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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鸣九，辽宁人，1925年毕业后先后任东北军第三、四方面军军团司令部上校秘书、少将秘书处处长兼张学良机要秘书，同时兼任京兆实业厅厅长，并任护理京兆尹。 杨、常事件，是张作霖被炸之后东北集团中的一次重大事件。由于张学良解决了他同杨宇霆、常荫槐间存在的矛盾，才使他能在以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平稳地掌握东北政权。 张学良与杨、常的矛盾，主要是张、杨间的矛盾。而张、杨的矛盾，又主要表现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上。在事件的全部过程中，矛盾不断发展，不断激化，最后到了两者不能并存的阶段，遂演成东北集团内部的流血事件。  杨宇霆任军团长的经过 镇威军第三、四方面军联合军团是东北军中实力雄厚、装备精良的一支部队。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八年军团撤出关内以前，除拥有将近五十万的正规军队，还管辖京兆所属的二十四县，察哈尔、绥远两省和河北省（当时是直隶省）东部的滦县、卢龙等十个县，河北省北部的口北道全区的行政，以及京奉、京汉、京绥三条铁路的交通。它当时确在起着左右东北军全局的作用。 军团设军团长二人，一为张学良，一为韩麟春。韩自一九二七年初冬，于回沈阳期间突患半身不遂症，即留沈医治，军团内部从未闻对韩有更替之说。 大约在一九二八年的二月初，我从保定因公回京，次日张学良亦从保定归来。当晚正值旧历除夕，张在他的住处中南海万字廊宴请军团留京各处长和个别的在京将领。当时参加宴会的有军械处长兼留守司令周濂、秘书处长刘鸣九、军法处长朱光沐、军医处长李树德、政务处长张济新和炮兵司令邹作华等。 饭毕张先离席。张的随从副官谭海走进室内向大家说：“请各位先到客厅休息，过一会军团长还有事同大家商议。”大家进入客厅后，见每个座位的前面桌上都放有金币三枚（是张定制的），大家体会到这一定是给每个人的压岁礼。接着张入室就座说：“今晚除了同大家同度除夕，还有事和大家商量。芳辰（韩麟春的别号）的病短期难望痊愈，大元帅府要派人接替，大家想想，谁来合适？”大家听了这一段简短的谈话，一是感觉事情来的突然，一是认为更易主将怎能谋之于部属？一时面面相觑。 我为了打破这个沉寂局面，便说：“韩军团长这个职务是否有更换的必要？”张说：“这是大元帅府的意思。”我紧接着说：“韩军团长是东北的名将，同军团长共事甚久，为了顾念前劳，他这个军团的缺应当予以保留。”张听完后，摇了摇头。我又说：“这样如果不行，我看还有一个办法。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实质是一个军团，韩军团长本身没有一兵一将，他在军团完全处于协助地位。现在他既因病不能任职，可以报请大元帅裁去一个军团番号，待他病愈，再请恢复。”张说：“军团番号不能轻易裁撤。韩军团长的职务势在必换，这是大元帅府的决定。”我听张一再表明这是大元帅府的决定，意识到此事必与杨宇霆有关，可能要从军团外部派一个同他有关系的人来。我就说：“如果一定要换，从军团的高级将领中也可以选拔出来。”张问：“你说的是谁？”我说：“高维岳不就很合适吗？他是第九军军长，又兼任张作相军团的副军团长和察哈尔都统，还是二十七师的旧人，论资格是可以提升的。”张说：“不行，只靠这些条件没有用。” 这时，朱光沐和另外的人也讲了些不必更换的话。张说：“你们提的办法全不行。大元帅府对这件事酝酿已久，并且提出过接替的人。第一次提出的是鲍霆帅，以后又提出于一之，这都成为过去。现在麟阁想要来。”我说：“杨督办能分开身到军团来吗？”