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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端来做岭南人”： 陈寅恪与内陆欧亚学的因缘 （中山大学 刘文锁） 近来重读《陈寅恪集·诗集附唐筼诗存》及《书信集》，从一些语句里，读出了一条与内陆欧亚学的因缘。寅恪先生少时受教，因家学的影响，曾意识到“神州文化”与域外文化的关系；及后来游学日、欧、美，得预国际内陆欧亚历史语言学之潮流，并以精通内亚等历史语言而为人所景仰，成为他人生的传奇之一。1925年归国任职清华国学院后，因时局的变化，当年的学业、抱负未及展开，而转眼已届暮年，直至“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1的情态。从学业、心志到情感上，他与内陆欧亚及其学问间保持的这段因缘，我从他《柳如是别传》前的著述，以及“无端来作岭南人”2等诗句里，读出了一些意蕴，也察觉到他早年心志的一条线索。 现在已是人类的21世纪，今年又适逢寅恪先生去世四十周年（逝于1969年10月7日3）之祭，虽然是相隔两个世纪的生、死陌途，但因为同在康乐园里“任教”，似乎又成了另一段的因缘，使人特别地心生怀念。东南区一号（今天已改作东南区369号）的故居，白泥地上踽踽独行的老人的身影，是这个园子里永恒的意象。今天我们仍处在中华民族亘古未有的变局之中，这是我们可以与寅恪先生的心灵沟通之处；在研治内陆欧亚史的学途上，也有这一段因缘为我们作伴。对他个人史和中国学术史来讲，这段因缘都有可发覆处。1964年夏《柳如是别传》的《稿竟说偈》，“痛哭古人，留赠来者”；41946年春作《来英治目疾无效将返国写刻近撰元白诗笺证》，“余生所欠为何物，后世相知有别传”；51962年11月（七十二岁）《壬寅小雪夜病榻作》“剩有文章供笑骂，那能诗赋动江关。今生积恨应销骨，后世相知倘破颜。”6这销骨的“积恨”里是自应包含青春年少时的学术志向在内的。我不敢以“后世相知”自命，但想诠解一段学术的心史，也算是在康乐园里“留命”九年的一个小结。 康乐园东南区1号和它的主人 1.《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少时） 这个稿子的写作年代和背景，《寒柳堂集》的编者已作解释。这里引他的一句自叙，述说最初的一个因缘： 寅恪少时亦尝浏览吾国医学古籍，知中医之理论方药，颇有由外域传入者。然不信中医，以为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若格于时代及地区，不得已而用之，则可。若矜夸以为国粹，驾于外国医学之上，则昧于吾国医学之历史，殆可谓数典忘祖欤？7 中医是陈寅恪的家传，其祖父陈宝箴精通中医，陈寅恪撰《吾家先世中医之学》，曾讲述他童年时（光绪二十一年）的一个记忆，即陈宝箴为谭嗣同父疗病之事；8及光绪二十五年（1899）随祖父寓南昌时，听其讲荠苨治咳嗽，“自是始知有本草之书”。9这时应是在他读家塾期间，所浏览的医学古籍恐怕都是祖父的藏书。 这种对中医的态度，反映他自小培养出的怀疑精神，可能是得自其祖父治家的作风。陈寅恪与兄隆恪读家塾是在其六岁时，因为祖父的要求而采用新式教育法，授课方式也别开生面。10 现在的研究已经揭示出中医与印度等医学的交流。且不说历代本草中有相当一部分依赖舶入（如香料类），有些理论和方法，也与域外有关系。111930年发表的《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12应该是少时对中医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源的探索的继续。 2.《与妹书》（1923年）与欧洲学业 陈寅恪早年求学的志向、学业，史料存世的极少，最值得解读者之一，是1923年基于归国后的考虑写给其妹的信，表露了游学的情况及归国后的打算： 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藏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其它零星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而已。若不得之，则不能求学，我之久在外国，一半因外国图书馆藏有此项书籍，一归中国，非但不能再研究，并将初着手之学亦弃之矣。我现甚欲筹得一宗巨款购书，购就即归国。……西藏文藏经，多龙树马鸣著作而中国未译者。即已译者，亦可对勘异同。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注意者。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关系者多。……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13 这是因为在欧洲学习东方历史语言受到了刺激，发奋于图书资料的收集，所以在下文里叮嘱其妹代为在北京搜购满蒙回藏文书，后来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文里，又借机痛发时慨：“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现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今日全国大学未必有人焉，能授本国通史，或一代之专史，而胜任愉快者。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最后则图书馆事业，虽历年会议，建议之案至多，而所收之书仍少，今日国中几无论为何种专门研究，皆苦图书馆所藏之材料不足；盖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户造车之比。”14我们当注意这个困扰中国学界至今的资料和视界问题，是造成陈寅恪归国后渐趋放弃研究方向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傅斯年提出“史学即史料学”主张的背后深层原因。 