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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恬波,广东省第一个女共产党员,1898年出生,广东省惠阳县人,1924年春参加中国共产党。五四时期,她是学生中反帝爱国斗争的先锋;大革命时期,她参与农运、工运、妇运的领导,又是战地救护队的队长;大革命失败后,她转入地下,做党的工作;1929年在江西南昌被反动派杀害,时年31岁。 她牺牲后,人们怀念她,称她为女领袖、女将军,南粤的红棉树…… 一 高恬波生于广东省惠阳县淡水镇三角塘村一个普通医生的家庭,成年后考入广州妇孺产科学校。开始后,她接触到《新青年》、《每周评论》、《中华新报》等进步报刊,思想开始转变。期间,她和同学们冲出校门,参加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站在街头演讲,还参加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筹备工作,逐渐成为广州女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先锋。 随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不断深入,青年学生运动也一浪高过一浪。1923年6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在广州建立了团的组织――新学生社,阮啸仙任书记,高恬波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新学生社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和争取学校校务公开的鲜明纲领,成为学生界推动革命运动的主力军。 10月间,盘踞在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的残部洪兆麟、杨坤如,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进犯广州,妄图扼杀孙中山的革命政府。孙中山下令还击,与敌在东莞县石龙镇一带作战。新学生社社员组成30多人的慰劳队,前往前线劳军。出发之前,阮啸仙向全体慰劳队员作了动员,指出帝国主义和军阀是中国内乱的根源,不打垮他们,中国便无安乐之日。高恬波说:“现在前线士兵正与敌人浴血奋战,他们缺医少药,供给困难,需要我们去补充。让我们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吧!”当慰劳队到达石龙前线时,敌军凭借坚固的工事,用机枪封锁通道,使队伍无法前进。在这节骨眼上,阮啸仙高举红旗,奋不顾身地带头冲锋,高恬波紧随其后,大声疾呼:同志们,冲上前去!在他俩的带动下,全体队员迅猛地往前冲,敌军乱了阵脚,还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慰劳队已安全通过敌人封锁线。 当士兵们看见慰劳队冒着枪林弹雨来到前线慰问,个个士气大振,终于击溃敌军,收复了石龙。慰劳队徒手退敌的故事,一时轰动了广州。高恬波是慰劳队中唯一的女性,她的勇敢行动被人们所称颂。 二 1924年春,高恬波经过革命风浪的锻炼和考验,被吸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广东省第一位女共产党员。这一年,孙中山改组,从而实现了国共两党的合作。高恬波按照党的指示,以个人身份加入,担任中央妇女部干事。当时,担任妇女部部长的是左派何香凝,高恬波便成了她的得力助手。 妇女部的任务是组织和发动各阶层的妇女,投身于反帝反封建斗争。高恬波为此日夜奔波,她除了处理部里繁杂的日常事务外,还常常跑到工厂、学校和街道,找妇女群众谈心,了解她们的生活和疾苦。有时,她还登上停泊在珠江岸边的小艇,同艇家妇女促膝谈心。这些水上居民,从来被视为“贱民”,被人看不起。高恬波十分同情那些妇女们的处境,经常为她们免费治病和接生,深得她们的欢迎。高恬波循循善诱,对大家说:“一个人生了病,要医治并不难;一个国家生了病,要医治好就比较困难了。现在我们的国家就像长了两个大的毒瘤,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要割掉它,靠少数人是不行的,必须大家都来动手。”