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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99夜 “在狗一样的生活上作出神仙一样的事” 文 / 江河 1 木香花下，一碟猪头肉和酒 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我坐在洱海附近古镇的一家饭馆里，在街边的桌子上吃烤串。说是白族烤串，可我内心暗暗纳闷，这味道和东北烧烤好像没什么差别啊。老板姐姐是四川人。 第二天傍晚，又找不到可以吃的东西，于是我又坐在了同一家店。淡季，商市街上和海边一样安静，身上挂着披肩的女孩子们在空气中漫游。我心里惦记着菌子，却为分量为难，手指头从菜单上的菌子汤锅划到炒牛肝菌又划到菌子炒饭，一抬头遇到老板姐姐亲姐一般笑意盈盈的眼睛，立刻心生勇气，社牛了起来：“这个可不可以做半份？”老板姐姐大概在刚才就已经观察到了一切，没有任何犹豫地：“半份吗，可以！小妹你先坐着喝点茶。” 茶是绿茶，特别的是水里还插了几枝薄荷，茶水装在褐色釉的粗陶茶壶里，茶壶形似法式乡村的冷水壶，但形制要憨厚许多，很有趣，茶水的味道也有趣，薄荷对走了一天路的旅人是好东西。牛肝菌上桌，一边的炒饭也亮晶晶地躺在盘子里，据说菌子要和肉同吃，方能领略其鲜美，所以我点了几串牛肉串作陪。头上漫天都是云南的蓝楹花，我第一次见，为它照了许多照片，紫色的小花攒成球，乍看和绣球有些相似的，但蓝楹花花树高大，直达云霄，树枝修长散漫，连成一片花幕，因而仿佛又比绣球多了一分流动的自由力量。
◉“头上漫天都是云南的蓝楹花” 太雅了。太雅了。今夕何夕。何德何能。真的假的。我在心里大发感慨，瞅着花和肉，想到汪曾祺在昆明，一个雨天和同学朱德熙从联大出门，看了陈圆圆的石像后，为避雨走进了街边的一个小酒馆，然后二人木香花下猪头肉就酒，被雨一留再留，就这样坐了大半个下午。他说他忘不了那天的味道，以至于四十年后还在为那个午后写诗：“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下雨沉沉”。（呜呼，诗界没有猪头肉的位置。 前两年微博上的年轻人经常会陷入一种集体性的抑郁情绪里，有一次在一片低沉之后，有博主出来鼓励大家：做人要做“小汪曾祺”，“在狗一样的生活上作出神仙一样的事”。很有意思。汪曾祺的儿子汪朗曾说，汪曾祺就是把一棵树上最好看的一片叶子剪给你看，那整棵树不见得多好，但好的叶子要留下。可以把这种创作行为称之为“收集瞬间”，在狗一样的生活里采摘几分钟、甚至几秒钟的快乐，每天攒够五分钟，就能再活一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宜学习与操作的活着的方法，甚至可以在下沉时期引为一种信仰，不为失效的宏大叙事兀自茫然且不再陷入宏大的情绪里，你与生活互动的方式是怎么样的，你又如何处理你们之间的距离，汪曾祺被下放到张家口画土豆也能找到乐子，大树坏掉了，但他保住了自己，变成了树上为数不多的好叶子。
◉汪曾祺（右），一九八五年在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下放劳动 不必说这种心智上的好底子，是一种先天的性格还是后天的养成，它必将是一种综合的结果，展开写起来能出一本书，只因我四月去了昆明，这次就把重点放在昆明吧。如果你曾站在昆明街头重读汪曾祺，在那一刻你便能领悟：昆明，汪曾祺永远的床前明月光。 2 “下班！”背后的存在与时间 我在西南联大校舍博物馆看馆里的纪录片时，前排有个小姑娘看得很投入，到了汪曾祺的部分，第一句是汪曾祺《翠湖心影》里的“昆明和翠湖分不开”，这句话一响起，小姑娘就坐不住了，像个考拉一样上半身扒拉在妈妈身上，下半身在椅子上扭来扭去：“妈妈，为什么说昆明和翠湖分不开啊”，“为什么啊”“为什么啊”，重复了好几遍，妈妈可能觉得一两句解释不清楚，又为了避免打扰到别人，于是像个老师一样一次次把小学生举起来的手按下去。 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这个片子里选的其他人，如穆旦、杨振宁等人，他们都是在说联大，只有汪曾祺的部分说了许多昆明。怎么讲，昆明，宣传费多结一点吧，懂？ 但其实汪曾祺的翠湖也是联大味道的。我去到翠湖的时候已经入夜了，啥也看不清，勉强看见一些汪曾祺写的猪耳朵形状的荷叶。（这次重读扎实地感到汪曾祺大俗大雅地无比任性，谁能想到在传统里出淤泥而不染的“荷”意象被他比作猪耳朵。啥是针对创作传统的叛逆与创新啊，学学。）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汪曾祺与同学李荣（左）、朱德熙（右） 对不起，跑题了。