说来话长，陈寅恪在域外游学期间的学业，是值得关注的问题点，虽然将来的有心人可以去他当年的学校搜寻档案，但相信不会有多少的结果。毕竟在中华众多的求学生里，那时的他仍是个无名的生员。这些个人的旧事后人虽难以知晓，通过对彼生存时代的大背景的考察，或许可以察觉一二。 欧洲的东方历史语言学发端极早，尤其是受到海外碑铭搜求等大发现的激励，如早期由拿破仑远征埃及获得的三种语文的“罗塞塔石碑”（Rossetta Inscription）之解读成功，及英国语言学家H.C.Rolinsen（1810～1895）等解读“楔形文字”，由Rolinsen发现的大流士一世（Darius I）的碑铭“贝希斯顿碑”（Behistun Inscriptions），加上在叶尼塞（Yenisey）河和鄂尔浑河（Orkhun）流域相继发现的突厥文（Runi文）碑铭，15这些19世纪的发现、研究，至20世纪初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在中国西陲获得更惊人的语言文字资料时为止，东方历史语言已发展成“显学”。至陈寅恪游学时，在法、英、德几个主要国家，以大学为主，形成了几个研究中心。 陈寅恪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随兄师曾经上海往日本，开始其传奇的游学生涯，至1925年由德归国时止，期间学业情况，概可列为下述的简表（据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及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
陈寅恪游学的较详细资料，是其当年学习笔记。留德期间的学习笔记，经季羡林先生的整理，全部64本可以分为21类： 藏文 13本 蒙文 6本 突厥回鹘文 14本 吐货罗文 1本 西夏文 2本 满文 1本 朝鲜文 1本 中亚、新疆 2本 佉卢文 2本 梵文、巴利文、耆那教 10本 摩尼教 1本 印地文 2本 俄文、伊朗 1本 希伯来文 1本 算学 1本 柏拉图（实为东土耳其文） 1本 亚里斯多德（实为数学） 1本 金瓶梅 1本 法华经 1本 天台梵本 1本 佛所行赞 1本 16 寅恪先生当年学业的背景，是以内亚为主的历史语言学的兴盛。17在除以法国为重镇的汉学研究领域外，其它语种的东方历史语文，尤其是突厥文和梵文，在他学习时已全面展开，并出现了彪炳史册的大师。最关键的，是这个国际学术的“预流”，对于当年的陈寅恪，以及我国学术之深远影响，当世已警醒了少数有远见的学人，如沈曾植、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傅斯年等。这些出土语言文字资料的重要性和意义，是很明显的。 有一些资料和迹象显示，陈寅恪当年游学的志向，是试图通过掌握内亚地区发现的历史语言，以重建中国史学。 封怀（陈寅恪侄）《回忆录》里曾说：“他在欧洲，特别是对英、德、法语言文字学术，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在这三个国家得了三个学士学位。”18俞大维（陈寅恪妹夫）在《怀念陈寅恪先生》里，述说陈寅恪幼年即修习《说文》及高邮王氏父子（安国、念孙）训诂之学，以为“国学”准备；其后求学德国，从Lüders学习梵文和巴利文，进而研治佛学（《与妹书》里已表露出来），“他研究中西一般的关系，尤其与文化的交流、佛学的传播及中亚史地，他深受西洋学者的影响。”“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如上所说，在史中求史识”。19我们可以这样试作总结：出身神州士大夫世家的陈寅恪，一生遭遇亘古未有的文化变迁，必然会从“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出发，去思虑中西古今之变的内在逻辑，因而寻找到西域的历史途径；而西域文字的学习，也不过是欲“利其器”而已，所以他的志向并没有像当世的欧洲学人那样，以钻研文字那种小学功夫为志业，走语言学家的道路。 3.“新史学”的内陆欧亚研究旨趣：拓展史料 从寅恪先生所追求的学业上，可以联系到1920年代我国“新史学”建设的目标。后世痛遭批判的傅斯年“史学即是史料学”的论断，是那个年代最突出的“新史学”问题。为什么傅孟真当年要提出这样一个命题？追究学术史，从他当年的游学欧洲到归国后筹建以“新史学”为名义的中国现代人文科学体系，通过在中大创建“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到稍后创建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都反射出所受欧洲（代表西方）东方历史语言学的影响。 傅斯年之创建“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和“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目的，我们稍引其“旨趣”，可以窥见一斑。因此，很有必要重温这段历史。 傅斯年于1926年底游学欧洲后归国，受聘国立中山大学，在1928年，他在广州和中山大学期间，先后与顾颉刚等一起，创办了“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和“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段历史学人尽知，我们也曾试图回答为什么是“历史语言”的问题。20这里面是否有陈寅恪的影响？可以猜测的是，傅斯年在欧洲游学期间，对于彼洲方兴未艾的东方历史语言学盛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在其归国后凭着在祖国创建现代人文科学体系的壮志而付诸行动。21 “旧史学”的局限性之一，在于以汉文史料为唯一的史料，在眼界上也无法突破，就是李济批评的把中国史局限于长城以内：“中国的史学家把中国古史看作长城以南的事，长城不只是疆域的界限而且成为精神的界限。”22眼界和见识是特别重要的。