高恬波通俗易懂的宣传,给艇家妇女以很大的启发。不久,沙面洋务工人发起反帝斗争,在示威游行队伍里,就有不少是艇家妇女。 为了开展农村的妇女运动,妇女部派高恬波到广州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这一届农讲所于1924年7月3日开学,由彭湃主持。学员共38人,他们中有五四时期的活动积极分子,有从事工运的青年,全班只有2名女生,高恬波就是其中之一。 在农讲所里,高恬波学习了有关农民问题的理论,逐步懂得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彭湃给大家讲了海丰农民运动的情况,又讲到他如何背叛自己的地主家庭,抛弃个人的舒适生活,深入贫苦农民中宣传革命道理,把农民组织起来同土豪劣绅作斗争的经历。高恬波仔细倾听着、思考着。她想:如果全国各地的农村都能像海丰那样,压在农民头上的大山何愁推不倒?妇女大众何愁没有出头之日?她决心向彭湃学习,到农村去做发动农妇的工作。 高恬波在农讲所里还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每天早晨,她身穿灰色军装,背上步枪,同大家一起步行到东较场操练。从持枪立正稍息、上下刺刀,一直到实弹射击、肉搏演习,每一个项目,她都认真苦练。军事教员对女学员的要求比男学员低一些,但高恬波对每一项动作都做到一丝不苟。一次,在进行马术训练时,她在跑马途中不慎掉了下来,腿部受了伤,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教官见此情景叫她回所休息,但她坚决要求继续训练,最后终于完成了军事训练任务。 彭湃为了引导学生们了解农村的情况,规定学员每星期日要步行到郊区农村调查,有时还与农民进行联欢,高恬波特别喜欢参加这项活动。一到星期日,她就早早起床,换上自己最喜欢穿的蓝色大襟衫、唐装裤,吃过早饭后,便同大家一起唱着《少年先锋歌》,迈着欢快的步伐,来到郊外农民家里,帮农妇们打扫院子,挑水洗衣,还向她们讲述城里发生的事情,比如工人们最近组织了哪些工会、沙面洋务工人怎样同帝国主义做斗争等等,启发她们像工人那样组织起来,同地主豪绅作斗争。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学习,第一届农讲所结业了。毕业分配时,高恬波再三要求下农村工作。于是,组织上决定让她担任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 从此,高恬波的身影经常出现在花县、顺德、中山、曲江、潮梅等地。花县、顺德县一些老贫农还记得,当年高恬波常跋山涉水到他们村里来,有时还同阮啸仙一起来。他们关心群众的生活,与农民促膝谈心。高恬波同他们说,地主豪绅就像吸血鬼,要他们发善心是办不到的。唯一的办法是大家团结一致,同他们作斗争。说得贫苦农民心里热乎乎的,大家都表示要把农民协会组织起来。 高恬波在贫苦农民中播下的革命火种很快燃烧了起来。花县各地纷纷组织了农民协会,1924年八九月间,该县九湖村、元田村及宝珠冈村农民协会成立时,高恬波和阮啸仙等代表农民部和新学生社到会祝贺。 此外,高恬波还奔波于粤北、东江和海南等地开展农运工作。广东农村多为山区,道路崎岖,交通不便,语言、风俗不一。高恬波每到一处,都向当地群众学习方言,尊重地方的风俗习惯。在很短的时间内,她便掌握了客家话、潮州话、海南话,能用流利的土话同农民交谈。农妇们都十分喜欢她、尊敬她,甚至称她为“活观音”。 三 当时,妇女部的专职干部不多,加上有些成员是上层人物的小姐太太,她们根本不愿意接触工农群众,不肯做实际工作,因而常常受到何香凝的责备。何香凝对高恬波则十分器重,她到哪里都喜欢带高恬波一起去,两人几乎形影不离。 一次,何香凝带着高恬波到一家纺织厂调查女工状况,发现一些女工面黄肌瘦、精神疲惫地站在机器旁工作。经过调查,才知道她们身体有病而无钱医治。女工们还反映,一些怀孕的女工因劳累过度,婴儿一生下来便夭折了。女工们的遭遇使她们深感不安。何香凝决定以妇女部的名义在广州筹办贫民医院,对赤贫妇女治病和分娩实行免费。当时,遇到的最大困难便是经费短缺。高恬波为筹集资金到处奔波,她以何香凝的名义,向海外华侨及国民中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士募捐,得到他们的支持。不久,贫民医院终于开办起来了。高恬波又受何香凝的委托,管理医院的日常事务。她把医院管理得井井有条,还经常抽空为产妇接生,对病者进行精心护理。