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润博：“四把钥匙”与治史格局

本文转自“明清史研究”公众号，原载《读书》2022年第11期。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去年（2022）是邓广铭先生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也是他创办的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原名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成立四十周年。驻足回望不难发现，邓先生的诸多治学理念对中古史中心的设计蓝图与发展轨迹产生了深刻影响，值得仔细剖析。本文即选取先生最为人熟知的“四把钥匙”之说略加阐发，希望揭示其在通常所谓“入门工具”之外的意义。

一九五六年，邓广铭先生在北大历史系的课堂上公开提出，要以职官、地理、年代、目录作为研究中国史的四把钥匙；大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他又进一步明确表述为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关于这一说法的来源，邓先生在《〈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序言》中称是“参照清代乾嘉学者的意见”提出的。稍加考索即可知晓，这里所说的乾嘉学者应该是指钱大昕和王鸣盛。钱氏《廿二史考异》称：“予尝论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二十四史同姓名录序》亦曰：“予好读乙部书，涉猎册年，窃谓史家所当讨论者有三端：曰舆地，曰官制，曰氏族。”此盖邓先生所谓职官、地理二者之所从出。而目录一项，或取自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所述与邓先生的一贯立场颇为契合。至于年代，虽未见有明确标举者，但就乾嘉时人而言，钱大昕研治年代之学最深，著有《三统术衍》《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疑年录》等书，邓先生提出此条或受其启发，舍钱氏所重之“氏族”而改尊“年代”，亦可见时代嬗递对学术旨趣的影响。钱、王二人淹贯四部，出经入史，以上论说看似为入门、避误计，其实无不是基于对学术脉络的通盘把握，对整个学术体系枢机纽带的深刻理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乾嘉学术的要旨正在于以博通之人治专深之学，故能集传统考据学之大成，就史学言，堪称实证史学研究的第一次繁荣，影响深远。邓先生“四把钥匙”的提出，当然亦不止于具体字词上的参考，更是对乾嘉以来实证史学内在理路的总结、强调和发扬。

在乾嘉史家之外，民国时期的学术风气应是“四把钥匙”说更为切近的渊源。据邓先生晚年回忆，傅斯年提出的“史学即是史料学”，与胡适提出的“系统的整理国故”，一南一北，推动学界形成了重视史料的风气和氛围，“我置身这样一种学术环境中，受到这种风气的浸染，逐渐在实践中养成自己的治史风格，形成自己的治史观念”（《邓广铭教授谈治学和历史研究》，载《群言》一九九四年第九期）。邓先生所描述的情形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所谓“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兴起，是为实证史学研究的第二次繁荣。这一时期的实证史学，除了批判性地继承乾嘉学术中的“科学”因素外，还受到了德国兰克学派（主要是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及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的深刻影响，开始强调分科断代的专史研究。不过，那时候的分科断代多系先为通人而后再治专史，所“通”者除传统四部之学外，往往旁涉西学，治史格局不仅未因专业设置而略显褊狭，反由融会贯通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全新面相。北大文科研究所及中研院史语所的建立，更使得现代意义上的学科交流与碰撞成为可能，如何在新的学科格局中定义与选择史学的核心问题，被提上议程。学生时代及前期治学在如此氛围中度过，邓先生对于史料、对于实证史学的认识自然是一派通人气象，他每每引述胡适所谓“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来对应太史公笔下的“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将后者视作治史的至理名言，正是这种理念的生动写照。

回顾两次发展高峰，我们发现，中国实证史学研究除了求真、求实的考据本色外，还有一份求通的底色。这份底色深植于传统史家学究天人的终极关怀，亦合乎古典学术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最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中西会通的治史格局。作为邓先生对实证史学方法的提炼，“四把钥匙”说的学术内涵在这样的脉络下或许才能得到更为充分的理解。

高峰过后，实证史学在二十世纪下半叶遭遇了不公正的对待，曾长期陷入低谷。在五十年代中期“理论挂帅”“以论带（代）史”的风潮下，邓先生从自身长期治史、教学的实践经验出发，首倡“四把钥匙”说应该主要是缘于痛心时弊，力图扭转学风，对基础不牢、荒废学业者有所提醒。这在当时自然不可能产生什么效果，反而在后来的批判运动中被贴了大字报。直至八十年代，学术环境逐渐松解，实证史学得以复苏，“四把钥匙”方才作为一种形象的概括被广泛征引。此说最初为培养人才计，也是先生晚年强调学者应具“独断之学，考索之功”的前提，某种意义上既是门径，也是标准。对于四者的作用，一种比较通行的说法是，作为四种引导学者走上研究之路的先行知识，它们是寻找史料和解读史料不可或缺的工具。不懂职官制度，就难以弄清历史人物身任何职，负责何项政务；不懂历史地理，就难以弄清人物所在、事件发生的地点；不懂年代学，就难以明白人物所处、事件发生的时间；不懂目录学，就不知道到哪里寻找史料。这样的说法反映出当时的现实：历经长时间重理论、轻史料的风潮，史学界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亟须改变“虚妄”的学风，故而从邓先生本人到及门弟子乃至其他学界同道，都特别强调“四把钥匙”对于“求实”的意义。这在当时确属当务之急，不过时至今日，史学发展到新的阶段，我们对于“四把钥匙”的理解似可再进一步：它们并不限于引导初学者入门这样简单，更蕴藏着入门之后开辟学术阵地、拓展学术格局的可能路径，亦即上文所说“求通”层面的意义。