桑原骘藏在《读陈垣氏之元西域人华化考>》里曾说出了刺激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 陈垣氏为现在支那史学者中，尤为有价值之学者也。……陈垣氏研究之特色有二：其一为研究支那与外国关系方面之对象，从来支那学者研究关系外国之问题，皆未能得要领，故支那学者著作之关于此方面者，殆无足资吾人之参考；惟陈垣氏关于此方面研究之结果，裨益吾人者甚多。……其二则氏之研究方法，为科学的也。23 援庵先生的学问，是因为使中国史的研究有了外在的参照系，把“神州文化”放在一个更宽广的“以世界为范围”的背景上来考察。这一眼光，陈寅恪也早已体认到，但是其中的一个实在难题，是研究资料的限制。24非须励精图治的积累、建设，是无以为功的。 在我们将论旨转入史料问题之时，是试图来察知以“史语所”为代表的“新史学”将史料——尤其是非汉文的、及非文字性史料当作工作之重点的理念中，陈寅恪所发挥的作用。因为陈寅恪与傅斯年关系非同寻常，25所以我们可以认为陈的欧洲学业经历及对“新史学”的看法，对傅斯年是一个重要的启发。 陈寅恪所赞赏的学问，从他对王国维之学的概括、评价上，可以得到反映： 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吾猃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尔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等是也。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遗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26 出土文献等考古资料、非汉文史料及外来观念之被强调，都反映在从语史所到史语所的旨趣当中了。1927年由傅斯年、顾颉刚在广州中山大学（时称“国立第一中山大学”）创办“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后改为“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在其周刊的《发刊词》里，开宗明义地说： 我们生在此际，应该永远想着：这个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我们研究的学问有怎么大的范围？我们向哪里寻材料？我们整理学问的材料应当用怎样的方法？能够这样，我们自然可以在前人的工作之外开出无数条的新道路，不致拘守前法，不能进步。27 语史所的学术架构，从研究所创立后开始的研究生招生计划到组织，都得到反映。语史所的设置，包括下列各组或研究方向：实验语音，汉语，汉字，考古，文籍校订，民间文学，中国乐梵汉番经论校读，民俗学，人类学，中国古代史，近代史料，英语学，英当代文学，等。28至傅斯年撰写《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时，修订为： 一，文籍考订； 二，史料征集； 三，考古； 四，人类及民物； 五，比较艺术； 六，汉语； 七，西南语； 八，中央亚细亚语； 九，语言学。29 关于史语所工作的思路也更明确了： 我们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第一步想沿京汉路，安阳至易州，安阳殷墟以前盗出之物并非彻底发掘，易州邯郸又是燕赵故都，这一带又是卫邶故域。这些地方我们既颇知其富有，又容易达到的，现在已着手调查及布置，河南军事少静止，便结队前去。第二步是洛阳一带，将来一步一步的西去，到中央亚细亚各地，就脱了纯中国材料之范围了。为这一些工作工作及随时搜集之方便，我们想在洛阳或西安敦煌或吐鲁番疏勒，设几个工作站，“有志者事竟成”！30 这个计划里最吸引人且看似大胆之处，是将触须向中亚的延伸，在吐鲁番、喀什（疏勒）设立工作站，“脱了纯中国材料之范围”就是寻求突破汉文史料的单一局面，这一在今天为学界普遍接受的观念，在当时还是有些惊世骇俗的。但我们知道傅斯年的这个西北计划，是在当时内外局势的张力下所深刻谋求的中国学术自主。因为，就在史语所创立的前一年（1927），由斯文·赫定与中国学术团体合组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已开始了活动。所以，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史语所的创建设想里的西北、中亚成分，是某种程度地受到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影响，此外也有陈寅恪等人的影响。 在前后几年间先后创立的两个研究所，为什么都以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为名义，在傅斯年执笔撰写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总报告》里，有这样的阐述： 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故如以历史语言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今者决意设置，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 此虽旧域，其命维新。材料与时增加，工具与时扩充，观点与时推进，近代在欧洲之历史语言学，其受自然科学之刺激与补助，昭然若揭。以我国此项材料之富，欧洲人为之羡慕无似者，果能改从新路，将来发展，正未有艾。故当确定旨趣，以为祈向，以为工作之径，以吸引同好之人。此项旨趣，约而言之，即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充；如是伸张，乃向科学成就之路。31 这里说的“固有学术”里，有清代“西北史地之学”，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它们都属于“旧学”的范畴。