凡住过这所医院的病人和产妇,无不赞扬这位皮肤黝黑、态度和蔼的高医生。 1925年夏,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消息传来,广东、香港的工人在共产党人苏兆征、邓中夏等的领导下,从6月19日起实行罢工,以响应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6月23日,中共广东区委在广州东较场主持了有10余万群众参加的反帝示威大会。当游行队伍经过沙基路时,突然遭到帝国主义者的伏击。顿时马路上血肉横飞、死者枕藉。这一天,高恬波因忙于替产妇接生而未能参加大会。惨案发生后,她接到何香凝的指示,立即带领几位医务人员赶到现场抢救。她指挥大家把重伤者抬上汽车送往医院,对轻伤者立即进行包扎。此时,埋伏在对岸的敌人还不时向人群射击,人们随时有中弹的危险,然而,高恬波却毫无惧色,她只想着争分夺秒抢救伤员。 沙基惨案更加激起了人民的反帝决心,把省港大罢工推向高潮。此时,高恬波的工作也就更加繁重了。从香港回来的大批女工和家属参加了罢工的行列,妇女部必须把她们组织起来,帮助解决她们的工作和生活问题,让她们在斗争中发挥作用。妇女部为她们组建了草鞋厂、洗衣厂、缝纫厂等。高恬波兼管草鞋厂的领导工作。她对这一行技术不熟,困难确实不少。而这时的国民政府正准备北伐战争,需要草鞋的数量很大。怎么办?高恬波凭着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凭着对工人群众的高度信任,终于找到了解决困难的方法。她反复向大家宣传生产草鞋就是为革命做贡献、就是为打击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增加一份力量,大大调动了工人们的积极性。她还专门聘请了几位老师傅传教技术,使草鞋产量大幅度上升。 高恬波对罢工妇女的思想进步和文化生活也非常关心。罢工妇女多为文盲,有些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妇女部为这些妇女开办了识字班,由高恬波担任教员。她耐心地教妇女们识字,反复给大家讲解革命道理,由于讲课通俗易懂,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高恬波还以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对女工们进行宣传教育。她了解到工人们很喜欢看戏,于是就提出组织民间剧社。她与阮啸仙一起物色人才,编写剧本。有时,他俩还登台演出,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高恬波还常到罢工工人宿舍了解女工们的生活和疾苦。当她发现一些罢工妇女有病,或是怀了孕,便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要求对这类女工给予特殊照顾,给她们做点可口的饭菜。有一次,她到顺德县时,特意到县城的丝厂调查了解女工状况,发现该厂资本家残酷压榨工人,光是罚例就有20余条。工人每天工作时间达12小时以上,有时还得加夜班。女工更是常常无故被罚,被克扣工钱;男女同工不同酬;女工分娩也不给假期。高恬波返回广州后,立即向罢工委员会做了汇报,要求迅速加以解决。省港女工大会通过提案时,她要求解决女工的特殊利益,如女工分娩前后应有8个星期的产假,工资照发,以及男女工资平等。 由于高恬波与劳动妇女同呼吸共患难,处处为工人群众的利益着想,深得女工们的爱戴和赞扬,大家都把她看作是罢工妇女的领袖。 四 早在前夕,高恬波通过阅读《新青年》等杂志,就逐步认识到了“国家兴亡,女子有责”的道理。 当时,《新青年》发表的许多文章,猛烈地抨击孔孟之道,揭露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思想,号召青年男女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独立自主的人。高恬波看了这些文章后,受到莫大启发。她对友人说:我不但要逃脱罪恶的家庭,而且要同这个“吃人”的封建制度做斗争。高恬波17岁时,由父母包办,被迫和一个花花公子结婚。后来,她脱离这个家庭,跑到广州来上学。她与阮啸仙相爱,却遭到一些人的非议,说什么“烈女不嫁二夫”;有人甚至当面指责她。一天,她将此事告诉阮啸仙。阮啸仙早料到会有人中伤他们,他鼓励高恬波说:要砸烂旧制度,打破几千年来人们头脑里的旧思想是不容易的。