侵，我们予敌重创之后，只好越后山向淳安方向撤退。万一弹药用尽，无法脱身，只好自尽殉国，绝不可被俘。一切部署停当，也着实忙乱了一阵。但直到天色大亮，日上三竿，坞外却毫无动静。
九时许，我和黄炳炎、金颂新一同至山口各据点巡视。至一小山头上，金颂新由望远镜内发现，远处一山坡上有十余名军人，向妻行方向缓缓而去。并谓：从服色及各持三八式步枪判断，定是敌军无疑。我恐妻等碰上日军，十分担忧（实际系我方保安队，因相距有一千多米，金判断错误）。 就赶紧下山，一面命传令兵将情况传知各据点，严密戒备，注意防守，一面命江天一守护枪械、电讯器材等，万一山口战起，前线抵挡不住，敌人闯进坞内，必须及时将爆炸装置引发，自行炸毁这一大批枪械、器材等，不能资敌。又以金颂新本身工作重要，留此实无必要，命他即刻率领带来受训的组员，速回诸暨，照常工作。我和黄炳炎更互相约定：万一到了弹尽势危境地，必须注意各留最后一发子弹，交互自杀。
时间在紧张等待中过得极慢，一切却仍是平静如常。午后二时，又接递步哨来报：“忠救军与敌军之战，我第二、第三两纵队，被敌击败，敌军直扑河桥总部，此时河桥正在鏖战中。戴先生和梅乐斯等，谅早离开，详情不明。”战况如此，使我惊疑不定。想不到忠救军竟会如此不堪一击。我的退路现在只有淳安一条了。但是敌如击破河桥总部，会不会乘胜转攻淳安呢？妻等一行，也不知会不会闯去河桥，反先遭受战祸？他们是自卫力量如此薄弱的一群，真教我忧心如焚！敌军现在既已直扑河桥，此地危机无形减少。但我们仍不能掉以轻心，入夜后各仍枕枪待旦，全神戒备。
直到次日清晨，妻派人送来书信，略告情况：
“（一）一路平安。昨晚暂驻于潜与分水交界处一山岭上，邻近通淳安的大道，下午拟即去淳安。
“（二）昨（十）晨九时许抵达叉路口，向西往河桥，向南通淳安。我认为敌既南移，忠救军总部乃大目标，可能直扑河桥，我们应以去淳安较妥。只是众议纷纭，我只好说：既如此，我亦不勉强。现在不明敌况，只在盲目摸索。我的判断教我去淳安。你们要跟我走？还是要去河桥？各人自由选择吧！结果十之八九决定跟我走。皮尔上尉愿去河桥，也有七八人跟他走了。
“（三）中午骤雨，我们在路边休息。去河桥的人陆续折回跟上来，据说：他们走到离河桥约五华里之处，遥闻枪炮声紧密，河桥已有战事。还不断有难民从河桥方向涌来，所以折回来了。但不见美员，问胡伯才，答称：『皮尔疲极，在凉亭里睡着了，不管我怎么叫他，总不肯起来。说是即使敌人刺刀架在颈上，也要睡一觉再说。这家伙不知死活，我气不过，就先走了。但他随后也一定会跟上来的。』我说：『这不成！我们有责任保护盟军安全。』逼着胡伯才回去找他。结果，等了两个多钟头，胡才把皮尔找回来。今晨他们将起程去淳安。
“（四）昨日中午避雨时，巧遇金颂新一行也赶到，故悉各情。知坞内可能有情况，深以为忧。但下午路上一直有人来往，还遇二十八军的人说：午后过沈家坞岭前，平静无事。但愿如此！“（五）昨晨仓促上路，葛苓、河光均从睡梦中拖起，由译电员毛耀南用箩筐挑着走。河光忘未穿鞋，后在农家休息时，才向他们买来一双旧鞋，却是两个大拇指都洞穿在外。现河光只要一低头，就眼泪汪汪说：鞋子破了，脚趾出来了。不时独自低头暗泣。”