其中值得称道的徐松（《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和李文田（《和林金石录》、《元史译名考》），及撰述《西域考古录》的俞浩，都难能可贵地试图利用第一手的知识，但与史语所的“新史学”相比，无论视野、眼界、研究方法等等之方面，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一点是无须评说的。 4. 内陆欧亚与“神州文化正朔” 孙盛《晋阳秋》与郑所南《心史》的典故，是陈寅恪先生所萦怀的。如果华夏族也有一部“心史”的话，就是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里，与内陆欧亚民族的恩怨情仇。当年郑所南在《心史》里痛苦的陈述，寅恪先生是懂得的。 1906-1907年间，敦煌遗书为斯坦因、伯希和等大肆掠获，此时十六、七岁的陈寅恪正留日回来，插班考取上海复旦公学读书。没有证据显示他对这一举世震惊的大发现的反映，但至游学欧、美后，1930年为陈垣先生《敦煌劫余录》撰写的序，一方面痛陈“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另一方面又指出：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经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32 即我们须认清现实，奋起发展本国的学术。1931为《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特刊》撰写的《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里，说“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此今日之公论也”。33至1934年为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撰序，高度评价了陈垣的著述： 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先生是书之所发明，必可示以准绳，匡其趋向。然则是书之重刊流布，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者至大，岂仅局于元代西域人华化一事而已哉？34 这里反映出他的基本认识和态度：归根结底，学术自主是最重要的。 由敦煌、新疆出土文书为主干的“新材料”，变为“预流”的学问，这个转变的复杂内、外情势，我们前面已分析了。因为“神物去国”35已成既成事实，对神州学人来说，惟有发奋图强于后续的研究之一途。而陈寅恪“预流”于“新材料”的成果，也是时下新内陆欧亚学的基础。 陈寅恪先生（1890~1969） 陈先生关于内陆欧亚的学问，我们借用他当年给知交王静安先生的总结、评价，其实也是他自己学问的总结。看似其不曾充分地展开其学，成就似巴托尔德（W. W. Barthold）和贝利（H. W. Bailey）等的学问，在“无端来作岭南人”、“著书唯剩颂红妆”的表象下，却将“平生所学”的精髓，融入到其关于内陆欧亚与“神州文化”的历史关系的学说中——这就是民族文化的乡愁，在“神州文化正朔”与内陆欧亚的学问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这个复杂的学术问题，今天我们正愈益地认知清楚。深悉内陆欧亚知识的寅恪先生，坚持于“神州文化正朔”，为我们在经历着“全球化”浪潮的今天，如何思考中国文化的定位和未来命运，提供了一个指引。 最后，让我们重温陈寅恪审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时的一段话：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我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36 内陆欧亚为中国史和中国文化提供了一种新史观和新参照系，那就是她的开放性。 寅恪先生是内心世界无比丰富的学者、文人，出身清流官宦之家，一生最重要的时光是在不间歇的巨变中渡过。每一轮巨变都对“神州文化”造成了影响，所以他最萦怀的，也是处在亘古巨变下的民族命运和前途，尤其是民族文化的处境和赓续问题。今天，我们仍处在这一历史性巨变的过程中，让我们怀着 “了解之同情”，在研治内陆欧亚史的学途中，来深沉地缅怀这位前辈吧。 注释 1《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陈寅恪集·诗集附唐筼诗存》，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37页。 2《己丑元旦作时居广州康乐九家村》，《陈寅恪集·诗集附唐筼诗存》，第64页。 3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84页。 4《陈寅恪集·诗集附唐筼诗存》，第153-154页。 5《陈寅恪集·诗集附唐筼诗存》，第57页。 6《陈寅恪集·诗集附唐筼诗存》，第143页。 7《陈寅恪集·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88页。 8《寒柳堂记梦未定稿》，《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189页。 9《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18页。 10 陈寅恪中山大学“文化大革命”中第七次交代底稿：“小时在家塾读书，又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转引自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卷上，第12页。又参同卷陈小从（陈寅恪侄女）记录稿。 