四把钥匙其实可以视作史家分析和诠释历史的四重经纬。职官是政治制度的核心与灵魂，规定了社会运行的机制和框架；地理提供了实在的空间感和现场感，是大到政治结构、小到社会事件赖以附着的基础构造；年代呈现出历史中的时间秩序，更是特定时代精神、气质的依托；目录不仅关乎对历史载体（史料）的认知，更关乎历史解释的源流脉络和史家本身的价值定位。时（年代）、空（地理）两轴加之架构（职官）、脉络（目录）二端，四者各主一面而又相互配合，会聚在一起，方有可能真正开启历史的神秘之门。四者俱备的综合面相在专题论著中或许不易得见，但在完成历史叙述，例如撰写人物谱传之时却常常是避无可避，而这恰恰构成了邓先生非比寻常的学术特质，尤可见其通人器局。

以今天的学术眼光看，每把钥匙又可从内在的层次（深）、切面的关联（横）、长程的脉络（纵）三个角度分别加以理解。（一）职官制度。深向看，无论是关注制度本体的精密结构、功能和形式，还是着眼于实际政务运作过程与制度规定条文间的距离，都展现出较大的掘进空间；横向看，不同制度间的联动关系、整体制度架构的运转秩序、弥散周遭的制度文化乃至制度对于整个社会形态的塑造作用，已逐渐汇为研究者的关注焦点；纵向看，同类制度的源流衍变、制度沿革的内外动力以及隐伏其间的制度惯性、制度逻辑，构成了历史研究最具魅力的领域之一。（二）历史地理。深向看，是每一个具体地点的丰富性，可能包括自然地貌与人文景观的真实情势及组合方式，人地关系与功能分区，地志记载与地理实态的距离等；横向看，交通路线网络中的位置、区域社会中不同要素的关联结构、整体的军政形势与经济区位，则是空间视角下首先应该观察的对象；纵向看，除了历来强调的建制沿革外，自然条件与交通路线的变迁，人口状况特别是居民社会身份、族群身份的更动等，都可能呈现出原本意想不到的历史脉络。（三）年代学。深向看，史料中所见纪时干支背后可能隐藏着国家颁历与地方制历、通行历法与每年实际用历的参差，以及数字与干支换算时可能产生的问题；横向看，年号的选择、去取多与正统观念、政治文化关系密切，特殊时间节点经常被赋予浓重的象征意义，王朝亦需利用微调日历、周期再现等手段来进行政治宣传，不同政权间纪年方式的区别与互动亦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纵向看，历法衍变不仅是今人关注的要点，更是古代史家处理的核心因素，古人对于年代学的研究成果会直接影响到他们所编纂的、我们所看到的史料面貌。（四）目录学。深向看，任何史料都非铁板一块，而有着可以离析的文本层次和生成过程，这并不止于对材料原始性的是非判断，而关乎每一部文献的生命、每一种历史叙述的形成；横向看，每部文献其实都牵涉编纂者所面对的实际情境，整体的文献环境、具体的人书互动关系乃至书籍社会史背景，都可能制约我们对于特定资料的理解；纵向看，贯通的文献源流具有区别于断代史料的意义，书籍形态、体制、义例的演进，知识体系与学术思想生成、流变的内在逻辑，构成了史料碎片背后的宽厚基盘。

总而言之，“四把钥匙”中的每一把其实都蕴含了一个观察历史的视角，甚至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围绕它们进行的深入探索，有望从三个维度全面撑开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格局。从纵向的维度，每把钥匙均堪称突破断代藩篱的利器，是史学内部获得贯通认识的有效抓手；从深向与横向的维度，每把钥匙所引出的亦多为相应时代的核心问题，无一不具备跨学科对话的可能，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民族学、经济学、天文学、考古学、文学等学科都可能被调动起来。上述具体研究理路上的进展，恐非邓先生当年提出“四把钥匙”时所能想见，但四通八达的整体方向应该和他心底对实证史学的理解与期待相去未远。

以上臆解或亦有裨于反思时下的史学路径。作为当代宋史研究的开创者、“海内外宋史第一人”，邓先生的通人底色似乎不甚为人提及，类似情况还包括唐长孺、韩儒林、谭其骧等诸位先生。他们常常被定位为在一个断代或专题领域取得最高成就的权威学者，但作为联结民国学术与“文革”以后学术的一辈，他们其实均是通人治专史，笔下的断代史多具通史眼光（或即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所谓“通识”），足以牵动前后脉络，甚而影响其他学科。如此说来，我们所习知的、严守藩篱的“断代”治史的研究路径和培养模式，其实只是近四十年逐渐形成的新传统，而背景正是在此之前的三十年剧变，造成原本求真、求通的实证史学传统的不绝如缕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系统学术训练的严重缺位，故就学术本身的脉络而言，亦未必具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在分科断代治史已呈现过密化趋势的今天，完全回归旧有史学传统既无可能亦无必要，况且深度的断代史研究确可提供十分紧要的专业训练，把握史料的复杂性、获得切实的时代感和历史感皆有赖于斯，因而求通之道似当在探索如何始于断代而不止于断代，究竟是先“渊”后“博”还是非“博”无以致“渊”……循此视角细忖“四把钥匙”的学术意蕴，重观中古史中心与史语所、文研所的学脉关联，以及邓先生草创之际的种种擘画，我们或许又会有全然不同的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