我们共产党人要同旧思想做斗争,还必须从自己开始。不久,他们正式宣布结婚。前来祝贺的人络绎不绝,热闹异常。此事在男女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为了把各阶层的妇女组织起来,共同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高恬波除了担任妇女部的干事外,还积极参加筹备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的工作,成为妇女解放协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高恬波在领导广东妇女解放运动中,特别强调在工农劳动妇女中做工作,反对只搞城市上层的妇女运动。当时,广州妇女界有个叫“女权运动大同盟”的组织,其“主帅”是中山大学文科学生沈芷芳,此人是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委员。她公然说:妇女运动就是女子反对男子压迫的运动,只要女子参政,男女平等,妇女就可以享福。她还宣称,妇女运动是知识界的事情,工农妇女根本不懂。在一次筹备广州妇女界联合问题的集会上,高恬波同沈芷芳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沈芷芳在会上重弹她的“男人压迫女人”的论调,高恬波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妇女的疾苦,不能简单地说成是男子压迫女子,现在许多男子还不是同样受压迫剥削吗?受压迫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我们妇女要解放,也不是靠少数妇女去“参政”、去“当官”就可以解决的,必须把广大受压迫的工农妇女发动起来,同受压迫的男子一起,才有力量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只有这样,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高恬波的话,句句在理,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沈芷芳恼羞成怒,竟在台下破口大骂,还煽动手下的人在会场内起哄。沈芷芳的这次拙劣表演,使“女权运动大同盟”的威信扫地。 现实的斗争教育了高恬波,她坚信,妇女解放要靠工农妇女群众,只有这条道路才是妇女解放的康庄大道。她常常在妇女部主编的《妇女之声》上发表文章。在《妇女团结应注意之点》一文中,她具体分析了我国妇女团结力薄弱的3个原因,指出:“我们如果要希望有力的妇女运动,不可不先养成强大的团结力,而团结力之养成,要使妇女运动普遍于农工群众,这才是有了社会基础。” 1926年3月8日,为纪念国际劳动妇女节,进一步激励广大妇女投身革命运动,高恬波又写了《三八国际妇女节与中国妇女解放》一文,揭露了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封建统治阶级的投降,致使中国现在的社会“是满天乌云黑沉沉的社会,尤其是受双重压迫的妇女,为这个黑沉沉的社会笼罩着,强制着,束缚着”。她鼓励妇女们:不要畏难退缩,继续鼓起我们的勇气,彻底打破数千年来物质精神上三重的压迫,一致跑到国民革命的战线上,整好我们的队伍,拼命铲除我们的大障碍――帝国主义和军阀。 1925年9月,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东征,讨伐叛军陈炯明部。高恬波受革命政府的委托,带领妇女解放协会、新学生社的部分同志组成慰劳队,前往汕头、梅县等地。她奔波于军队驻地、医院、学校之间,分发慰劳品,表演节目,组织军民联欢会;有时还到医院里护理受伤的官兵,鼓励东征军将士勇敢地投入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五 1925年冬,为了配合即将到来的北伐战争,由妇女部何香凝、邓颖超等人发起组织“军人家属妇女救护员传习所”,培训北伐救护人员,所址设在广东大学医科学院内。高恬波负责教授包扎技术,并协助管理该所的事务。参加传习所学习的学员有120多人,其中军人家属占70%,罢工妇女占20%。高恬波向大家讲授抢救伤员的常识,并耐心地传授包扎技术。有些妇女一时学不会的,她便利用课余时间去个别辅导,手把手地教她们,直至大家都学会为止。 