张说：“麟阁的地位很高，可是从来没有带过兵，现在想要抓抓军队。”这时在座的不少人都说：“杨督办是老将的总参议，又要当军团长，他怎样来处理两边的事务？他来当军团长实在不合适。”张说：“你们讲老将离不开他，他也不应当来，可是他却想要来！你们要知道，我和老将是父子关系，同时又是长官部属关系，我不能事事都直接找老将，有些事必须履行公事手续，按公事手续办，就越不过麟阁这一关。例如，我们请领军械弹药等事，如果他和我们为难，我们自己就不好解决。因为这种关系，他既然要来，我就请他来。他来的目的是为了抓军队，看看我的部下到底能不能叫他抓去！” 张在这时的心情，似陷于极端苦闷之中，又存有准备较量之意，话谈至此，问题已经揭开，大家觉得没有再谈下去的必要，可是张还要求大家就此事继续谈谈。大家只有反复讲一些杨不应到军团来的话。这时谭海进来说：“张督办（张宗昌）专车快到了，军团长是否前往迎接？”张说：“告诉车站，先不发给路签，叫专车等一会进站，我就去接。”说完以后，依然和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少顷，谭海又进来说：“车站来电话，张督办派副官进站质问站长，为什么不放专车进站，要打站长。军团长要上站就快去吧！”此时，张才起身离座，临行还嘱咐大家不要走，他马上回来和大家继续谈下去。大家认为再谈也谈不出什么了，便各自散去。次日听说，张从车站出来后，即同至张宗昌家中，当晚并未回来。  张对杨的防范 杨宇霆继任军团长数月后，东北军因战略关系，开始向关外撤退。由于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军团亦较原定撤退时间提前。军团第一步撤至滦县，司令部设于滦县师范学校内，张和杨宇霆、孙传芳等住在滦县北山一所庙宇里。这时张作霖被炸身死的消息，在军团的负责人间已成公开的秘密，但每次到山上去，从未闻张、杨在谈话中涉及此事，而张在杨的面前，依然谈笑自若。一天，有电报送给张看，其时张、杨正在住室之厅堂内对坐谈话，张批阅后，又给杨看。杨看完电报，又略谈数语即离座而去。张遂引我到他的卧室内，只说出“大元帅”数字，便倚窗而立，泪落如雨，边哭边用手指向衣架的面巾，我会意，就摘下来递给他。张一面拭泪，一面侧身隔门外窥，意盖惟恐为杨所知。从此不难看出，张对杨既处处不肯示弱，而又时时加以防范，矛盾越来越深。 军团在滦县驻了不久，就又移至山海关。杨宇霆偕秘书及亲随人等住在昌黎县的北山上。这时张已杂坐于兵车内返回沈阳。张到沈后，曾两次派亲信随从副官给我送来他的亲笔信，信面上都写的亲、密启。第一次的信写的很长，开始说，此函可交志一（军团参谋长鲍文樾）一阅。信的内容，约略记得第一部分是叙述奉天当时的情形（这时已宣布张作霖被炸身死，张学良已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第二部分是询问前方的情况，第三部分文字不多，但是这封信的主要部分，就是告诉我和鲍文樾要严密注意杨军团长的行动，并且谆谆嘱咐一定要把他看住。第二封信距第一封信仅隔两天，信内是写给我和鲍文樾两人的，内容比较简单，主要的还是命我两人把杨看住，并且强调说，这是交给你们的任务，必须把这件事情做好。这封信到后不久，杨即回沈。我和鲍文樾也如释重负。  张、杨在沈阳的情况 杨宇霆由前方回沈后，张即将我召回，准备派我接任奉天实业厅长，但未正式决定。两三天后，黄显声和张的侍从医官马扬武都先后向我说：“总司令昨晚在杨公馆已经征得杨督办的同意，派你接任奉天财政厅长。”当时并未置意。以后发表我为实业厅长时，见张请训，张说：“本来已经同麟阁商量好了，派你接财政厅，到了保安委员会开会时，麟阁又同常荫槐一道借口你年轻而加以反对，你还是去接实业厅吧！”言下颇露不快之意，当年秋季，我因患腮腺炎在家疗养，给张写一封请假的信，意在备案而已。张当时派人送来一封回信，封面写“鸣九亲、密启”，在“亲，密”两字右旁画了促起注意的许多黑圈。