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叶之中国。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亦为史学发展变革之重 要时期：今文经学“资世”不能。故而经学整体“式微”。卸去经学桎梏的史学 地位空前提高；与此同时。“新思想”骎骎东来。 中西文化相互汇通激荡。故有 史界学派林立。思想多元。大师辈出之繁荣气象。继而由此奠定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史学之基础。 其中。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新史学》。直陈传统史学之流 弊。引领“史学革命”。并逐渐形成了主张“史实自明”。  史学研究应以史料工 作为中心的实证史学思潮。以傅斯年为首的史语所的创建。更标志着此思潮在 20世纪中国史学界主流地位之确立。 而傅氏“历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宣言。则 成为中国近代实证史学最具代表性之主张。此种史学思想之形成发展。 恰逢中国现代社会之整体革新。又为西方学术观念转型之关键时段。如若仅止步于从 相关文本传播、家派传承的视角。 对此种具备中国传统特质与西方现代思想双 重内核之学说加以研究。恐远不能穷其究竟。在上述研究路径之外。  或还需从底层的观念背景切入重新爬梳。方能更为明晰地把握其史学思想的深层结构和 整体走向。 因此。本文拟采取观念史方法。将此思潮置入近代世界科学与史学观念转型 的背景之中。结合中西方不同观念结构之差异、激荡与融汇的分析。 重新勾绘 近代中国实证史学发展与分化的图景。从而重新定位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及贡 献。本文共分五部分。 引言部分论述了全文立论之意旨与学界研究现状。正文 四章。分述实证史学的西学观念来源。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的形成与发展路径。  以及此思潮中最具代表性之人物傅斯年看似激进矛盾。实则深意暗含的治学主 张、语言学方法、整体知识观念及科学主义立场。 各章内容如下第一章逐一分析比较了作为中国实证史学之西学来源的“兰克史学”、“实证 主义史学”以及“西方实证史学”三种西方近代史学思想的同异。 全面考察梳 理实证史学之学理背景。 第二章分别辨析了西方史学知识论化的“解释史学”传统与中国史学伦理化。 引 言一 选题旨趣 清季民初。外患日亟。国运日蹩。“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 潮之激荡”。  因而“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 。遂有“新思想” 输入之“如火如荼”。作为一个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观念传统、思想文化各个面向推倒重来的时代。 一个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剧变之局。除却具体学术主张 的更易之外。更有其背后观念层次的激烈变革。 后者之中。又以“史学受到的影 响首当其冲。维新派中无论是政治活动家还是理论宣传家。多与史学有关系” 究其原因。不外乎“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 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 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 因此方 有梁启超“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之呼号⑤。 如是一方面导致“清季民初史学一度居中国学术的中心地位”  与此同时。亦 标志着近代“史学观念”的形成与确立。实与“世界观念”的重塑同步。或谓后 者乃是前者的理论预设。正因如此。 若要回溯中国现代史学思潮形成与发展之进 路。则必须结合上述观念革新之背景。方能深入把握其要旨。 罗志田曾说：“民初学术界的新旧互涉与错位, 其程度之深恐怕还远远超过 我们过去的认知”彼时。不独中国。作为思想输入源的西方。 同样处于科学 思想与哲学观念剧烈变革的时段。此种变化。亦辗转于史学思潮中得以体现。中 西各自的“大变故”。  致使“西学东渐”的过程及其结果。难免会出现诸多偏差、 断裂与乱序。故而需将其还原至观念结构变动之底层。 廓清此变动之细微历史语境。分析诸种史学主张之理论前提。是以此种观念史研究之思路。便作为本文全 篇写作的方法预设而隐伏其中。 在此观念史视野下。本文将关注之重点聚焦于同等重要且紧密勾连的两个议 题。即二十世纪上半叶史界最具代表性之思潮：中国近代实证史学；以及后者最 具代表性之人物傅斯年。 中国实证史学作为史界“显学”。相关研究成果不遑枚举。蔚为学术思想史 重镇。概而观之。凡论及“实证史学及史家”者。  多泛指所有强调在史学研究中 持史料与实证研究之立场、方法之学人或学派。而非仅限于“受西方实证主义思想影响”这一特定范围。 该思潮发轫于梁启超首倡“史界革命”之时。一则受西 学之汲引。一则承继传统考订章句之学意旨。 在中国近代极一时之盛。所涉史家 众多。后者所受的观念影响亦不相同。