1926年夏,学员结业后,妇女部决定成立北伐妇女救护队,随军出发。高恬波带头报了名,左派邓演达的夫人也参加了救护队。救护队组成后,大家一致推选高恬波担任救护队队长。 1926年7月9日,北伐军浩浩荡荡地从广州出发。高恬波率领救护队员全副武装,精神抖擞地随军前行。每当到达宿营地、官兵们休息时,她就带着救护队员检查病号、护理伤员。8月间,救护队到达湖南长沙后,《民国日报》还做了报道:“由队长恬波女士率领的救护队入湘……全队由长沙开赴前线,实行救护工作。” 8月26日晨,北伐军第四军发起对汀泗桥的总攻击。第四军连续冲锋十几次,每次均有伤亡。高恬波指挥救护队员冒死抢救受伤官兵,左腿不幸中弹,顿时鲜血直流,倒在地上。当她苏醒过来时,感到疼痛难忍,她从衣角上撕下布片包扎好伤口,继续抢救受伤官兵。官兵们都为之感动,赞她是救护队的“女将军”。 9月初,北伐军总攻武汉。10月武昌攻下后,决定移主力于东南战场,集中力量消灭孙传芳部。高恬波便随战江西。她除了抢救伤员外,还对俘虏的敌军士兵进行政治宣传,苦口婆心地说服他们参加革命军。 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4月15日,广州的反动派也向革命者举起了屠刀。就在四一五大屠杀前不久,党组织决定派高恬波从江西回到广州护理病重的阮啸仙。后来,党组织考虑到阮啸仙和高恬波继续留在广州有危险,决定让他们转移到农村。临行前的一个深夜,高恬波回到家里向双亲告别,家人都为她的安全担心。但她劝慰父母说:“革命工作随时准备着流血牺牲,如果双亲听到我牺牲的消息,切勿悲哀。你们有5个女儿,我为革命牺牲了,还有4个……” 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广大工农群众拿起武器同反动派做殊死搏斗。高恬波按照党的指示,又回到广州。她的任务是把妇女发动起来,组织救护队护理伤员。当时,形势十分紧张,反动派从四面八方向革命据点进攻,战斗愈打愈激烈,伤员也越来越多。高恬波忙得三天三夜未曾合眼。同志们劝她休息一会,她微笑着说:“等打完仗把敌人消灭了,再痛痛快快地睡一觉吧。”由于敌人的疯狂反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起义失败了。高恬波跟随部队撤离广州。 不久,她又被派往江西省委工作。高恬波除了担任妇女工作外,还兼任交通、会计、庶务等工作。 1929年底,江西省委机关被敌人破坏,形势十分危急。在此关键时刻,高恬波将情况电告中央,并细心侦察机关的异动,时刻保持与中央的联系。12月25日,正当她在街头联络工作时,不幸被叛徒发现而遭逮捕。当时,在江西的湖南军阀头子张辉瓒妄图从高恬波身上获得情报,便亲自审问。他以为高恬波是个女子,比较容易对付。张辉瓒说只要交出省委组织名单,就可以马上释放,还可以当大官。当他洋洋得意等待回答时,冷不防被高恬波重重地打了一个耳光。高恬波说:这就是我的回答。张辉瓒气得浑身发抖,咆哮着命令刽子手给高恬波施以重刑。然而,不管是威胁利诱,还是毒刑拷打,对这位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都不起什么作用。高恬波横眉冷对,只字不吐。刽子手狂叫着:“高恬波,难道你就不怕死吗?”高恬波坦然地回答说:“到了你们手里,就不想活着出去。我现在只要求一死。”刽子手凶狠地说:“要死也不让你死得舒服。”就这样,高恬波在敌人的残酷折磨中,壮烈牺牲了,时年31岁。 高恬波牺牲的消息传来,正在上海工作的阮啸仙在悲痛之余,借用杜甫《蜀相》诗里的两句话“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以痛悼与自己同生死、共患难的亲密战友和妻子。何香凝听到高恬波牺牲的噩耗后,不禁泪如雨下。她深情地回忆说:“恬波和啸仙夫妇二人,为了工、农、妇女等民众运动,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积极努力,百折不挠地做了很多工作,对革命有过不少贡献,可以留名于后世。”党组织为了悼念高恬波,激励后人,于1930年1月11日,在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第69期上发表文章《悼我们的女战士高恬波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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