回到汪曾祺的翠湖是联大味道的这一点。黑灯瞎火的，耳边满满当当的都是广场舞、游乐场的声音，我有点抱怨地嘀咕着，这就是翠湖吗，怎么好像没汪曾祺写的那么好看啊，是我打开的方式有问题吗。沿湖边走着走着，走到了一条道的尽头，索性坐在湖边长椅上划亮手机重读汪曾祺。 关于翠湖，汪曾祺写了很多年轻人的读书生活，毫不夸张地说，翠湖及周边对汪曾祺和联大的同学们来说就是他们的第二校园。 在没有敌机轰炸的时间里，他们会去联大附近买切糕一样的核桃糖，边走边吃，很大一块，一路吃到翠湖，然后去湖里洗手，再去泡茶馆。他们花很多时间在翠湖边上散步，戏称为“穷遛”，意思是“无穷无尽地遛”： 那些年轻人高谈阔论的日子啊，也许在一些时刻能够帮助他们度过学校食堂里掺着老鼠屎和沙子的米饭、死神收人的跑警报，或存在主义危机里时间的荒原。有关联大的宣传里，往往会突出老师辈的大师光环，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如果你看过汪曾祺，看过杨苡的回忆录，也许可以换换视角，杨苡说，我们跟同学在一起切磋的时间很多，同学们都很厉害，同辈的影响有时候比老师们更多。
◉“同辈的影响有时候比老师们更多” 年轻人的生活，除了学业和抱负，自然就是恋爱啦。恋爱的开始不一定在翠湖，但恋爱的结束往往与翠湖有关。汪曾祺写到一个广州籍的同学失恋了跃身投了翠湖，画面非常可笑：“他下湖在水里走了一截，又爬上来了。因为他大概还不太想死，而且翠湖里也淹不死人。”汪曾祺自己呢，极其个人的部分，他在公开发表的作品里是羞于说的，他比较倾向于在书信里向朋友袒露自己：“有一天大雨中我一个人在翠湖里走了一黄昏，弄得一身水，一头水，水直流进我眼睛里去。”——怎么样，“老头儿”年轻的时候，也黏黏糊糊的。 看完那些象牙塔里软绵绵的情绪，本打工人最心有戚戚的段落还是写翠湖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任性，值得整体摘抄： 如果把最后一段遮住，放到现在，这位图书管理员的操作完全可以构成一出现代职场文爽剧。打卡？钉钉？不存在的。我的意志就是我打工的时钟。钟表之所以存在是为了我的时间而存在，我手指一拨，便掌握了时间的权力。拉到现实中，图书管理员的个性也许跟云南人生活比较散漫有关，但这个故事就被汪曾祺写得很哲。
◉翠湖 我在湖边读了相关的文字后抬起头望向黑亮亮的湖水，凉爽安静的水汽沁入毛孔，又觉得，翠湖，还是好的。 完全可以把汪曾祺当作一种昆明的行走地图，从翠湖公园出去，一路下去的是文林街、龙翔街、凤翥街，每一个点都能在汪曾祺的文章中检索到，听到许多旧时街市的声音：背炭的苗族人、看买家颜值卖花生米的老板娘（长得帅就给的多，丑就少）。1940年代的时间与2013年的时间重叠在一个空间中，旧时文字与当下街头同时抵达到一具躯体之中，感官充分打开，有些东西撞了满怀。 3 “在狗一样的生活上作出神仙一样的事” 1947年7月15日，汪曾祺在给老师沈从文的信里说：“我也有点疲倦了，但我总要自己还有勇气，在狗一样的生活上作出神仙一样的事。”那时中日战争结束，联大解散，汪曾祺从昆明到了上海，从此正式进入社会求生，在一所中学当老师，寂寞苦闷之余会给老师写写书信。 “神仙一样的事”怎么讲呢？这就要说到汪曾祺的文学理想了，早在联大时期，汪曾祺就已经开始专注于练习自己的写作能力。外人看来有点不务正业的汪曾祺：英语期末考试睡过头缺考、翘朱自清的课、白天不起晚上不睡、给同学当枪手、考试作弊……这样的人，却对自己的写作事业尤为认真严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主线任务清晰，心怀理想的文学青年。战争影响邮路交通，汪曾祺常常收不到家里的钱，在信里向朋友叫苦“穷得走不动”，但即使这样骨头也傲得很：1944年，汪曾祺被拉去南英中学教书，上了半个月的课，校方又叫汪曾祺当教导主任，汪曾祺以“名士派”辞之，“写我大作，必不应之也”。 因而给沈从文的信中，所谓“疲倦”“勇气”“神仙一样的事”皆是对创作事业而言，写作是汪曾祺的主心骨，是他安身立命的生活支柱。汪曾祺晚年的大众形象太快乐小神仙了，还是要看看他年轻的时候，更完整之外的是了解托底一个人的东西。书信往往比别的文体都更直接，看汪曾祺年轻时候的信，常常觉得写作就是他的命：“我想把未完成的'茱萸集’在我不死，不离开，不消极以前写成，让沈二哥从文找个地方印去。”（1944年致朱奎元）看到了吗，写作对应的是“不死”“不离开”和“不消极”。
本期编辑：白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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