是以在史料为本的大前提之下。 路径主张 又各有区别。因而“实证史学”作为学术术语的使用。便相对随意乃至于混乱。 除却“实证史学”、“实证主义史学”之外。  还另有“新考据学派”、“史料派” 等。指称各异。当前相关研究的不足之处。恰可由此种术语使用上的混乱状态窥 见一斑。 例如。关于实证史学之思想来源、理论结构、“实证史学”与“实证主 义”之异同等方面。都存有大量需要进一步梳理的议题。 与此同时。实证史学作 为经验与历史主义在转型时期的调和形态。萌生于中西思想交汇激荡最为剧烈之时。 而中国实证史学之形成。又适逢西方史学学科化之际。与世界史学观念思想 的转型同步。后者之“世界”观念与“科学”观念。  何以对中国近代史学之发展 产生影响？历史知识之“求真”问题。何以分化出“历史主义”与“科学主义” 两种路径？ 作为同时具备中国传统学术特质与西方现代知识理念的中国实证史 学。又是何以在思想多元的近代中国取得主流地位？ 这些疑问。都将对于该思潮 的分析探讨。指向了更为普遍的问题视域。有待进行更为深入的观念研究。 被学界推举为“史料学派盟主”的傅斯年。亦为学界所公认之实证史学的 最有力推动者。其代表作《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更是被视为与梁启超之《新史学》并举之中国近代史学的里程碑。傅氏归国后主持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揭橥实证的大旗。经由“史学只是史料学” 这一惊世震俗之口号与史语所成就斐然之治史实践。 将“史料学”推至“前所未 有”之高度。系彼时一代学风际会之所在。然而一直以来。关于其学术观念立场 之论争却始终未能止息。 其中亦存有颇多疑问尚待纠明。诸如其人“史料观”的 真正意旨：负笈西洋数载。自年少时起便对科学与哲学推崇备至。  曾以哲学为毕 生志业。熟谙彼时西方最为前沿之理论的傅斯年。却何以会对“历史研究中主观性不可避免”这样的常识“一无所知”又或“曲意回避”？ 诸如其人与兰克史学 之关系：身为执持历史主义立场。具有“文本崇拜”倾向而轻考古的兰克之后学 。 却何以在提出“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旨趣》一文结尾。又有要将“历史学 和语言学和生物学地质学能同样”的寄望？ 又何以在平日广泛涉猎心理学、逻辑 学、地质学、天体力学、数学物理学、比较语言学书籍的同时。 藏书中却偏没有 任何兰克的著作？诸如其人对于“疏通”的真正态度：状似排拒“疏通”不 遗余力的傅斯年。 何以在同期成文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中认为：“疏通致 远者为达”？在论及自己工作之方法时又有“先列为一表。 然后则要疏之上述问题种种。或非停留于文本传播与家派传承角度所进行的“物化”解释可以 厘清。 而必需致力于发见其人学理观念的内在演进。 傅斯年生前最重要之论敌钱穆曾说：“孟真在中国史学上。 实似抱有一种新 意向”。奈何其人一生为事功所累。又过早猝逝。“而遂有未尽其所能言者”。 至于傅斯年本人。 则曾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中。 另提有“此虽旧域。其命维新”之命题。 而本文亦循此大旨。不揣谫陋。惟望 能于上述“此虽旧域”的论题中。得点滴“其命维新”之进益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依笔者目力所及。学界关于实证史学之研究。可约略分为两个部分：一、实 证史学相关个案的研究。 亦即对学者个人之学术思想、心术志业、学术成果等研 究。包括但不限于传记、年谱、回忆录、书信及著作整理等。 鉴于实证史学在二 十世纪史坛之主流地位。其主要代表人物梁启超、王国维、胡适、傅斯年、顾颉 刚、陈寅恪等皆为大家。 相关研究数量浩繁。不胜枚举；二、围绕实证史学进程 展开的整体思潮研究。包括其定义、意旨、师承、成就、意义等。 而若依循研究 视角划分。则又可将实证史学的研究划为史学史视角与广泛的思想史学术史视角 两类。概而观之。 目前学界以实证史学思潮为直接研究对象的体量较为有限。尤 其是以“实证史学”一词作为术语切入的相关研究。 则更为鲜见。 对清季民初学术史的关注肇始于上世纪40年代。钱穆于其代表作《国史大 纲》中。即有“传统派”、“革新派”与“科学派”之总结。 此后一年。周予同在 《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一文中。则明确提出“史料”、“史观”二分之观点。 后者自发端以来便为学界所广泛认同。成为影响此后思想史研究之重要论断②。 金毓黻之《中国史学史》。 乃中国史学史研究之开山之作。在该书最后一章。亦 对“最近史学之趋势”加以概括。但囿于篇幅而未及尽述。 相形之下。顾颉刚 所作之《当代中国史学》一书。更为翔实可观。后者分为“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前 期”、“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以及“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后期”三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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