及至拆阅，一纸信笺，寥寥数语，只是嘱令安心休息，不必着急的慰问之词。阅至信末，有一行小字，也在右旁画了许多黑圈，原文已记不甚清，大意是：“你不要不高兴，我一定有办法，将来你会明白。阅毕付丙。”初看不甚理解，因为我并非故意称病，也没有对我的安排不满，怎能谈到不高兴呢？又把这几句话联系起来想了一想，这可能是暗指杨、常反对我任财政厅长的问题，此事使他感到难堪，也使他更加感到杨、常的跋扈，因而越发激愤。 杨、常事件发生的当天夜间，张的夫人于凤至在帅府内亲自对我说：“这件事情真是逼出来的！你们军团长虽然和他们处不下去，可总是下不了决心，还总是想要把事情缓和下来。他从前方回来以后，我们两人几乎每天晚间都到杨督办公馆去，这不很明显吗，同人家去联络感情呗！以后他又让我和杨的三姨太太拜干姊妹，他亲自给我写的兰谱，又备了一份厚礼，派人送去，这位杨三太太倒还愿意，可是她同杨督办一商量，却说不行，行辈不对（杨自居前辈，实际上是对张蔑视）。结果，只收一部分礼物，将兰谱和大部分礼物退回。你看，杨公馆的门槛有多高啊！”张、杨的关系就在这样复杂情况下不断发展变化，而每一发展变化，都增加了矛盾的尖锐程度，也促进了张解决矛盾的决心。  杨、常死后的情况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我正在家中晚餐，连续接到张的侍卫副官长谭海的三次电话，告以总司令有要紧的事情，请马上就来。未及饭毕即匆匆前往。到帅府后，迎面遇见了卫队统带刘多荃，未及多谈，就径至张的卧室。张正仰卧床上，看我进去就坐起来说：“我们出了事了！麟阁和老常叫我处置了，你看怎样？”我说：“这是必然的结果，办得很对。”张嘱令赶快打出两份电报，一份给蒋介石，一份通电全国。我请示他电文的大意。张说：“不外指陈他们两个人的罪状，荣翕生（荣臻，总司令部参谋长）也来了，你们可以研究。”这两个电报当夜就已发出。当时深夜被召入府的还有臧式毅（兵工厂总办）、米春霖（原军团兵站处长，当时是东省铁路路警处处长，因事在沈）、周濂（总部军务处长），指派他们去接收被杨宇霆掌握多年、形同己有的兵工厂，并调升臧式毅为督办，派米春霖为总办，周濂为会办。 次日晨，张又命我再发几份电报，一份是给东北军内部，一份是给南京各部院，另一份可能是给被派即往南京见蒋、当时尚在天津的胡若愚。同时张还要招待记者。出席的记者名单都经他同意，有的还自行指定，可是因他过于疲倦，想要休息，命我代为接见。我接受这一任务后，就在考虑对记者如何措词，考虑到记者尤其是日本人所办报纸的记者可能提出哪些问题，如果提出，如何答复，因此无暇草拟电稿（到记者来时，张尚未休息，竟亲自出见）。这时总部秘书长郑谦在惊悸之余，正独坐办公室内。郑与杨的关系本极密切（杨任江苏军务督办时，郑任省长），当张向保安委员会各委员宣布杨、常事件时，郑曾责张“事情办得鲁莽”，张仅一笑置之。我知张已决定除杨、常外，绝不株连，我就找郑，并同他说：“总司令嘱拟几份电报，你看怎样处理？”郑答：“你的意思是否由我来办？我可以办。”我就告以发电的处所，电报的内容，并告以昨夜曾发两份电报，可向电务处调阅原稿作为参考。然后向张说明电报已由郑草拟了。 这天傍晚，到府里来的人均已陆续散去，张亦拟入室就寝，我也行将离去，忽然想起常荫槐的省长遗缺尚未正式发表继任的人，可能是总司令一时忽略了，遂将此意向张提出，答以“派老万兼任”。当即直接致电黑龙江军务督办万福麟兼任省长。从前一天的傍晚到这一天的黄昏，在这将近一昼夜的时间里，是杨、常事件的最后一幕，也是张与杨、常矛盾的全部解决。 杨、常事件的解决，标志着东北军内部领导权的争夺已经结束，使张学良能在以后的三年时间里，可以较平稳地掌握了军政大权。同时，士官与陆大两个宗派的矛盾亦不复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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