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以来，学界的主流说法，基本从总体上把中华文化归结为儒家文化。我认为这是严重失当的。首先，从文化起源上来看，如果没有道家，哪有此后的儒家及其他诸子百家的产生？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根底全在道教”（注意，鲁迅先生这里所讲的道教，意思是道的教化，而不是宗教意义上的道教）。因此，道家才是中华文化的起源。 其次，从主次关系来看，儒家作为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不过和其他各家各派一样，都是从道家这一主干分流出来的，严格来说，它不过是道家的支流、变种，或曰世俗化的、仅仅从伦理的角度诠释和发展道家学说的道家。 再次，从历史发展的时间段来看，把中华文化简单归结为儒家文化，不仅是对历史的割裂，也是对历史的嘲弄和漠视，隐含着对占人口比例极少数的、历代君主世袭统治阶级的刻意供奉、迎合，而排斥了宏观时空考量以及占人口比例更多的被统治阶级的的活生生的历史文化现状的打量与审视——  考察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春秋末期诸子百家诞生之前，道家就早已发脉而自成完美的体系了, 其中主要是以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氏一画开天立太极、分阴阳、确立先天八卦开始，到中华人文初祖黄帝的法道《黄帝四经》，到道家的集大成者老子的德道《道德经》为止；其间至少三千年的时间段，体现的是原始大道的混沌性、完整性、饱满性和中正性。 而被历代主流知识分子所指认的“儒家文化”，不过只有自春秋至清朝二千多年的历史，比道家在位至少阙如一千年；之后的近现代，特别是自“五·四”运动以后至今的这段时期，中华文化则明显地是在被动地接受现代化的过程中，体现出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反叛以及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吸收这样一个特点。 同时，只要不是故意掩盖和歪曲历史，谁都不会不承认：在春秋末期，墨家和儒家共同作为道家的分支，也同为显学，且墨家的侠义精神和侠义情怀及其兼爱、非攻、尚同等思想，在比统治阶层人数广泛得多的非统治阶层，显示出比儒家更大的影响力，这还不包括其他诸子百家也就是被世人俗称的“三教九流”对民间的综合影响力。  而为什么当初作为显学的墨家，后来却让位于法家和儒家了？那仅仅是因为：墨家更多地体现了劳动者的文化、顺应了劳动者的诉求，不像儒家那样更有利于维护和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所以必然要被他们扫出庙堂而不得不流落荒野。 但即使是这样、即使是儒家文化占统治阶级主导文化地位的时期；在占人口比例更多的被统治阶级这一实际的历史层面，也绝不是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而不过是儒家文化单独处于压制劳动者的地位，其他的道家的分支尤其是墨家的侠义精神和侠义情怀及其兼爱、非攻、尚同等思想，作为一种对儒家的抵制甚至反抗，比单独的儒家在民间有着更为充分的体现。 另外，在历史上每一个应该变化、必须变化的重大节点，都是以变应变的道家率先起到了推陈出新、推波助澜的关键作用，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儒家没有半点关系。儒家作为统治阶级守成、维稳的工具，吊诡的是，其作用往往适得其反。 如果儒家真能守成、维稳，就不会有无止无休的王朝更替、周期律的上演，这也从反面说明，儒家，特别是西汉董仲舒之后变种、变异的儒家，是扼杀思想、扼杀活力、扼杀社会生机的罪魁祸首。  简单做完上述澄清，我们再来看看现在某些人对中华文化所呈现的特点或景观的描述，也会觉得它明显与儒家毫不沾边。比如有人说：易经、阴阳、五行、中道、中庸等等，表达的是儒家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思想；但从历史事实来看，这分明是道家文化的重要元素，只不过被儒家承袭、借用了而已。 难道说儒家借了道家的宝贝，那宝贝就是儒家的？没有这个道理。由此可见，这种给儒家脸上贴金的做法，是十分荒唐可笑、完全站不住脚的。 总之，把儒家当作中华文化的代表，实在是有史以来，特别是自西汉董仲舒以来的官僚及其附庸的主流知识分子，对世人的一种故意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误导，尤其是对广大的、普通的、祖祖辈辈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劳动人民的蒙骗和误导。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因为惧怕人民起来造反而不遵守他们所供奉的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所以才故意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以至于让不研究中华文化的洋人都受到了欺骗，以为中华文化，真的是什么儒家文化呢。  概而言之，统而言之，中华文化是什么文化？这个问题我想也近乎问：中华文化的代表、主旨和核心是什么？综合诸子百家而论——我认为非道家莫属，或者换句话说，只有道家才是中华文化的源泉、主脉、正脉和正统，只有道家才有资格代表中华文化。 而无论是从纵向还是横向来看，道家的分支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是很多、很丰富的。在今天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守旧的儒家文化重新得到推崇绝非好事，无异于作死。只有作为道家分支的墨家的赴汤蹈火、侠义肝胆的救世精神和救世情怀，同时又注重研究自然“百工”的优良传统，才更加值得我们提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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