我知他们都安全，就放了一半心。即覆信告妻此间情形，大抵暂时可无事。并告以我们不久也可能去淳安，和他们会合。 阵前忽闻胜利喜讯 妻因时值青黄不接，一路购买食粮，十分困难，知坞内无事，下午又派二人回坞，挑取食米和一些日用衣物，并告知今日决定休息一天，十二日再动身赴淳安。我就简覆数语即让王汉杰安排他们挑物回去。来人刚走不久，电台送来重庆急电，经译电员周聚奎译出，竟是通告：
“美国在日本长崎和广岛投下两颗原子炸弹，日本天皇已于八月十日广播投降，并昭告各地日本皇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各在原占领地向各当地政府献降受俘。抗战已经胜利，八年战祸已告结束。”想不到胜利来得如此突然！我立即令人追回妻处来人，一面修书告妻喜讯，并嘱暂缓去淳安，仍驻原处，等候消息。
接着王相穆亦喜气洋洋跑来说：“我们在此让鬼子穷追猛打，日夜不安，想不到他们天皇却已经投降。我们已是胜利者了！”并谓：“重庆的报务员说：现在那边正到处在放鞭炮。重庆的军民，一齐在疯狂庆祝抗战胜利！”我当然也非常振奋欢欣，立刻集合诸同志，宣布喜讯。于是大家都兴奋得狂呼蹦跳，欢声雷动。
我考虑到正在进攻河桥的日军，闻讯必将退回原驻地待命。须防其不服天皇命令，在撤退途中，报复性的袭击我军和恣意杀戮泄愤。特另作部署，将警戒线恢复到两天以前情形。仍派严大双、徐行、冯湘各率所部，暗在两山岭前布防，监视日军撤退行动。坞内山口，留黄诚、刘全德、伍柳青、王学文等把守，并派黄诚在附近一带巡逻。一面派人赴乐平探视，始悉十日凌晨，曾有一小队日军，从西乐堰方向来到乐平对面，欲过河而无渡具，曾涉水至中流仍折回去，故敌人未到乐平。另外岳母携带重光及其奶妈夫妇，原安置在另一山坞，以为那里地点僻静，应较安全，故此次应变时未再将他们移动。谁知敌军由分水翻山过来，首先袭击我友阮清源游击总部，把他们冲散了，顺道到了岳母等所居山坞，幸他们已先随乡民避入山林，而敌只系过路，入坞略事休息，即行离去，未与相遇，幸得无事。
关于日军此次流窜经过，及忠救军作战情形，兹摘录梅乐斯将军回忆录“另一种战争”对此役的片段记述：
“沿途听到有日军进袭的消息。
“后来我们才晓得那一支日军部队，为数约一千人，但指挥者竟是一个将官。
“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追戴将军和我。
“八月九日那天，忠救军打死了六十个日军，伤了至少十人。
“戴将军反攻的命令，黄昏时下达的，应命而来的第二纵队以急行军方式，穿山越岭而来。第二天拂晓，即遭日军两面凌厉攻击。我军与第三纵队配合，施以迎头痛击。
“我的疟疾害得真厉害，但我非走不可。后来我听说我们离开昌化汤家湾几小时，日军就到了那个地方。大肆抢劫、放火，连我留在那儿的制服、东西，全被烧了。
“在两天的战斗中，忠救军共杀死日军一三二人，打伤了一五○人以上。
“当我正在听取最近情况报告时，电务员忽然对我讲起甚么『大炸弹』的事，我不大懂。后来送来报告，才知道两颗原子弹落下日本。”