11参见陈明的论著：《殊方异药——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佛医东渐：以耆婆及其医方、医著为中心》，饶宗颐主编《华学》第九、十辑（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17-734页，等。 12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一期，民国十九年六月；收入《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176-181页。 13陈寅恪《与妹书（节录）》，《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2页。 14《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361-363页。 15 突厥碑铭之发现情况，参见耿世民著《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44页。 16季羡林《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秘书组编《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74-87页。 17刘文锁《中山大学西域研究的传统》，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05-319页。 18 转引自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39页。 19 转引自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50页。 20 刘文锁《“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往事》，《中国文物报》2008年2月1日第7版。 21这仍然是不脱费正清所谓“对西方的回应”理论的窠臼，虽然费氏等后来有修正，强调中国文化自主性创造的一面，但我们无法抹煞西方学术对于当时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以陈寅恪的留学经历观察，正是说明了这一深刻的问题：中国文化的自主与创新。这一问题到今天仍然困扰着我们。 22 李济《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张光直、李光谟主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81-87页。 23陈垣撰《元西域人华化考》“附录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5-152页。 24 参见陈寅恪1931年撰《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前揭《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62页。 25 王汎森《傅斯年与陈寅恪》，《中国文化》第十二期。 26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国维著《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一，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二版，第1-2页。 27《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一期。 28 以上并见《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一期，封三，《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招生简章》。 29 以上见《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广州，1928年。 30《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31 转引自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傅斯年全集》第七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初版，第2622页。 32参见《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6-268页。 33《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61-363页。 34《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9-271页。 35 罗振玉《流沙坠简·序》，罗振玉、王国维著《流沙坠简》，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页。 3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2页。
编者按：本文原载刘文锁《丝绸之路——内陆欧亚考古与历史》，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页228-239。引用请据原文。 长 按 关 注 本公众号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运营 文稿审核 沈睿文 排版编辑 马强 马晓玲 钱雨琨 出品单位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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