回忆录又讲到魏德迈为商讨结束战事及受降事宜，定八月十三日在重庆召集会议，梅乐斯奉召出席。他一路服下压制疟疾的重药，翻山越岭，到了淳安，乘吉普车星夜赶去福建建瓯，因飞机迟到一天半，十五日梅才飞抵重庆。那个会议早已举行完毕，魏德迈甚为恼怒，梅也十分气恼。他因深受各方打击，身心交瘁，又服各种过量丸药，精神反常，被当做狂人看管起来，不准接见中国朋友。他的回忆录写道：“戴笠非常焦急，蒋委员长也甚关怀，深信我只是工作过劳，绝非发疯。 于是中国政府以史无前例的速度，颁赠我一座大绶云麾勋章，待我以中将之礼。在中国这是极崇高的勋奖，必须曾与中国部队比肩作战的人，才有资格获得这样的荣誉。中国朋友认为这样才可以藉颁奖的机会看到我。戴笠晓得我的许多麻烦，都由他引起，所以他自己不来看我。蒋委员长特派毛人凤将军与潘其武来颁勋。他们在杜林宾馆外面被挡了驾，勋章交给卫兵，毛将军高声朗诵那感人心脾的颁勋词。据说，这是蒋、戴的指示，要其看一看我，究否真有病容？……”
九月二十九日，梅被送回美国。休养一段时间，健康恢复。一九四七年初，由海军上将金氏支持，出任“哥伦布号”巡洋舰舰长，但连降二级，黜为上校，派往中国沿海服务。中国方面请其主持补行戴笠将军葬礼，但为马歇尔阻挠，不准其正式为美代表。柯克海军上将乃特准其穿便服去南京参加葬礼。一九四七年五月，梅乘原舰回美，因其忠勤服务，一九五八年八月重升至海军少将。一九六一年癌症去世，追赠海军中将。
我离开警校校门，正值日本积极侵华，故即刻参加对日工作。八年抗战，更全部身临敌区，未曾担任过一天内勤工作。除二十九年去重庆参加四一大会外，没有踏进过军统局大门，中美合作所更从未去过，他们内部纠纷，丝毫无知。胜利后奉调汤恩伯部，工作繁忙，与军统局等于脱离关系。一九四七年初，梅乐斯乘哥伦布号巡洋舰来上海，我正担任第三方面军兼京沪警备总司令部第二处处长，视梅乃战时合作的战友，仍不知道这些纠纷，绝未想到和我合作的美方人员竟都是站在他的敌对──战略局方面。 记得梅曾柬邀我夫妇去他舰上相叙，当时我妻正怀幼女在身，行动不便，故妻未应邀同去。我为欢迎老战友，邀请罗长光同志为翻译，携带绍兴酒一甏，上了哥伦布巡洋舰，梅以军礼接待。略谈彼此近况，他亲自领导参观舰内设备。言谈间表示将去南京访问，表面彬彬有礼，毫无不愉快之色，并在甲板上一同拍照留念。拍了二张照片：一张是我和梅二人合照，梅回国后，把它放大，并亲笔签名题词寄给我，另一张是我们二人及二位翻译共四人合照。
梅在回忆录内自认被击倒：“我们的组织已被解散，我们的前途也被毁去，但这个打击，还并不到此为止。”
当初成立中美合作所时，梅乐斯接受战略局的要求，让其派一小部分人参加工作，结果因其成绩优越，被战略局喧宾夺主，梅乐斯反而被美军当局轻视和迫害。梅用幽默的笔调，引用伊索寓言的故事，自比蠢笨的阿拉伯人，受了他的骆驼之愚。这个故事说：
“一天晚上，这头骆驼在沙漠地方冷得嗦嗦发抖，它想求它的主人把帐篷只是略略打开一点，让它冻坏了的鼻子略为取一点暖。这个主人心肠很软，而头脑笨拙，他答应了骆驼的要求。但骆驼得寸进尺的一步步进入帐篷，还不到第二天早晨，骆驼已整个身子到了帐里，主人反给挤出帐外，受着寒冻。”
此次日军来袭，显然戴、梅行踪被其侦悉，意图追踪狙击，同时攻击我们。乐平本为首当其冲，因我应变得快，刚好诸暨组金颂新部行动员，来乐平受训，故一次即将新到的枪械、爆破器材等，连同总部人员，一齐迁入沈家坞。日军扑空，乃直前进攻河桥忠救军。戴亲指挥，与其往返冲杀，梅在附近山上观战，这时正是美国投下原子弹及日皇宣布投降之时。故日军迅即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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